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

1983年5月27日，我國首批18位博士誕生。

同年10月19日，我國首次培養出了第一批文科博士。至此，我國的學位制度全面趨於完善、成熟。

自20世紀80年代之後建立碩士、博士學位制之後，各院校相繼大量招錄研究生。中國高校的研究生學位制，課程，答辯，錄取系統基本建立成熟。僅僅數十年的時間，中國高校以及科研單位已經為中國，也為世界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從中國畢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許多已經擔任重要學術領導。其中相當一部分甚至在世界一流大學和研究室從事學術研究並擔任學術管理。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的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從體制上已經具有一定的規範和系統，但是從學術理念，教育本質，學位定義等方面還仍然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

截至1990年底，我國共授予博士學位約0.7萬人。

截至1999年8月30日，我國共授予博士學位5萬餘人。

博士生招生數從1982年的302人發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大於碩士生招生數的增幅。

從1996年到2006年，11年間我國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總體規模上發展迅速，全國授予博士學位人數從5578人增加到35628人，為原來的6.39倍，年均增長率為20.4%。

2006年，美國培養出了5.1萬名博士，中國大陸是4.9萬名。到2007年，我們的博士人數超過5萬人，截至2007年，我國累計被授予博士學位者達24萬人，2008年培養博士人數將繼續上升，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

2008年4月，中國大陸獲准授予學士學歷的大學有700多所，美國有1000多所，但我們擁有博士授權資格的高校超過310所，美國只有253所。

截至2009年8月31日，我國累計授予博士學位33萬餘人。

2012年，根據日本科學技術學術政策研究所的報告，世界各主要國家每100萬人中博士比例的差距較大。其中英國最高為348人，日本為125人，中國最少僅為38人。另外，各國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博士數量相對較大。總體而言，中國的博士比例仍遠低於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2] 

2021年，中國博士培養單位再度擴容，在增加了34所高校後，高校培養單位達到398所，2021年在學博士生達到50.95萬人。

2022年，博士招生人數達13.9萬人，在校生人數則達到55.61萬人，較2018年增長16.66萬人。

2023年7月，從2018年新增28個博士點授權單位後，2018年招收博士生9.55萬人，國內在學博士生達到了38.95萬人。 ^[4] 

博士是對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的稱呼，同樣也可用來稱呼已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員。主要通過擁有博士點的普通高等學校和擁有博士研究生培養資格的相關科研機構舉辦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試”來進行招生。

在國外特指獲得過博士學位的人，把博士生也稱為某某博士。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三級學位中，博士學位是最高的一級。

中國學位制度一般籠統稱為碩士和博士。但是，歐美大學的研究生學位，每一個都要其清楚的定義和嚴格的劃分，其中包括基礎課範圍，專業課時要求，研究內容，研究生資格，學術評審等等。一般的意義上，只要確定博士的名稱，即可以按照高等教育的規定找到其準確的定義。所以，對於中國大學每一種博士學位應該有教育部十分詳細，清楚的科學定義，否則會發生類似陳丹青教授對博士考核要求的質疑。作為大學教授，我們首先應該對自己領域的學位制度有清楚的瞭解和認識。

“但是在21世紀知識卻是為了實用，求職，專業，甚至功利。至此，知識便從教育的內涵中剝離出來成為社會競爭和生存的手段。如果某種知識在實用中沒有多少意義，就會在教學中淘汰，或者不受重視。任何一門知識的教學大多有明確的目的，比如英語於託福，數理化於出國，文史地於高考，熱門專業於求職等等。而因材施教和專業訓練使得大學與教育完全隔離開來，成為專門職業的訓練場所。所以，高強度訓練出來的學生託福可以滿分，但交流能力低下。文科考試高分，然而不具備文雅的氣質和高尚的理念。政治第一名卻缺乏思想和激情。這正如Newman所言：知識越專業，越不成其為知識。如此訓練出來的學生，只具有極強的職業意識和競爭力。但是他們平淡，索味，膚淺，單一，缺乏品味和典雅，沒有個性和風格。”

“如果一個人學過許多高深的課程，而且門門都是滿分，獲得許多學位，這並不一定意味着他受過良好的教育。除非他上過Newman型的大學。一個具備極強的競爭力與生存手段的人，比如在商業和企業方面的獨特能力，不見得需要大學教育。因為有許多成功的企業人士沒有本科教育。所以成功的定義在今天可以與教育毫不相關。大學的學位對於許多人來説的確已經變成了一種社會地位的標籤，而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

