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士雲

卞士雲，中嘉慶二十一年舉人，道光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補山東道監察御史，掌京畿道。八年、十二年，典試楚、蜀。十二年，分校禮闈。會清查兩淮鹽務，制府議改建章鹽艘直達長江，不復由儀徵捆掣。既滋流弊，並絕儀邑生機，上疏痛陳其害，前議遂寢。又兩淮各場艒船販私，囊延各岸，阻滯額銷，兼擾沿江商旅，復奏請飭下嚴禁。

歷知安慶、鳳陽、寧國等府，升廣西右江道、湖北按察使，所至政績丕著。陛見日，面諭曰：汝任御史時，即知汝材幹明練，做京官好，做外官亦好。到任不數月，署布政使。時天主教匪牛八、銅船水手黃和尚等案，冤累無辜，悉予開釋。

升湖南布政使，嗣丁內艱。值二十一年海疆不靖，服尚未闋，奉旨總理浙江糧台，旋署浙江巡撫。羽檄交馳，軍事繁劇，以致積勞成疾。方鎮江告警時，有代慮揚州眷屬者，曰：吾以身許國，身且不顧，何有妻孥?補浙江布政使。未幾，卒於官，年五十有六。

平生居官勤慎。同官有陛見者，上諭曰：卞士雲才具操守，朕所素知，爾等當效法之。著有退思齋詩集、省齋試貼偶存。

子寶書，官直隸滄州知州。滄州回、民雜處，俗好剽劫。寶書下車後，捕獲著名積匪，盜風以戢。咸豐八年，鄰邑歲旱，飛蝗入滄境，不傷禾稼，民鹹以為政治所感。尋權順天府治中，兩署通永道，發奸摘伏，吏不敢欺。以道員罷歸，卒。子寶第，自有傳。 ^[1] 

卞士雲提出“禮經家國”的興家治國理念，在江都卞氏“忠貞堂”下創立“榴瑞堂”堂號。

在家族“忠孝傳家”的千年家風基礎上，又以“國家的民生興衰為使命”，作為忠貞堂家族後裔人生不懈追求的方向，提升了族人行為目標的格局。以不屈不撓的驅夷愛國主義家族精神，以生命為代價，為“忠貞榴瑞堂”家族百年抗夷史所履行的社會責任，做出了典範榜樣。

卞士雲以“忠孝傳家”的信仰和以民生為己任的追求，奠定了家族後裔對家、國責任的強烈意識，自覺推進了家族和社會的文明進步。

著有《退思齋詩存》、《省齋試貼偶存》。

卞士雲生子五：寶書，寶德，寶恩，寶弟，寶慶；一女。

卞士雲先祖東晉尚書令卞壼（卞忠貞公），累事三朝，為人剛正不阿，秉公辦事，不畏權勢，仗義執言，維護朝廷綱紀不遺餘力，兢兢業業，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以匡風正俗為已任，不肯隨波逐流，苟同時俗，為國事任勞任怨，幹實為官，以褒貶為己任，對權貴違紀違法，秉公斷事，使舉朝震肅。

公元327年，蘇峻叛亂，眾大臣紛紛出逃。卞壼已作好死戰的準備。328年2月皇帝臨危任命卞壼為宰相、右將軍，率兵保衞京城建鄴。卞壼領軍被蘇峻戰敗。卞壼知大勢已去，仍奮力死戰，身上已多處受傷，仍拒不逃避，直至戰死。他的兩個兒子卞眕、卞盱，見父親戰死，忍着悲痛，拼死痛殺叛軍，相繼戰死。

後晉成帝與大臣們朝議，“父為君死，子為父亡，忠孝之道，萃於一門”。追贈卞壼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等榮銜，諡號“忠貞”，祀以太牢。贈子卞眕散騎侍郎、卞盱奉軍都尉。晉安帝時，以錢十萬為卞壼父子修了一座墳墓，葬於冶城西側（今南京朝天宮西）。

“三仁而為百世師忠孝而為天下法”。南京朝天宮卞公祠、卞壼父子墓折射的忠孝精神，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家族精神。歷經一千餘年風雨的南京卞公祠和墓，是歷朝歷代統治者推崇備至忠孝責任的民族主流文化，代表着中華忠孝愛國主義精神文化象徵意義的歷史遺存。

卞壼家族後裔，始終以“忠孝傳家”為家風恪守，千餘年來恪守着儒家主流價值觀，是中華民族歷代盛產“忠臣、孝子”的家族，史稱卞壼後裔為“忠貞世家”。

榴瑞堂是卞氏“忠貞堂”下的一個堂號，由卞士雲所創建。卞士雲進士及第，以翰林入仕，忠孝傳家，責任興國，脈承學識，創揚州卞氏“忠貞榴瑞堂”，確定了後輩以“國家民生興衰的為己任”，作為家族社會行為準則的價值體系，擴展了後輩人生行為的功德意義格局。使家族成為晚清揚州地區的八大名門望族之一。

卞士雲家族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始至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的中國百餘年屈辱史過程中，以一脈傳承六代人的百年堅守，以忠貞愛國的家傳責任，以忠正剛直的家族基因，以奮勇驅夷、愛國愛家的行為，作為“忠貞世家”傳統共性“忠孝傳家”品格操守的表現形式，以國家尊嚴和民族利益為己任，在捍衞國家領土完整、國格尊嚴涉及國家核心利益方面，引領或參與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百餘年相關外夷侵華的愛國大事件，“忠貞榴瑞堂”家族，以忠貞家風和捨身取義的大無畏忠貞愛國犧牲精神，自覺維護國家利益，積極承擔起強國衞國的重大責任，為“忠貞世家”的傳統責任，添磚加瓦！

