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小吾

卞小吾1875年出生於重慶，清《重慶日報》創辦者，年齡很輕便考上了秀才。但他對功名利祿不感興趣，專愛交結有識之士，談論國家興亡之道。當時的中國，正陷於瓜分豆剖的危機之中，特別是八國聯軍入侵之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為了還債“天府之國“的四川，苛捐雜税竟超過正額10倍，搞得民不聊生、怨聲沸騰。他懷着對清政府的徹底失望，對災難深重的祖國的深厚感情，積極投身於民主革命的時代潮流。他先到北京，隨即於1903年到上海，結交了一些有進步思想的京、滬記者。經過數月探討，卞小吾深感辦報是愛國知識分子喚醒民眾、開啓民智、宣傳救亡。提倡革命的最有效工具。他三次到上海租界監獄去會見因“蘇報案”而被捕的革命宣傳家章炳麟和鄒容，與他們商議，認為四川地處西陲，交通不便，民智未開，清政府的防範不及京、滬之嚴，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於是，卞小吾在上海採購了當時震聾發聵的革命宣傳品《警世鐘》《革命軍》《蘇報案紀事》等數百本，於1904年2月返川抵渝，決心自辦報紙。為了籌集經費，他毫不猶豫地變賣了全部祖遺田產，得銀六千餘兩，又四處奔走呼號。經過9個月的努力，終於創辦了四川第一家日報——《重慶日報》，地址設在重慶方家十字麥家院（現重慶市中區七星崗一帶）。為了使這個歷經艱辛才呱呱墜地的報紙真正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職責，而官府又不致於肆意摧殘，卞小吾決定以一個外籍進步人士作掩護，聘日人竹川藤太郎為社長，而本人只作為日報的一名記者。在卞小吾等人的積極籌措下《重慶日報》較之於當時四川的其他報紙，有更美觀的版面，更及時的新聞，而且在內容上敢於針砭時弊，抨擊現政，揭露列強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比如，它曾用《老妓頤和園之淫行》這個在當時可謂駭人聽聞的標題，轉載上海革命黨人報道的慈禧太后在頤和園行樂的消息，使人讀後痛快淋漓，扼腕叫絕。卞小吾本人不僅在日報上載文宣傳愛國，宣傳革命，還充分利用記者身份，集會講演，對官吏的貪污，對民生的凋敝，痛加揭露、批判，並大膽指出國衰民窮的根源以及如何國富民強的道理。卞小吾還集資創辦了華東火柴公司，以保證日報進一步的經費來源。為了《重慶日報》的生存和發展，卞小吾真是做到了竭盡全力，絞盡腦汁。結果，在短短几個月內，《重慶日報》的銷量由最初的500多份上升到3000多份，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卞小吾出色的辦報活動引起了清府官吏的注意，他們密佈羅網，陰謀圖害。首先，清府勾結日本駐渝領事，向《重慶日報》社長竹川藤太郎發出立即返國的命令，以免在迫害卞小吾時引起外交糾紛。竹川離渝後，對卞小吾下毒手的風聲日甚一日，親友都勸卞小吾皙避其鋒，但是，卞小吾全然不顧，他慷慨陳詞，“章炳麟坐監能避不避，鄒容更自願投案，何等偉大我豈能後人。苟不幸，上可以質皇天后土，下可以對四萬萬人民”。1905年5月29日早晨，卞小吾照例到他為啓發女工愛國民主思想而創辦的女工講習所去授課，路經方家十字路口時，潛伏在附近茶館裏的衙役突然竄出，一擁而上，強行將卞小吾塞進官轎，抬到巴縣衙門秘密拘禁起來。為防止民眾起而鬧事，官府嚴格封鎖消息，致使親朋好友營救無門《重慶日報》也因無人主持而自動停刊。其後不久，卞小吾被秘密押往成都，臨行時，衙役用鐵鏈將卞小吾的雙手鎖在轎杆上，以防逃逸。卞小吾毫無懼色，反而輕鬆幽默地説道：“藉此鍛鍊鍛鍊大佳”。到成都後，由於清官害怕對卞小吾無辜定罪將遭到輿論譴責，甚至引出亂子，因而既不結案，又不審訊，這樣一拖就是三年。儘管卞小吾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但救國救民的決心和鬥志絲毫不減。他常常在獄中自我鼓舞道：“在此黑暗世界裏體驗體驗生活也好。”他始終不忘作為一名記者為民疾呼、為國疾呼的使命，在獄中仍奮筆疾書，寫出《救蒼血》《呻吟語》等宣傳文章，號召民眾起來反抗侵略，反抗壓迫。他還經常幫助同獄之人學習文化，認識愛國道理。清政府見卞小吾在獄中仍以愛國宣傳事業為職志，竟不擇手段，指使獄吏威逼利誘受到永久監禁的罪犯王佐生殺害卞小吾。在1908年5月15日夜間，王佐生手持匕首刺向卞小吾…………四川新聞界的一位英勇的愛國志士倒下了。為了殺人滅口，王佐生也在第二天夜間被毒死，清政府揚言王系畏罪自殺，以此混淆視聽，欺騙社會輿論。 ^[2] 