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進步，保持冷靜的思考，富有色彩鮮明的文化個性，具備人文精神和傳統內涵，品味高尚，温文爾雅，完全是因為大學教育和它的知識羣體。如果大學離開自己的本質，知識分子首先會變質變性。社會將急劇地退化和變異。而社會退化的特徵是：道德淪喪，焦慮浮躁，品味低下，無視信義，假劣氾濫，破壞文化，失去自我，缺乏自信，迷失方向。這樣的社會可能充斥金錢和高科技，卻絕沒有希望和前途。” ^[3] 

下文討論的有關博士學位和學術研究的概念完全是基於歐美大學的模型和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陳丹青教授致清華大學領導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多是對中國高等教育弊病的批評和對藝術領域研究生教育的看法。他對中國教育體制，研究生培養，教學大綱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陳丹青是中國藝術界十分著名的畫家。他對於中國教育寄予極大熱情和希望。由此，他以自己多年的海內外工作，生活經歷為培養藝術人才誠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十分值得欣賞的。

高等教育本身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有其獨特的概念和定義。中國高等教育事實上是在模仿西方的大學和學位制度。對於新型的中國高校，我們還都在摸索學習自己並不熟悉的西方教育系統。並且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

中國文明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有自己獨特的哲學理念，教育系統，和方法論。中國的哲學以老，莊，孔，孟為核心，滲透於中國的文化，社會，教育，和國家。中國古代教育的特點是以學者各立門户，在眾多的弟子中傳播自己的知識和理念。在藝術和技術領域多為師徒方式的傳授。古典教育體系為家教和私塾與科舉制度。而中國傳統的方法論（Methodology）就是易經，陰陽，經絡，等等。分析中國的文化傳統，我們可以發現，尤其在近代，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有明顯的區別。

西方文明有三大組成部分：希臘經典，基督文化，科學民主。希臘哲學奠定了思維的基礎，基督教建立了西方文化價值的核心，科學是尋找真理的方法，而民主是社會的基本形式。其中完善的科學體系與民主政治是西方文明在近代的產物，也可以定義為西方的現代文化。它起源於17世紀的笛卡爾哲學和18世紀的英國啓蒙運動。並很快波及世界，成為現代發達社會的主要特徵。由於人類對科學的接受，其它文化中的思維方法顯然受到排擠甚至清除。比如中醫，陰陽説，風水，古天象，和八卦。即便這些具有深刻文化內涵的方法仍然在東方民間流行，但在科學領域內部，在科教系統，都不被承認。與其説是方法的爭論，不如説是文化的衝突。即便在西方世界，所有科學系統強烈抵制，排斥非科學思維，比如預言説，算命説，古天象説。

中國自“五四”之後開始採納西方文明中的科學理念和教育系統。比如小學，中學，大學，以至今天的研究生院。所有這些教育的理念和形式都以歐美教育模型為基礎。其中包括教學大綱，學位制度，錄取標準，師資培養，和校園文化。所有中國當代社會的教育體制在清末之前都不存在。因此，對於中國社會，現代教育基本上是模仿西方體制而建立的。雖然，在制度和方法上全方位的沿襲了西方，但是在理念上還存在許許多多的誤解甚至錯誤。尤其在研究生教育，學位制和學術研究方面。這裏所指的學術包括人文和藝術領域。

對於學位制度，尤其博士學位，我們必須有清楚的認識和理解。在歐美國家，以美國為例，博士是最高的學位。但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學位絕不僅僅是博士（Ph. D）。美國以及歐洲的高等學位分為兩大類：一種是研究型學位（Research Degree），另外一種屬於職業型學位（Professional Degree）。為了避免中英文翻譯的誤差，本文將直接用英文名稱解釋這些學位。

研究型學位的“博士”英文為“doctorate”，它來自拉丁文：“doctor”，其中有“teacher” 的意思。這個詞起源於歐洲中世紀。在那個時代，“teacher”是一個人在大學教書的證書。而我們通常講的“博士”學位英文為：“Philosophy Doctor”（Ph. D）。在英國系統裏稱為：“Doctor of Philosophy”（D. Phil），“Ph. D”是現代歐美大學中在學術界任職的基本學位要求。首先，博士（Ph. D）是一個學術研究型的學位。它要求在學術研究領域有嚴謹的訓練和考核。一個博士必須懂得什麼是學術研究，學術規範，學術道德，學術服務。在美國系統裏，博士生不僅要通過最基本的博士資格考試，修完固定的課時，平均B以上的分數，還要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並在世界學術雜誌發表一定的論文。最後在博士委員會成功的答辯自己的學術論文才可能得到博士學位。在理工科，博士生一般要經過3到6年的時間才可能完成學業。