卞士雲家族是國家近代百年屈辱史中奮勇驅夷的忠貞家族。以卞士雲一脈相承六代人前仆後繼的強國驅夷、捍衞國家尊嚴的忠貞生命歷程史；清末民國初年家族計六人留學美國，全部及時歸國參與國家建設，為“為社會謀福利，為國家求富強”做出了巨大貢獻；家族百年為官，無一人貪腐和賣國；二百年來家族後裔，始終推進着中華民族“文化強國、標準提升”的社會進步等四個愛國硬性指標的建樹，以“傳統的愛國主義家族精神”，默默的為中華民族撐起了愛國主義家族一面標誌性的旗幟：

卞士雲保國抗夷的行為，培育和深刻影響了“忠貞榴瑞堂”的歷代家風，家族世代履行着卞士雲作為人生榜樣的驅夷保國的愛國主義家族精神；卞士雲家族在民族百年恥辱過程中，以家族為單位，全過程參與、領導了各時期的抗夷保國的愛國主義歷程，捍衞了民族尊嚴，保持了“忠貞世家”的歷史榮譽。

卞士雲11歲時，他的父親卞銘就去世了。母親陳氏靠幫別人家做針線活也要供他上學。當時在府學時，有人看到他十分聰慧，願意出重金要他去做生意，他母親卻謝絕了。在隆冬風雪之日指着院前石榴樹説：“老天保佑我兒讀書功成名就，石榴樹隆冬也會開花。”果不其然，石榴樹不久開了兩朵花。從此卞士雲斷絕做生意念頭，潛心苦讀，於1816年嘉慶丙子鄉試奪魁，1823年道光癸科進士第六名，入翰林院為編修，累官至署理浙江巡撫，浙江佈政史。為了報答母親的一片苦心，卞士雲將自己的這一支命名為“榴瑞堂”。

卞士云為人剛直，心胸坦蕩。兩淮私鹽販賣嚴重，國家壟斷的鹽銷路不好，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安徽鹽司周文忠嚴厲懲辦，誅殺較多。卞士雲就上表彈劾他，但結果是周文忠反而升任安徽巡撫，而卞士雲被派到鳳陽任職，成了周文忠的部下，別人都以為卞士雲害怕不敢赴任，但卞士雲卻坦然上任，他處事幹練，為民請命，對無辜者全部開釋。

道光十一年（1831年）糧倉虛空，御史卞士雲先後疏言，各直省州縣於常平倉大率有價無谷，其價又不免侵用。帝命各督撫嚴核究治。然據十五年户部奏，查各省常平倉谷實數，仍止二千四百餘萬石，又非嘉慶時可比，況咸豐間天下崩亂之日乎。

卞士雲一心為國，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鴉片戰爭期間，沿海的浙江常常遭到英國軍艦的侵犯，軍務十分繁忙。卞士雲身先士卒，指揮防禦。軍民缺糧，川、鄂兩省糧船不能到達浙江，卞士雲奏請免税，並四處招徠糧商直達浙江，以解燃眉之急。英艦進入長江，鎮江告急，手下人對他説他在揚州的家眷恐怕不安全。卞士雲卻厲聲説道：“我要以身殉國，奮不顧身，還談什麼妻兒老小。”從而極大鼓舞了浙江軍民抗擊英軍侵犯的決心。道光皇帝兩次召見卞士雲，並説：“汝任御史時，即知汝才幹明練，做京官好，做外官亦好”；“卞士雲才具操守，朕所素知，爾等當效法之。”

卞士雲對家鄉儀徵卻十分關愛，支持家鄉的發展。他在當監察御史時，兩江總督上表擬對淮鹽運輸方法進行改變，鹽船從瓜洲出江，直達皖贛鄂湘“揚子四岸”，不再由儀真運河至江邊捆掣，這樣一來儀徵勢必失去昔日繁華。卞士雲一方面感到這樣做弊端很大，一方面念及家鄉的生機將絕，上疏痛陳其害，這一動議也就胎死腹中。

卞士雲在道光8年（1828年）任四川大主考時，以匾額的模式，提出“禮經家國”的理念。“禮”，為道德；“經”，為法治；即在家族領域的公共行為應實施道德治家的方式，對於社會領域的公共行為，要實施法制治國的強制刑事規範，而不能一味的以道德責任相譴責。當今“禮經家國”的觀點，對於治國治家尚具有着積極的引導意義。“依法治國”，應將道德行為的社會結果，納入法制責任的領域。尤其是在“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和“見死不救”等公共行為方面，道德約束必須輔以法治相強制，才可規範人們對待善、惡道德社會後果行為的法制標準，而不是僅僅強調和規勸、論述道德應擔當的行為，使法治承擔起規範道德的公共行為意義，提升公民在法制建設中，積極推進社會公共責任所承擔相關後果的法律意識。

“禮經家國”的理念，具有“依法治國”的前瞻性、進步性、普及性、文明性、執行性。

卞士雲僅有一姐，嫁給太學生吳熊弼。

卞士雲生子五一女：寶書，寶德，寶恩，寶弟，寶慶；一女。

卞士雲存世二子一女：

長子：卞寶書，歷任直隸滄州知州、順天府治中、直隸通永道，成為“衝涉風濤、不避艱險，相機應對、均屬合宜”的護疆民族英雄；

四子：卞寶第，歷任湖廣總督、閩浙總督，成為“鞠躬盡瘁 臣子之芳 名垂信史聿昭不朽”的封疆大吏中愛國功臣；

一女適浙江巡撫，程楙採之子、同知銜直隸候補縣程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