卞白眉

卞白眉（1884-1968）名壽蓀，字白眉，中年以後以字行。江蘇儀徵人，世居揚州。卞白眉的曾祖父卞士雲官至浙江巡撫，卞白眉的祖父卞寶第曾任湖廣總督，駐節武昌，卞白眉的父親卞緒昌曾捐官候補道，歷任安徽臬台、蕪湖捐道、鳳陽兵備道、安徽巡警道等職。叔父卞綍昌是張之洞的女婿，曾任駐長崎領事、承辦新式企業，還是隸書大家。卞白眉的夫人是李鴻章的侄孫女李國錦，六個兒子中有四人成為科學家，一人是銀行家，四子卞萬年是著名的內科、心臟科專家，在醫學界享有聲望。

卞白眉自幼攻讀四書五經，15歲應鄉試，成為童子秀才，16歲與李鴻章之侄孫女李國錦完姻。時值慈禧專政，朝政腐敗，國勢衰退，康梁變法維新，廢除科舉。卞府乃於揚州成立洋書房，聘日本教師小林健吉及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曹錫庚等，教授子女英、日文及其它科學知識。卞白眉學新學二年後，捐補為清末太常寺博士，移居北京，時年18歲。卞目睹當政朝野誤國害民，昏庸無知，毅然棄官赴美留學，1906年至美國，考入白朗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取得文學士學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卞白眉遂於1912年回國。經後任中國銀行總裁的孫多森介紹，參加大清銀行之善後和籌建中國銀行。自此，卞白眉步入中國金融界。

1913年中國銀行正式成立，享有發行、代理國庫等特權，成為當時政府的中央銀行。卞白眉入行之初，任發行局佐理，後升任總稽核。1916年因反對北洋政府明令停止中國、交通兩銀行（簡稱中、交兩行，下同）鈔券兑現，辭職移居天津，協助孫多森籌辦中孚銀行。1918年，馮耿生、張嘉璈出任中國銀行正副總裁，又約請卞白眉重回中國銀行，出任天津分行副經理，不久晉升為經理，直至“七·七”事變後，於1938年初離津去香港。在天津金融界，卞白眉先後工作了20個春秋，紛繁的國際國內鬥爭環境，錯綜複雜的金融生態形勢成就了這位金融鉅子，也鑄造了他的人生輝煌。

卞白眉在天津中國銀行有哪些主要業績？

中國銀行天津分行，自1924年起，根據總行實行區行管轄制的決定，成為華北地區的管轄行，統管北京、河北、山西、陝西、河南、察哈爾、綏遠以及天津市，共六省二市。卞白眉自1918年主持天津分行工作以來，時值外患內亂，政局多變，卞本民族之大節，循銀行之常規，周旋於政客軍閥、洋人豪強、敵特偽奸之間，殫精竭慮，歷經滄桑，創下了驕人的業績。

一、平息兩次擠兑風潮

由於1916年中、交兩行曾停止兑現，使中國銀行的信譽受到影響。卞白眉主持天津中國銀行後，即認真做好發行準備，堅持十足兑現，以恢復銀行信譽。

1921年11月15日，北京中、交兩行突然發生擠兑風潮。原因是當年北洋政府兩次借墊警餉480萬元，公債基金又借墊700萬元，以及原不兑現鈔券調換的存單陸續到期。消息傳來，11月16日天津中國銀行也發生擠兑風潮。當日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客户提款和櫃枱兑現即達160餘萬現洋。為此不得不自17日起限制每人只能兑換10元。時直隸省長曹鋭唯恐引起社會騷亂，即召見卞白眉詢問情況，索閲帳表。卞即採取應急措施：通知各代理發行銀行補足六成現金準備；商請上海分行運津現洋150萬元；與三津磨房公會商妥預存現洋5萬元，並通知全市1300多家米麪鋪，收到中國銀行鈔券，保證兑現。同時，由銀行公會電北洋政府國務院飭令天津海關照收中、交兩行鈔券，海關税務司並允將六釐公債基金提前撥來備用；又催收鹽餘款10餘萬元。這樣，至當月20日即平息了擠兑風潮，到12月1日又取消了限額兑換的規定。一場10余天的兑現風潮就這樣平息了。

