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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銅北運

鎖定
南銅北運,是清雍正、乾隆直到光緒、宣統幾個朝代的要政之一,時間始於雍正四年(1726年),終於宣統三年(1911年),歷時近185年,其中雍正四年至咸豐年間近130年為鼎盛時間,很多年份運量在600萬斤以上,運量最大的年份可達797萬斤。 [1] 
中文名
南銅北運
別    名
滇銅京運
目    的
供應貨幣
開始時間
1726年

南銅北運歷史背景

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建立了統治中國267年的清王朝。滿清皇帝汲取了前朝各種貨幣混用,導致國家金融混亂的貨幣制度教訓,取消了紙幣,只准使用銀幣和銅錢,一兩銀子兑換1000枚銅錢,使鑄錢所需的銅量大大增加。但當時的大清王朝並不敢輕易在各地開採銅礦,擔心大量開礦會聚集眾多勞動力,形成反清復明勢力。從康熙十五年(1676年)開始,鑄錢量就逐漸低迷,數十年內都無法達到順治年的高峯水平。延至康雍交替之時,寶泉局甚至一度陷入無錢可鑄的尷尬。清朝的前期實行了收集前朝舊銅錢和百姓家中的銅器回爐融化來鑄造銅錢。 [2]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海禁開放,中國鑄幣用銅就幾乎全部來自日本,進口量常年維持在二、三百萬斤,最高時甚至達到七百萬斤 [3]  。這一可觀的輸人數量主要是由於日本的銅價低廉,品質又優良 [4]  ,通過海運輸往中國的交通成本也並不高,從而形成銅幣鼓鑄“惟需東洋條銅”的嚴重局面好景不長的是,17世紀初德川幕府開始實行“鎖國政策”,日本船隻嚴禁出國,偷渡者也被一律處以死罪 [5] 
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後,日本開始限制中國船隻入港,包括銅礦在內的各種礦產資源自然也採取保護措施,嚴禁出口,使得從日本輸入的銅料逐年下降,只夠需求的一半之數,另一半“實屬無從採買”,至道光年間只剩60萬斤左右 [6]  [5]  。為了彌補銅料不足解決銅荒而從其他國家進口銅料的努力也以失敗告終,標誌着以洋銅進口為依靠的銅政難以為繼。歷史記載,會澤銅的開採、冶煉、鑄幣歷史至今已有3200多年。東漢時期,會澤鑄造鍛打的“堂琅銅洗”已是聞名遐邇。到了明朝,會澤又進人規模化的鑄幣時期,產銅量佔全國一半以上。現存於會澤江西會館中的“嘉靖通寶”大銅錢就是例證。 [2] 

南銅北運歷史沿革

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即下令“雲南開局鑄錢”,以就地拔充雲南駐軍所需的兵餉。雲南銅礦的產量達到750萬斤,除了解送充京局鼓鑄、各省採買及本省鼓鑄以外,尚餘300萬斤。 [7]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雲貴總督蔡毓榮向康熙帝上的《籌滇理財疏》,內中提出四條理財之策,頭兩條就是“廣鼓鑄”和“開礦藏”,認為以滇銅之饒,如果在此增爐鼓鑄,既可以解決雲南駐軍兵餉之不足,政府也可通過對銅礦實行“每十分抽税二分”的政策獲取20%的礦税收入,其餘息還可作為財政收入上繳。經雲貴總督尹繼善上疏建議並經九卿議定,除江浙兩省因地理便利而仍從海外採購洋銅用於本地鼓鑄之外,所有解京銅額一概改為滇銅。 [6] 
¨第二年,雲南巡撫張允隨又就滇銅京運事宜作了奏報,清廷在其奏報基礎上制定雲南運銅條例,就中對滇銅京運的數量、期限、損賠等事項都做了規定,確定以四百餘萬的定額作為“正運銅斤”,另給雲南加派一百七十萬零
四千斤作為“加運銅斤”,這兩種銅斤又都另外加上數額不等的“耗銅”。正、耗、餘三項總計每年高達六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斤的滇銅,每年經由雲南主要銅廠轉運四川I,再經長江、運河分送工部寶源局與户部寶泉局,作銅錢鑄造之用。乾隆四年(1739年)起,這個數額成為定例。 [6] 
南銅北運的線路以會澤和東川礦區為起點,經四川瀘州,順長江過湖北、湖南,到杭州,抵天津、進北京,沿途需要經過八個省,一個來回最快需要19個月,辦結所有手續要兩年以上。清代學者嚴中平在《雲南銅政考》一書中曾計算過,南銅北運,陸路2200餘里,水路8200餘里,全長在萬里之上。 [2] 
雍正12年,清朝政府在會澤建立了第一個寶源局,也就是鑄幣廠,就地開採銅礦鑄成銅幣運往各地平息錢荒。乾隆年間,經濟發展達到鼎盛,中國一度成為全世界同期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貨幣的流通量更大了,於是在會澤又建立了寶源新局。為了把會澤地區產出的大量銅料順利運往京城,乾隆皇帝公開頒佈了《雲南運銅條例》,並對朝廷的銅料採購工作做出重大調整,認可京城鑄錢局所需的鑄幣銅料全部以滇銅為主。於是,雲南東川府會澤地區的經濟發展步入輝煌鼎盛時期,成為了清政府“銅政”下的“特區”。銅業政策大大放寬,朝廷把採銅和鍊銅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給商人做了。 [2] 
阮元的《雲南通志稿》稱:清代,東川府一帶山區,到處是大大小小的銅礦。乾隆三十三年,山上的銅礦達38家。大的銅廠有礦工數萬人,最大的湯丹礦銅廠,礦工多達十餘萬。每年額定運交京師滇銅600萬斤,是當時中國名副其實的銅都,被稱之為“萬里京運第一城”。 [2] 

南銅北運社會影響

南銅北運不僅大大促進了雲南地區採銅業的發展,而且促進了雲南地區、長江地區、運河兩岸的交通與城鎮的發展。滇銅主要產區的滇東北一帶地理和人文條件都很複雜,例如京運主要銅廠之一的湯丹,“銅廠礦井一般位於海拔2000米左右,先要運到附近僅4公里、海拔1100米左右的小江河谷,落差巨大,在沒有現代索道運輸的條件下,山路盤折,可能多靠滑道、揹負和馱馬運輸, 艱辛之狀,可以想見。”而正是出於運輸滇銅的目的,清政府才着力修治滇東北地區通往各地的交通道路。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