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絲路

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取代徐聞、合浦而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依然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來，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有多條航線。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訪粵，標誌着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線的開通。海上絲綢之路因運送其他貨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

南海絲路最早起源於西南絲路永昌（今保山）以南的一段路線，即沿伊洛瓦底江至仰光入孟加拉灣，西去至印度，再由印度商人渡印度洋，或登陸進入中亞，或繼續沿海前行至大秦（古羅馬帝國）。

待至漢朝，武帝曾招募大批海員帶着黃金、雜繒，由南方的徐聞、合浦（今廣東省最高端）經日南（今越南）沿南亞一些國家的海岸線西行，抵達黃支國（今印度境內）、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但在當時，中國船舶的體積和抗風浪能力還不具備遠航的條件，中國的絲綢還得靠外國商船遠銷至西方各國。公元166年前後，中國與羅馬直接通航，公元二、三世紀時，羅馬商人經由南海絲路來到中國南方直接採購絲綢，促進了南方地區蠶織生產的發展。

三國時，吳國與西方的羅馬及南海諸國交往，南海各國的男子本來赤身裸體，因中國絲綢的輸入，才開始倡導穿着織錦做成的筒裙。南北朝時，陸上交通受阻，又因造船技術不斷提高，南海絲路的出口主要為南朝的絲、絹、綾、錦等，所換得的明珠、香料、玳瑁、琉璃等物品除供給統治者享受外，還與邊鎮和北朝進行貿易往來，促進南北之間商品的交流。隋朝統一中國後，南海絲路有了新的發展，東南亞諸國都與隋建立了外交關係。公元607年，煬帝曾派使者前往南海的土木圖（今馬來半島南部），並將五千段絲綢贈送給了當時的赤土國王。

唐宋兩代，南海絲路迅速發展。首先從經濟上來看，當時南方處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江淮一帶已成為全國絲綢的重點產區，就近水路輸出極為方便；其次，當時的造船業發達，航海技術進步，海運較陸運省錢；再次，上層統治階級對南方各國所產香料的需求量很大，印度、羅馬等國海船來中國直接採購絲綢的也不少，而當時的揚州、泉州和廣州地區最為繁榮，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泉州地區大力發展蠶絲生產，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宋代，全國的絲綢中心已轉移至南方，海外貿易進一步興盛，據《諸蕃志》記載，當時與中國發生貿易關係的國家有50多個，包括南亞、東南亞、東非和遠東各國。當時的貿易方式，一種為“朝貢貿易”，即外國商人以呈獻當地物產為主，宋王朝以回賜絲綢等貴重物產作為答謝，所得回賜的價值往往遠超過貢物的價值。來貢的地區，遠至波斯灣和非洲東岸的一些國家。另一種為“市舶貿易”，即正式的交易，中國在泉州、廣州、明州（寧波）、杭州、温州、秀州（嘉興）、江陰、密州（山東諸城）和澉浦等九處設立市舶司管理進出口貿易，政府徵收商税，並鼓勵中國商人出海貿易，出海的物資中仍以絲綢為主。

元、明兩代是南海絲路的極盛時代。元時，高度發展的蠶絲生產和絲織技術，直接為海外貿易的繁榮提供了雄厚的物質資源。不僅馬可·波羅（Marco Polo）對於當時南京、蘇州、杭州生產的織金錦等發出了由衷的讚歎，中世紀最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圖塔(Ibn Battutah)也對中國生產的絲綢數量之大感到萬分驚奇，他甚至指出：在中國，“絲綢已成了窮人的衣料，如果沒有商人販運，絲綢便分文不值了”。

元代中國絲綢的出口，東起菲律賓及印尼各島，西至印度的科澤科特、伊朗的霍爾木茲、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門的亞丁、沙特阿伯的麥加、埃及的杜米亞特，直到大西洋濱摩洛哥的丹吉爾，南面可遠銷至馬裏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亞的基爾瓦等地。當時中國的海舶已極牢固和龐大，並且設施較為齊全，大批士兵隨船往返可防止海盜的襲擊，貿易方式實行的是“官船貿易”方式。

明初，由國家組成的大規模遠洋航隊為海外貿易的主要形式。1405~1433年間，明王朝派遣鄭和七次下西洋。東起琉球、菲律賓和馬魯古海，西至莫桑比克海峽和南非沿岸的廣大地區。海外貿易的興起，促進了蘇州、杭州、漳州、潮州等地絲綢業的發展。鄭和選取的出航地點有20多處，重要航線有42條，訪問過的亞非國家有30餘個，航程共計10萬餘里，並且每次航行都攜帶有大量的絲織品作為有償或無償的禮物，其種類有湖絲、紬絹、緞疋、絲綿、紗錦等約四、五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