博士（Ph. D）是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離開了學術研究就失去的博士的意義。那麼什麼是學術研究呢？在現代西方高等教育中，首先必須在“科學”的範圍內從事學術活動。科學除了自然科學之外還包括人文科學，比如社會學和藝術理論。在西方現代大學裏沒有任何可以被承認的“非科學”的“博士”，也沒有任何“非科學”的研究活動。於是，在討論科學研究的課題時，必須對什麼是“科學”進行一般意義上的定義。但是關於科學的定義卻並不簡單，它屬於一個哲學的範疇。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定義“科學”為現代國際學術界認可的學術活動，並且可以在世界正式的學術雜誌上發表的一切研究成果。而學術研究意指在對自然規律和社會現象的探索中創造，積累知識的活動。由於我們刻意的定義這種活動屬於科學範疇，那麼學術研究即是基於科學概念的基礎之上，利用科學方法，進行的系統的理論與實驗活動。對於“科學”的定義，可參見本文作者的論文“科學的定義。”

西方高等教育除了研究型學位之外還有職業型學位。這些學位是為那些具體社會職業培養高級人士的。比如醫學，法律，等等。首先，這些學位是進行職業工作的基本要求，就如同博士學位必須是做教授的基本學位一樣。但是培訓的目的截然不同。研究型博士是為了培養研究人員的，或者是培養學者的。而職業型學位是為各行各業訓練專門職業人員的。職業型學位與研究型學位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前者必須在通過統一職業執照考核之後才可以掛牌行業。比如律師和醫生。而研究型學位沒有這個要求。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職業的法律責任要求。比如醫生的職業直接關係到人的生命，建築師的設計決定房屋的安全。因而有嚴格的執照要求。

醫生和律師都是一種專業性極強的行業。而工作的目的和性質與科學研究有本質的不同。科學研究的目的是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探索和解譯，而醫生必須及時地治病救人。所以研究型學位培養的是學者，而職業型學位訓練的是專家。因為這些職業，比如醫生和律師，並不從事任何實驗和理論性的研究工作，而是在實踐中解決特殊的具體問題。比如治癒疾病，訴訟法案。但是，由於中文和英文的差別，把職業型的“Doctor”都翻譯為“博士”是不夠準確的。因為中文裏的“博士”往往與學術，研究，學者這些概念聯繫起來。而職業型學位的培訓目的和以上這些活動沒有直接的關係。

在高等院校的學位制裏面，還有一類屬於藝術型的。比如音樂系裏面有為表演型的學生設置的“Master of Music Art （M. M. A）”，還有更高級的學位，比如“Doctor of Music Art （D. M. A.）”。對於音樂理論的研究，還有Ph. D in Music Art. 在音樂藝術裏，也有表演型學位和研究型學位之分。表演型的學位，比如MMA.和DMA.注重表演方面的訓練。課時要求大多在表演技能方面的提高（如聲樂和演奏），同時也有相應的理論課程。畢業時要求一定場次的音樂演出。但是Ph. D則沒有音樂會演出的要求，而必須有論文的答辯。從中可以看出，表演類的學位主要是學生演出技能的訓練，而研究型的學位與其它領域一樣注重研究能力，理論分析，和學術水平。

在繪畫，設計，建築等藝術科系裏，設有十分類似的學位。作為藝術專業，Master of Fine Art（M.F.A.）一般已經是的最高學位。因而可以滿足藝術職業的要求。甚至可以在高等院校藝術專業擔任教授的職位。西方大學的藝術專業一般很少設置Doctor of Fine Art （D.F.A.）（建築學也是如此），而且DFA往往都是名譽學位。目前美國只有少數大學設有DFA。比如耶魯大學設置有戲劇評論的DFA。其它高等院校設置電影，視覺藝術，文學創作等專業的博士學位。如果已經擁有MFA學位的人希望在高等院校競爭相應的教職才會考慮獲取DFA。一般從事藝術創作的人不會去讀Ph. D，而僅僅獲取Master of Fine Art。