1935年春，平津兩行又一次發生擠兑風潮。主要是由於美國再次提高白銀價格，使天津外商銀行和當時日、法租界內的若干家圖謀暴利的錢莊，不斷私運現洋出關。又加日本侵略者為搞垮華北地區民族工商業，擾亂金融，唆使日本浪人和朝鮮人一面武裝走私，一面以走私所得鈔券兑換現洋。當時在平津兩市擁向中國銀行擠兑者，主要是日本人、朝鮮人以及少數白俄。天津中國銀行在春節後開市4天之中，即兑付現洋30餘萬元。時平津當局對此都極為重視，曾提出制定兑現登記辦法和派警員到現場監督。北平市長袁良甚至請派日本憲兵到現場，以免影響社會治安和引起外交糾紛。卞白眉對此極力反對，並深悉此次擠兑風潮系由日本特務機關背後操縱造成的，只有充實儲備實力，方能抵禦外來壓力。因此，除向總行申報預為備足現洋外，又通令華北各地分支行，大量吸收現洋存款，源源運至平津，增加了庫存實力，抵擋了兑現壓力。與此同時，又通過當局與日本方面交涉，限制對朝鮮人兑現。雙管齊下，終於平息了平津兩市的又一次擠兑風潮。

二、支援民族棉紗布業渡過難關

棉紗布行業是天津重點商業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由於貨源短缺，外匯下跌，國內市場價格上升，經營棉紗布業的都得到厚利。戰前紗布年進口額在兩千萬兩以上，有存貨者都成鉅富，如隆聚、隆順、敦慶隆、瑞興益、同義興等家，其股東有孫、胡、金、潘、卞、範、紀、喬八姓，因驟富而被稱為“新八大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鎊匯價猛漲，進口棉紗布摺合銀兩計算，成本要比原訂貨高，加以國內軍閥混戰，銷路不暢。因此，凡訂有進口棉紗布的商號，無不蒙受損失。按當時匯價折算，天津棉紗布商虧欠洋行貸款約百餘萬兩，引起各方關注，外商銀行及洋行希望中國銀行出頭協助，棉紗布業也委託隆順紗布莊資東卞俶成懇託卞白眉幫助渡過難關。卞白眉在各方力量推動下，於1921年2月28日往晤匯豐銀行經理安德森、麥加利銀行經理曼因磋商解決辦法。最後議定由天津棉紗布商共同籌集白銀70萬兩，其中一筆50萬兩按月息2分存入中國銀行，定期20年，後10年無息；另一筆20萬兩，定期20年，後8年無息；月息也是2分。所欠洋行貸款由中國銀行負責以利息分期償還。至是年10月5日，經總行批准，各洋行與棉紗布商也無異議，即共同簽訂了償還合同，中國銀行以第三者的監證身份簽字，並經英國律師公證，認為合乎法律手續。至此，一場鬨動津市的棉紗布業虧損事件，得以圓滿解決。

三、開辦中國銀行外匯業務

天津自開埠以來，對外貿易一直控制在外商洋行之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許多洋行的業務中斷，中國對外貿易得以興起。當時天津華商貿易行有：利濟公司、華昌貿易行、興隆洋行、華孚貿易行、德記貿易行、協和貿易公司，以及猶太人和白俄經營的紫東洋行、遠東公司等。卞白眉為了扶持華商對外貿易的開展，經請示總行同意，於1933年在天津中國銀行開辦外匯業務，並聘用留美歸國的林鳳苞主持這一工作。同時，政府對我國留學生在外津貼等事，也都委託中國銀行辦理。

為開辦外匯業務，天津分行除自籌外幣外，曾向上海分行借用美金25萬元。同時通過隨市購買朝鮮銀行發行的鈔票，匯交日本代理銀行變成日元，再以日元兑換英鎊、美金、法郎等外幣，並從中收取兑換差價。開辦初期，國外的代理行有美國的紐約歐文信託公司，英國的米蘭銀行。

