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衙北司之爭

宦官集團在中晚唐時期，在軍事、內政上的權力日益擴大，以至於擁有與正統決策機構南衙對抗的能力，並且甚至凌駕南衙之上。這反映了南衙北司之爭的內在實質。

唐初，宦官集團受到特別的抑制，“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歐陽修, 宋祁.新唐書· 宦者上:卷207[M].中華書局, 1975.）”。到玄宗時期，宦官由於受到皇帝的寵信而擁有一定的實權，但這種實權非常不穩固，完全處於王權控制之下。如寵臣高力士。而安史之亂之後，由於皇帝對於武將的不信任，天生似乎缺乏危及皇權能力的宦官在軍事、內政上受到的重視均不斷提升。南衙北司之爭由是展開。

宦官集團之所以崛起，另一個原因則在於缺乏與之對抗的力量。漢代外戚勢力強大，專權的宦官始終受到外戚的制約，其影響力往往不能持續而限於一人，而且影響力本身也難以過分擴大。可是唐朝沒有這樣勢力強大的外戚。同時，南衙由於內部的鬥爭，不能充分發揮制約宦官集團的作用。唐朝的執政集團，在武后之前一直是繼承自宇文泰的關隴集團，而武后出於統治需要，提高科舉制地位，出自科舉的新一派人士進入中央決策機構，並掌握實權，關隴集團由是被削弱，而新興集團力量還不強大。於是南衙整體的實力始終不夠強大。

宦官集團崛起的第三個原因則在於士大夫的態度。對於宦官集團的崛起，士大夫總體上採取一種接受以至於依附的態度，而不像前朝士大夫一樣，劇烈抗議這種敗壞禮法的狀況。正如趙翼的評論：“東漢士大夫以氣節相尚，故各奮死與之拄；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至唐則僅有一劉對策。”

宦官集團崛起的表現，在軍事、內政兩端。軍事上體現為對中央禁軍的控制，內政上體現為樞密院決策權的提升。

這種崛起始於李輔國。馬嵬之變後，肅宗離開玄宗，到靈武登基，在這個過程中，寵臣李輔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肅宗即位之後，李輔國地位極高。內政上，“四方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宦官）”，他成為皇帝與大臣交流的唯一橋樑。“宰相與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新唐書·列傳·卷一百三十三，宦者下）”。軍事上，肅宗本來令第三子建寧王李倓掌管禁軍，但後來李輔國稱李倓有異志，肅宗立刻將他賜死，把統帥禁軍的權力交給李輔國。

而此時的李輔國，仍然完全處於王權控制之下。肅宗死後，他仍然過分專權，自恃輔佐先帝的老臣，這一切都引起了代宗的不滿。代宗採取措施，非常輕易地剷除了李輔國。

這之後，宦官程元振接管禁軍。他為人飛揚跋扈，因為私怨誣殺節度使來瑱，因為小事貶謫宰臣裴冕，這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在朝臣壓力之下，代宗最終將程元振解職。

再之後，掌管禁軍的是宦官魚朝恩，他擔任本出自邊軍的神策軍的監軍，這支軍隊在討伐安慶緒的相州會戰中崛起，後來在代宗永泰年間為平定吐蕃叛亂做出巨大貢獻，成為禁軍。魚朝恩最終同樣因為權勢過大而被皇帝授意除去。宦官自此不再掌管禁軍。

肅宗、代宗年間，宦官集團曾經在掌握禁軍方面達到極致，而最終衰落。同期他們在內政上的影響力，則持續提升。玄宗、肅宗時期，宦官只是負責在皇帝和樞密房之間傳遞信息，到代宗時期，宦官開始在樞密房內工作，“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舊唐書· 陳少遊傳:卷126[ M]）”。

德宗年間，涇原之變爆發，這次戰爭中，神策軍為德宗的最終勝利做出了主要貢獻，而相關軍事將領中，又有很多人蔘與叛變，而宦官集團始終非常忠心。德宗最終把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代宗年間的左右兩廂是一軍之內的，全軍仍由一人統轄，而德宗年間左右廂則是兩支軍隊，這種分神策軍為兩支的做法始於德宗興元元年）。貞元八年，神策軍正式完全處於宦官控制之下。貞元十二年，設置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由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充任。

此時，作為樞密使的宦官的權力也在逐步擴大，他們可以與宰相大臣一起參與延英奏對。兩樞密使和兩神策軍護軍中尉合稱“四貴”。

順宗年間，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發動，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宦官權力，但最終失敗，宦官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

憲宗年間，設置內樞密使制度，“元和中，始制樞密二人，劉光琦、梁守謙皆為之（王欽若.冊府元龜[M] .北京:中華書局, 1981.）”，宦官掌樞密便固定下來。神策軍此時已經經歷了軍隊的擴充，戰鬥力提升，而且在鎮壓藩鎮叛亂的戰爭中多次取勝。元和四年，憲宗令宦官吐突承璀領神策軍駐守京城中的一支，去平河北藩鎮興起的叛亂，並對勝利予以厚望。但是這隻駐守京城的軍隊實際上戰鬥力很弱，而戰鬥力強的軍隊又不能離開，因為當時唐與吐蕃交惡，他們要護衞京城；而河北藩鎮又是一向不服統治，勢力強大的。這次征討最終失敗了，神策軍由此地位衰落，不再作為征討藩鎮叛亂的領軍出現，戰鬥力也由此下降。神策軍護軍中尉的地位自然也被降低了。在宦官集團中，任樞密使的宦官取得較高的地位。