博士是最高學位，就是説可以作為學生得到的最高水準（有些國家博士生也是工作職位，如德國）。

博士後，又稱博士後研究員，指那些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在大學或科研機構中有限期地專門從事相關研究或深造的人，博士後不是學位。博士後研究人員是指經批准並在全國博士後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註冊，在流動站或工作站裏從事博士後科研工作的人員。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博士後”表明的是一種經歷。博士是最高學位，不能把“博士後”看成比博士更高一級的學位，對博士後研究人員不能再授予其它任何名義的學位稱號，同時“博士後”也不是專業技術或行政職務。

其二、博士後研究人員主要從事科學研究，而這種科研工作往往具有探索、開拓、創新性質。

其三、博士後研究人員是國家正式工作人員，而不再是學生。他們在博士後研究期間要與其他正式職工一樣計算工齡，除享受國家規定的優惠待遇外，還享受同本單位正式職工一樣的各種待遇。

其四、對設站單位來講，博士後是有期限的工作人員，不列入正式編制，工作期滿後必須流動出站，在其獲得固定工作崗位前，實際上處於流動狀態。

博士後的起源地在發達國家。很多博士畢業後難以找到固定工作位置，而準備爭取固定工作位置，就到想去的單位（一般是大學或者其它科研機構），從事一定的研究工作，於是他們就成了博士後。“博士後”不應理解為一種經歷，“博士後”全稱應是“博士後研究員”，——即“博士後”是指人，博士後研究員中“博士後”三字只是表明一種經歷，而非指“博士後”就是一種經歷，“博士後經歷”才應指一種經歷。口語中，他是“博士後”。正確的理解應是——他是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在大學或科研機構中有限期地專門從事相關研究或深造的人。

在我國，博士後經歷時期形式上更象一種博士後教育，要進博士後工作站，出站後頒發一種經歷證書。你要搞清楚的是一點：包括我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的最高學位都是博士，沒有博士後這個學位。

在職博士是指學習方式相對脱產形式而言，既通過正常入學考試（統考或單考）取得入學資格，在培養單位教學或培養方案許可的情況下，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博士生。

讀在職博士沒有學籍。讀在職博士課程考試達到要求，論文答辯通過授予學位，發學位證書，不發畢業證書。

（一）申請人必須已獲得碩士學位，並在獲得碩士學位後工作五年以上。

（二）申請人應在教學、科研、專門技術領域做出突出成績，在申請學位的學科領域獨立發表過高水平的學術論文，或出版過高水平的專著，其科研成果獲得國家級或省部級以上獎勵。

具備申請博士學位基本條件的同等學歷人員，應當在學位授予單位規定的期限內，向學位授予單位提交以下材料：

1．碩士學位證書；

2．最後學歷證明；

3．達到申請學校對博士生研究生要求的公開發表的有關學術論文，出版的專著，以及科研成果獲獎的證明材料；

4．申請人所在單位向學位授予單位介紹申請人的簡歷、思想政治表現、工作成績、科研成果、業務能力、理論基礎、專業知識和外語程度等方面情況的材料；

5．兩位教授或相當專業技術職務專家的推薦書，其中至少有一名博士生指導教師。

已經資格審查合格的申請人，按博士研究生培養方案規定的課程參加考試。自通過資格審查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全部課程考試，且成績合格。未通過課程考試者，本次申請無效。

我國針對博士生的管理，採用的是鬆散的導師帶學生的管理模式，基本是學生一年時間上課，兩年時間跟隨導師做論文。由於課題項目不多，大部分的博士生都是在上課一年之後，就紛紛投入到找工作的大軍當中，到各個公司去實習，為將來的工作做準備。更有甚者，剛考上博士就已經在外邊的公司就職，只是期末參加考試就萬事大吉。這種管理方式直接導致導師對博士生的指導不足。

據調查，我國博士生導師數量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博士生數量的要求，使得當下我國每名博士生導師平均要帶5.77名博士研究生，高於國外每名導師帶2至3名學生的比例。

社會科學的性質決定了學習社會科學的學生不必像理工學科那樣整天泡在實驗室、整天做實驗，他們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來決定的，早晨幾點起牀、學習幾個小時、學習的中途休息多長時間等，完全由自己控制和把握，這就養成了隨意性。

如果從事的工作和所學的專業對口，那還可以將工作看成是對學術的補充，大部分博士生的工作只是為了養活自己，賺點小錢而已。這樣不僅浪費寶貴的讀書時間，而且會使得博士生的讀書心態發生變化，一部分人就會脱離理論研究，轉而投向不能夠最大限度的發揮博士生比較優勢的領域。這不僅使個人的發展受到了時間的限制，而且也浪費了國家寶貴的教育資源。