時清王朝黑暗專制，喪權辱國。卞小吾讀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有云：“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治天下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這是對暴君政治和封建制度的激烈批判。卞小吾讀此書時，結合當時的現實，使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心中播下了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種子。

由於鄉里孤陋寡聞，卞小吾便赴重慶，於是結識了資產階級革命先進人物楊滄白、朱叔痴、田心澄、董鴻詞等，受他們潛移默化，逐步轉變為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識分子。一九零二年，四川青年紛赴日留學接受新思想。卞小吾深受影響，決心背叛封建家庭，投入救亡運動。方向雖定，但究竟從何入手，尚在探索之中。於是便同楊滄白、朱叔痴等人商量，他們認為救亡乃當務之急，主張他先到京、滬兩地觀察形勢，再定具體行動。

卞小吾遂於當年先到北京，看出了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入侵，清王朝腐敗，搖搖欲墜的j情況。那拉氏慈禧獨攬朝政，窮奢極欲，竟把全國人民節衣縮食用以興辦海軍的經費，移修頤和園。他十分憤恨，隨後又南下赴上海，結識了馬君武、馮自由、謝無量，並參加蔡元培等所組織的愛國學社。每週往聽講演，加深了他對革命的認識和信心。上海《蘇報》是當時宣傳革命、揭露清王朝黑暗專制的報紙。主筆章太炎曾在該報發表《駁康有為意見書》，批判了保皇派君主立憲的謬論，繼又刊載了介紹鄒容《革命軍》的文章，內有：“載活小丑，不辨菽麥”等語。朝廷十分痛恨，於是加上“仇恨今上，謀為不軌”的罪名，將《蘇報》查封，章太炎被捕，鄒容投案自首。逾年，章太炎被釋放，鄒容瘐死獄中。這就是當年震動全國的《蘇報》案。由此而對有志青年激起了一種殺頭不怕、坐牢為榮的大無畏精神，對卞小吾是——次有力的激勵。

這期間，卞小吾曾三次就獄中與章、鄒兩人商討今後革命的進行辦法。章、鄒認為：北京、上海早已為清廷所矚目，危險性很大。四川地處西陲，反清滅洋運動此起彼伏，民氣激昂，大有。用武之地。卞小吾遂於一九零四年二月返渝，向楊滄白等人講述了京、滬兩地情況，並參加了重慶早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遊想會”，利用郊遊機會商談革命大事。他們定出了行動計劃：辦報紙以廣宣傳，創東華火柴公司以振興實業，抵制日貨；設東文學堂、女工講習所，以開風氣而儲備人才。經費無着，卞小吾便毅然返家與次兄子宣商議，將兩人祖遺田產全部變賣，得白銀六千餘兩。復赴上海，購回陳天華所著《警世鐘》，鄒容所著《革命軍》及《蘇報案紀事》等數百冊，在重慶知識分子中廣為散發，接着於方傢什字麥家院創辦《重慶日報》（在今重慶賓館附近），聘日僑進步人士竹川藤太郎為社長以作掩護，免遭清王朝的摧毀，社務則由卞小吾全力主持。《重慶日報》對清廷的黑暗、官吏的醜惡，猛烈地加以揭露和抨擊，並轉載了原載《蘇報》的一篇文章一一《老妓在頤和園之淫行》，把西太后罵為“老妓”，在羣眾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激發了羣眾反對清王朝的情緒。《重慶日報》是重慶地區最早的革命報刊，它以鮮明的戰鬥性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重視。四川總督錫良對此驚恐萬狀，密令川東道台及重慶府尹，不惜一切手段加以取締，並逮捕卞小吾，但要求注意策略，不要引起外交糾紛和羣眾憤怒。適值日俄戰爭爆發，各地日僑奉命返國服兵役。於是川東道台和重慶知府經過精心策劃，決定賄賂日本駐重慶領事，命竹川返國服役，為釜底抽薪之計。朋輩識破這—陰謀，力勸卞暫避，免遭毒手，家人亦力促離渝。但他慨然不以為可，認為革命事業正在蓬勃發展，豈可因我—人之安危而停止工作，並怫然作色誼：“章炳麟坐牢能避不避，鄒容更自願投案，何等偉大，吾豈能後人，又何懼哉。上可以質皇天后土，下可以對四萬萬同胞，亦復何憾。”故《重慶日報》照常出版，對反動王朝的抨擊更加激烈。 ^[3] 

卞小吾，這位四川報業的先驅，雖然在36歲的英年過早地犧牲了，但他開創的事業，他親手創辦的《重慶日報》，卻像一隻高唱的雄雞，引來萬聲齊鳴，迎來拂曉黎明。三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可以這樣説，在這一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果中，有一份卞小吾烈士血的貢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