為了擴大出口貨源，扶持內地土特產外運，卞白眉曾撥專款一百萬元，作為內地押匯業務。並在華北各省、區分支行設立倉庫，使各地客商便於就地辦理抵押貸款、押匯貸款、打包貸款、出口押匯貸款等業務。各貿易商利用中國銀行各個環節的貸款辦法，十分稱便。中國銀行則既有物資保證，又可加速資金週轉，按期回收；且押款利息、貨棧棧租、代理保險結算等都可有不少收入，吸進了大量銀行存款，且放款、內匯、外匯等業務與日俱增。

當時，卞白眉指示中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一定要做到：收支平衡，不虧不長。如當天外匯進出發生差額，致使帳面不能平衡時，則以外匯折成黃金，委託東街錢莊（指坐落在東門外、宮南、宮北一帶的錢莊）買進黃金，以抵補當日外匯之缺額。

四、發放農貸及接辦紗廠

三十年代初期，華北地區連年天災人禍，農村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農業生產亟待救濟。當時金城、大陸等銀行支持華北棉產改進委員會，在華北棉產區組織農村生產合作社，發放農業貸款。卞白眉自1934年起，在天津中國銀行也開辦農業貸款，指定副經理束雲章負責，聘用留美歸國的農業專家三人，成立了工作組，分赴河北、河南、陝西三省產棉區考察。同時招考了一批大學生和高中生，委託華洋義賑會培訓後，擔任各縣的農貸發放工作。河北省有保定、石家莊、正定、邯鄲等二十個縣；河南省有鄭州、安陽、靈寶、許昌等十二個縣。發放的農貸以購買牲畜、農具、化肥、優種和小型水利設施為限。貸款多則幾萬元，少則數千元，以土地為抵押，一般為月息八釐，秋收後還款。同時引進國外良種豬、雞，供農民飼養，增加了農民的副業收入。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華北地區民族工商業者經營的紗廠，大多陷入困境，一度出現花比紗貴、布比紗賤的反常現象。當時鄭州的豫豐紗廠欠中國銀行貸款四百餘萬元。為使這一大棉布紗廠不致倒閉，卞白眉請示“總行”同意，並經與河南省政府磋商批准，由中國銀行於1935年11月將紗廠接管，該廠所欠債務和股權，皆由中國銀行出資清理了結。原廠長和職工全部留用，董事會則進行改組，由卞白眉任董事長，束雲章為總經理，潘仰山為經理。

1936年，宋子文鑑於法幣貶值，提出將儲蓄部存款六百萬元投向華北紡紗行業。為此，卞白眉曾擬訂“溝通秦豫紗廠經營計劃”。是年9月23日，“總行”討論決定先接管雍裕、整頓豫豐，以後再接辦晉華、晉生、大益成等紗廠。天津分行對各廠認股半數以上。接管雍裕紗廠後，派會計駐廠監督財政，並推薦技術人員進廠，改進工藝流程，使該廠生產大有起色。華北地區淪陷後，豫豐廠遷至四川重慶和合川兩地；雍裕廠遷至陝西虢鎮，成立了虢鎮業精紡織廠。1935年卞白眉還在陝西靈寶、河南彰德設立了棉花打包廠，以保證出口的質量。