我國博士教育的經費主要包括生活補助、科研經費、獎學金、培訓撥款、研究撥款、出國訪問、教育基金等部分，但數量上嚴重不足。

第一，博士生生活補助水平較低。學位制度建立之初，國家對博士生補助非常重視，博士生的補助水平相當於當時的五級工資標準，與當時生活水平、工資標準比較，相對較高。中科院教授王錚回憶説：“1989年我作為博士研究生收入是91元，這比一般人高，他們是每月78元。”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着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分配體制的改革，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而博士生資助標準變化不大，博士生補助水平與工資水平的距離逐漸拉開。據中國統計年鑑的相關數據，2006年城鎮居民家庭中等偏下户的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性支出為6108.33元，而博士生補助水平大約為每人每年6000元，可見，博士生補助水平非常低，只能勉強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報告課題組（2006年）對博士研究生的經濟收入和開支情況調查顯示，大部分博士生支出高於收入，熟悉博士生生活狀況的博士生導師也認為，博士生中經濟困難者佔有較大比例。

2017年3月5日，“提高博士研究生國家助學金補助標準”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依據《財政部教育部關於進一步提高博士生國家助學金資助標準的通知》（財科教〔2017〕5號）文件要求，從2017年春季學期起，提高全國研究生招生計劃內的全日制博士生（有固定工資收入的除外）國家助學金資助標準，其中中央高校博士生從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即每生每月提高250元。

《財政部教育部關於進一步提高博士生國家助學金資助標準的通知》原文中提到，除中央高校博士生從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外，通知規定，地方高校博士生從每生每年不低於10000元提高到不低於13000元。

第二，科研經費嚴重不足。我國高校博士生資助經費主要來源於國家下撥的獎學金經費（主要是普通獎學金的方式），因此，積極推動的以科研資助為主的資助體系的資助力度不大，資助金額有限。“一方面，由於導師科研經費數量不足，博士生從這一渠道獲得的科研資助比較少；另一方面，我國研究型大學為博士生設立的助研、助教、助管崗位普遍不足，加上我國很多大學的財務制度中缺乏明確規定，或者資助標準較低。因此，儘管幾乎所有博士生都參與導師的科研課題研究，但並不是都能拿到助研工資，能夠從助教、助管崗位拿到穩定工資收入的博士生為數也很少。”（摘自教育部原部長賙濟的講話）獎學金方面，不少高校的獎學金已經失去了其獎學功能和對學生學習的激勵作用，變味為助學金，幾乎人人有份。這種資助結構體系沒能體現資助的初衷，也難以發揮各種資助方式的作用。

第三，從資助結構來看，文科博士生資助狀況令人擔憂。通過對大連五所大學的歷史、金融、社會、經濟、會計五大院系全日制博士生收入調查發現，各學校基本上每月發放國家補助的350元和學校補助的240元。科研經費方面，歷史系博士生的科研經費幾乎沒有，金融學和會計學專業學生平均每月能拿到200元左右。相比之下，理工科的科研經費要高很多，基本上每月都能拿到1000元以上的科研經費。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現行體制下不同專業的博士生經濟資助水平差別較大，文科博士生的資助狀況更令人擔憂。

第四，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每年都會公派一部分博士生進行出國訪問，國家負擔全部的費用，可是名額極其有限，只有極個別的博士生能夠獲得這個資格，資助可謂是微不足道了。

教育科研能力不足，與實際相差甚遠

科研經費的嚴重不足，直接導致教育科研能力下降。理工科的科研經費要導師自己解決，這種狀況導致了“教授像商人”現象的蔓延。在發達國家這種狀況有所不同，教授有國家撥款的教育經費支持，如果教授能夠做出成果，進行成果轉化，將得到更多經費的支持。

博士生導師一般一年帶2～3名博士生，主要任務是跟其做課題。一般來説，社科類的課題項目比較少，文科類博士生幾乎沒有課題可做，從而無法鍛鍊博士生的動手能力和寫作能力。全國政協委員、安徽大學副校長韋穗表示，由於科研項目數量有限，不少博士生從事的科研方向並不是學科前沿的研究工作，有的則長時間侷限在一些低水平橫向開發項目上。好不容易申請下來一個科研項目，由於經費的限制，相關的研究只能是閉門造車，沒有實際的調研支持，導致科研成果不符合實際狀況，重複建設現象嚴重，導師和博士生花費大量時間研究出來的成果只能束之高閣，毫無用武之地。