自憲宗以至於宣宗，宦官勢力主要表現為左右皇位繼承。“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M] .北京:中華書局, 1975）’，除唐敬宗系由太子身份繼位之外, 其餘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 均為宦官所擁立（王守棟《論唐中後期南衙對北司的依附》）”。

自唐懿宗之後，宦官的權力進一步擴展到侵涉行政權力，唐僖宗、昭宗期間，樞密使的“貼黃”權力，最終導致這種情況：“唐末議政程序原則上應於延英由宰相、樞密共商，但事實上變成樞密、宣徽直接決定宣行，完全非中書所能控制（黃潔瓊《唐後期的樞密使與南衙北司之爭》）”。

在此期間，任樞密使的宦官與任神策軍護軍中尉的宦官之間的權力比較也經歷了起伏。文宗在位時發生了削弱宦官的甘露之變，神策軍為維持宦官地位做出了較大貢獻，於是集團內部中尉權勢大於樞密使，。“文宗末年, 樞密使劉弘逸和薛季陵與中尉仇士良、魚弘志關係不睦。文宗病危, 二中尉趁機殺了二樞密使, 並擁立武宗（黃潔瓊《唐後期的樞密使與南衙北司之爭》）”。宣宗時，樞密院出現，樞密使地位提升，這之後樞密使參政的程度愈發加深，樞密使在集團內部地位得到提升。

宦官的權力，直到唐朝滅亡的時候才宣告結束。當時朱温引兵入關，打敗李茂貞，盡誅宦官，結束了南衙北司之爭。

第一階段是玄宗、肅宗、代宗期間，這一階段內，宦官的權力只是剛剛起步，對朝政產生有限的影響。南衙對北司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玄宗開元十一年，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並在其下設置包括樞機房在內的五房，宦官就負責樞機房與皇帝之間的信息溝通工作，並在工作過程中，對信息的內容、傳達與否施加影響，於是擁有了一定權力。

代宗時，宦官開始在樞密房中任職，也負責大臣與皇帝的溝通，“傳詔令至中書（舊唐書· 李峴傳:卷112[ M] ）”。當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舊唐書· 陳少遊傳:卷126[ M] .）”，宰相元載“厚啖以金，使（董秀）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之不疑（新唐書·元載傳:卷145[M]）”。但主要決策權仍歸朝臣，宦官只是施加影響，不直接干政。

肅宗、代宗期間，宦官短暫掌管地方禁軍，但最終這種權力只限於個人，而且對於皇帝而言，剝奪這種權力十分容易。這也體現出宦官地位的不穩固，權勢的有限。

第二階段是德宗至宣宗期間，這一階段內，宦官直接干政，有參與決策、左右皇位繼承的能力，南衙中許多官員靠依附宦官得以升遷，但是宰相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力。北司的勢力全面超過南衙。

德宗正式設立神策軍護軍中尉一職，憲宗設立內樞密使制度，宣宗出現樞密使的專門機構樞密院。這使得宦官在掌握禁軍、左右內政上獲得了有制度保障的長期權力。這種權力使他們對皇位繼承擁有極大的控制力，宰相已經被他們排除在議定皇儲的程序之外，“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歐陽修.新唐書[M] .北京:中華書局, 1975）’，除唐敬宗系由太子身份繼位之外, 其餘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 均為宦官所擁立（王守棟《論唐中後期南衙對北司的依附》）”。

這種權力也使他們在官員任職上有很大的威力。這種威力早在肅宗、代宗時期就已經體現出來，代宗時期的宰相元載先是倚靠李輔國，後友待董秀，以穩固和提升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到這一時期，宦官的威力已經更加普遍，甚至得到了公認。當時南衙中的牛李黨爭，實際上背後就是宦官內部勢力的相互傾軋。牛黨、李黨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倚靠宦官獲得高官地位，兩黨之間權力的起伏其實也反映了他們背後宦官內部勢力的起伏。

第三階段是唐懿宗至於唐末。這一時期，宦官開始參與到行政過程之中，宰相的獨立行政權力不復存在，宦官權力達到頂峯。北司完全勝過了南衙，這種優勢一直持續到唐昭宗時期的黃巢起義之後，那時候中央權力中心幾近瓦解，雙方都聯合藩鎮勢力來打擊對方，最終都滅亡於藩鎮勢力。

唐懿宗時期，宦官參與中央決策已經被廣泛接受，當時宦官掌權的樞密院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朝廷上下對‘宰相樞密, 共參國政’已成共識（黃潔瓊《唐後期的樞密使與南衙北司之爭》）”。唐僖宗、昭宗年間，他們進一步獲得“貼黃”權力，即在臣下呈給皇帝的白色奏章下面貼上黃紙寫的最終決議，這就使他們完全剝奪了宰相的權力，實際上擁有了決策行政權。同時，他們還努力爭取禮儀上與朝臣的平等，而且在唐僖宗年間也實現了這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