1940年，中國銀行在甘肅天水成立分行，簡稱雍行，由束雲章任經理。天津分行在河南、山西、陝西等地紗廠投資及債權內部劃歸雍行接管，併成立了雍興公司管理各廠業務。

五、調解軍閥勒索銀行事件

1926年夏，奉系軍閥佔據天津，褚玉璞為直隸督辦。由於直隸省銀行所發行的鈔票不能兑現，市民拒不接受，褚玉璞即出面宴請天津商業和銀行各界代表於大來飯店，在席間提出以地皮作抵押，向各銀行借款，實為勒索。各界不敢得罪，遂由各行湊集一筆借款，以應付褚之無理要求，但抵押改為直隸省未發行之封存鈔票。至7月30日，褚突派人至各銀行檢查抵押品封存情況，發現鹽業、金城、大陸、中南等北四行動用了抵押封存的直隸省銀行鈔票。褚即借題發揮，揚言將派警察廳長丁振芝、官產處長譚温江等查辦此案。卞白眉身為銀行公會會長，即為同業出面奔走，先補齊了北四行所動用的抵押鈔票。但褚仍不罷休，又揚言要抓大陸銀行的許漢卿等，並聲稱如要了結此案，則北四行要交出罰款20萬元，並再以開灤和恆源股票為抵押，借款100萬元。警察廳長又通知北四行等經理，拘票已經發出。經卞白眉請求緩期兩天拘捕。此時卞和北四行主要負責人吳鼎昌、周作民、談荔蓀等洽商後，由吳鼎昌出面，請張作霖之國務總理潘復從中疏通；並由卞在潘宅和張、褚見面，提出北四行答應借款80萬元，以山東省公債作抵押，將來直隸省發行公債時，四行即認購80萬元，而不再另行交款。當年8月29日，北四行在天津銀行公會向褚交出現款80萬元。卞白眉作為見證人，就此了結此軍閥勒索案。

六、天津淪陷後拒絕與日偽合作

1937年7月，日軍佔領天津後，偽幣尚未發行，而日軍急需法幣搶購物資。於是日方指使前北洋政府外交總長曹汝霖等傳話，希望中、交兩行共同向日本正金銀行和朝鮮銀行透支300萬元法幣。卞白眉認為銀行之間少數週轉，原無不可，故允透支20萬元。但日本侵華商社興中公司負責人十河卻致函銀行公會和偽河北省銀行，定要共同籌集300萬元。卞白眉親到租界十河住宅説明籌集法幣之困難，不能大量供應。十河竟出言恫嚇，卞毫不畏懼，不歡而散。

當年8月30日，日方又擬以金票300萬元調換法幣300萬元，並要求中國銀行將所換金票存入庫中，不能動用。曹汝霖又出面向卞説項，似應遷就日方之要求。卞當即表示：若此遷就，中、交兩行是否能維持下去，亦成問題，再次拒絕日本的調換要求。

到9月19日，日方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又令曹汝霖往訪卞白眉，擬由河北省銀行加發鈔票，然後以金票兑換法幣。卞白眉即鄭重告知曹等，這一辦法，問題更多，又予以拒絕。

1937年12月，偽政權決定成立華北聯合準備銀行。先由曹汝霖出面約請中國、交通兩行及“北四行”負責人徵詢意見。後王克敏又於12月16日親臨天津與卞白眉商討成立聯合準備銀行事。當時，卞白眉明確表示：（1）不加入股本；（2）不能截止發行日和發行額；（3）不能交出全部準備金。

12月23日，偽政權在北平外交部大樓召集各銀行負責人開會，責令各行認交聯合準備銀行股金。當即決定中國銀行為450萬元，交通銀行350萬元，“北四行”和河北省銀行各為80萬元，冀東銀行則為50萬元，共計1250萬元，當場強令各行負責人簽字認股，雙方僵持不下，最後由王克敏出面，授意卞白眉簽註“儘量籌集”四字。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簽寫：“卞白眉儘量籌集”7字，以示他並非代表中國銀行。王克敏又強行規定各行股款必須於1938年2月1日交齊。

卞白眉於簽字後心情十分沉重，在日記中寫道：“從前之我，已於今日死，此後僅行屍走肉，活死人耳！”

1938年1月，中國銀行總行通知卞白眉去香港開會。幾經周折後，卞於2月10日乘英輪澤生號離津赴港。到港後，成立天津中國銀行駐香港辦事處，仍遙領天津分行，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抗戰期間，他先後擔任中國銀行總行發行集中委員會主任委員，代理總稽核，民國32年（1943年）任中國銀行副總經理，民國38年（1949年）總行解散後退休。1951年遷居美國。卞白眉曾長期任天津銀行公會會長（主席、理事長）、天津市商會執委、常委。他與中外各界人士廣泛交往，並熱心於教育、社會福利等公益活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歷史表明：卞白眉是一位享有相當威望，並很有影響的銀行家，對國家尤其是天津金融事業和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是做出貢獻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