博士培養評價機制不符合教育規律，如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強制發表論文制度，除學位論文外，必須在所謂核心期刊上發表數篇論文。將論文數量作為惟一的考核指標，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大家都在湊夠要求的數量，論文抄襲現象屢見不鮮，虛假論文遍地飛，粗製濫造現象嚴重。

國家、社會對博士人才的要求是什麼？教育學者熊丙奇指出，國內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養學術人才，而是滿足社會對“具有博士學位人才”的需要，就是對“博士頭銜”的畸形需要，這導致博士教育規模迅速擴大，而質量急劇下滑。因此，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讓博士教育只保留“不起眼”的學術功能，從根本上把大學“還原”為教育機構、學術機構，只追求教育價值和學術價值。

根據學科性質，博士生教育應該是“象牙塔”裏的科研學術訓練，而不是大眾教育。我們必須明確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培養目標，博士生教育應以培養學術性人才為主，重視理論性、基礎性學科的人才培養，而不是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因此，博士生教育與碩士生教育的學科結構應該具有一定的差異性。

目前我們所授予的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二者的學科結構很接近。這種結構雷同，一方面説明了博士生教育要以碩士研究生教育為基礎，但從另一方面來説，也沒有真正體現博士生培養目標與碩士生培養目標的不同。博士的就業領域應該以研究和教學為主，美國70%以上的博士畢業後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2006年我國博士生畢業後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人數的比例僅為46%。該比例的下降説明更多博士進入其他領域就業，這與博士培養初衷有所偏離，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説明我國博士增長速度較快和結構的不合理。

按照“研究者”來定位博士生，那麼博士生就應該獲得相應的工資，就應該具有“指導教師的科研合作伙伴”的地位。如此，他們在經濟上就能夠自主，在科研上就可以獨立進行研究課題的規劃和設計，在研究的道路上就能夠更自由地進行探索，博士生創新的限制性因素就可以大大降低。

中國有句俗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政府應設立面向博士研究生的獎助學金，包括學費和生活費兩部分，大幅增加國家對博士生教育的撥款額度。國家作為博士生教育的主要受益方，應擔當主要資助責任。在資助對象上，政府應給予基礎研究和人文社會學科更多的政策傾斜，以扶持這些學科的發展。

國家資助的科研課題一般只有資料費、設備費等，而沒有“科研人員工資”的財政預算。我國高校博士研究生“三助”崗位的津貼主要由學校籌集資金予以解決，高校財力的有限決定了崗位工資都不高，一般是每人每月300元左右。各學校獎勵資助增加部分，主要是由學校和導師共同出資，其中，學校承擔絕大部分，導師從其科研經費中抽出部分給予補充，但各個高校能籌措到的經費畢竟有限，其效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應改變我國博士研究生“三助”報酬偏低的狀況，推進科研撥款體制改革。政府資助的研究課題應設立“人頭費”項目，並建立相關制度來規定勞動報酬在整個科研經費中的合適比例，使為博士生的科研支付勞動報酬有章可循。

以課題為依託，考核博士生的方法掌握情況。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是訓練博士生獨立學習，以及從事研究工作所需要的邏輯思維能力與嚴謹求實作風的手段。博士論文的題目選定、框架及實驗設計、資料收集與處理等階段，都是訓練博士生獨立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環節。

將學術訓練作為評價博士生的主要標準，改變現有的以論文數量為指標的標準。針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嚴厲的懲罰，並且導師應該負有主要的責任。實施博士論文答辯的匿名評審制度，規定每一位博士生答辯必須要求有若干位相關領域的外校博士生導師參加現場的答辯會，並提出相關的前沿問題。將硬性的論文數量轉變為軟性的相關專業人士的現場答辯，把論文答辯作為評價其是否能夠畢業的主要標準。

長期以來，我國產業界的博士生培養能力一直為人們所忽視。我國的大型國有企業不乏一些高水平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他們不僅擁有較雄厚的本學科知識，而且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有較強的研究、開發和利用先進技術和設備的能力，這是一筆潛力巨大而且條件優越的教育資源。這些企業如果採取與高校、科研部門聯合，或者為其單獨設立學位授予點的方式，不僅可以為我國研究生規模的擴大開闢一條有效的渠道，而且也有利於緩解我國應用型高層次人才不足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充分發揮我國產業界對專業型博士的培養能力，通過博士生的培養來增強企業的“造血”功能。當今許多發達國家，如英國的企業與大學聯合培養研究生，美國廣泛開展的“合作”教育或稱工業與大學的聯合體，以及日本的向社會聘任導師等做法，都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很好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