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次郎

南次郎（1874－1955）Minami jiro，1895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1903年陸軍大學畢業。歷任陸軍大學教官、“關東都督府”參謀等職。1919年任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1927年任參謀本部次長，1929年任朝鮮軍司令官，晉級大將。1931年任陸軍大臣。1934年底任關東軍司令官。1936－1942年任朝鮮總督。日本戰敗後列為甲級戰犯，被判處無期徒刑。1954年假釋出獄。

南次郎1874年8月10日出生於日本大分縣一個貧窮的舊武士家庭。1885年，南次郎被父親送到東京當時做陸軍少尉的弟弟家。他弟弟，也就是南次郎的叔叔撫養南次郎。

南次郎看到當陸軍少尉的叔叔威風凜凜的樣子，他也渴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軍人。他叔叔順着他的願望，將他送到了陸軍預備學校，從此，南次郎走上了成為一個法西斯軍官的人生之路。從陸軍預備學校畢業後，南次郎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並於中日甲午戰爭發生的那一年，即1895年，從陸士畢業。不久，南次郎被培養日本陸軍中高級軍官的陸軍大學錄取，進入陸大繼續學習。

1903年，南次郎從陸軍大學畢業後，進入陸軍任職，曾先後歷任騎兵第一聯隊中隊長、參謀本部參謀、陸軍大學教官、騎兵第一聯隊聯隊長、陸軍省軍務局騎兵課課長、 陸軍士官學校校長、陸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參謀次長、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等職。南次郎是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法西斯軍官，他熱衷於大日本帝國的對外擴張，是日軍對外侵略這個大戰車上的重要一員。諸如策劃九一八事變、拼湊“滿洲國”、製造華北“自治”等等，日軍每一個侵略的行動計劃上，都活躍着南次郎的身影!

5月 - 少尉に升進。騎兵第6大隊任職。

1896年（明治29年）9月 - 台灣守備騎兵第3中隊任職。

1897年（明治30年）10月 - 升進中尉。騎兵第6大隊任職附。

1899年（明治32年）11月 - 騎兵第13連隊任職。

5月 -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生隊任職兼教官。

1900年（明治33年）11月 - 升進大尉。

1903年（明治36年）11月 - 日本陸軍大學校畢業（17期）。

1904年（明治37年）3月 - 日俄戰爭出征（～12月）。

12月 - 大本營參謀。

1905年（明治38年）3月 - 升進少佐。第13師團參謀。

12月 - 日本陸軍大學校教官。

1906年（明治39年）9月 - 關東都督府陸軍參謀。

1910年（明治43年）2月 - 升進中佐。

1912年（大正元年）12月 - 出差歐洲。

1914年（大正3年）1月20日 - 騎兵第13連隊長。

1915年（大正4年）8月10日 - 升進大佐。

1917年（大正6年）8月6日 - 陸軍省軍務局騎兵課長。

1919年（大正8年）7月25日 - 升進少將。支那駐屯軍司令官。

1921年（大正10年）1月20日 - 騎兵第3旅團長。

1923年（大正12年）10月10日 -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長。

1924年（大正13年）2月4日 - 升進中將。

1926年（大正15年）3月2日 - 第16師團長。

1927年（昭和2年）3月5日 - 參謀次長。

1929年（昭和4年）8月1日 - 朝鮮軍司令官。

1930年（昭和5年）3月7日 - 升進大將。

12月22日 - 軍事參議官。

1931年（昭和6年）4月14日 - 第22任陸軍大臣。

1934年（昭和9年）12月10日 - 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州國大使。

1936年（昭和11年）4月22日 - 編入預備役。

8月5日 - 第8任朝鮮總督。

1942年（昭和17年）5月29日 - 樞密顧問官。

1945年（昭和20年）3月 - 貴族院議員（～12月）。

戰後南次郎被關押在東京巢鴨監獄時，回憶自己“光輝”的過去，曾在日記中寫 道：“擔任天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時代，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輝煌的時期。”

為什麼他這會兒“最得意”、“最輝煌”呢?看看他的所作所為，大家就清楚了 。1919年8月，南次郎被晉升為陸軍少將，隨後出任天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一職。天津中國駐屯軍，是當時日本安置在中國的重要軍事力量，他的實力雖然不足一個旅團，但它的司令官舉足輕重了。《辛丑條約》規定，列強在京津地區為了“保京師出海通道無斷絕之虞 ”，擁有駐紮軍隊的權利，這實際上是列強控制清政府的一個途徑。清政府倒台後，列強的駐兵權還一直存在，天津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就是日本駐屯軍的指揮中心。

20世紀20年代前後，中國大陸軍閥混戰、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各個軍閥為了保 住自己的勢力地盤，紛紛尋找、依靠各國列強，作為自己勢力發展的後台。

掌握駐屯軍大權的南次郎自是中國軍閥的勾結對象。張作霖是靠日本人的支持而 起家的，張作霖不安於只做關外三省的土霸王，一直想染指關內，他聯合直係軍閥曹錕起兵準備趕走北京的段祺瑞。

張作霖派帳下的日本顧問町野武馬拜訪南次郎，請南讓張作霖的奉軍經過由南次郎統率的中國駐屯軍的地盤進入中原。南次郎隨即應允，奉軍當然“感激涕零”地夥同直 系一起佔領了北京。曹錕當上前台的大總統，張作霖也實現了進駐中原的計劃，背後當然是 要“知恩圖報”地聽日本人的話了。

南次郎是誰聽命於他，他就支持誰。當段祺瑞倒台後，段政府的閣員和軍人政客 請求日本人的保護，南次郎的日本兵營就收留了這幫“落難”者，乘機豢養他們今後也聽命於日本人。

裏頭有個叫徐樹錚的就很“聽”南次郎的話。在日本國內因為經濟危機而大鬧饑荒的時候，徐樹錚在南次郎的指揮下，將中國約300萬擔大米偷運到日本國內，這次南次郎 就以駐屯軍司令的身份，把聽話的徐偷偷送到了日本。

在擔任天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耀武揚威的日子裏，南次郎還專門從日本國內接 來年邁的父親和叔叔，帶着他們四處遊覽，招搖過市，來顯示自己“今日”的“功成名就” 。這當然是他“最得意”、“最輝煌”的日子了。

離開天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位子，南次郎被調任第三騎兵旅旅團長。擔任第三騎兵旅旅團長一年多後， 南次郎轉任騎兵學校校長，後升任第十六師團師團長。經歷了這樣一個小小的迂迴之後， 1927年，南次郎終於順利地被擢升為陸軍副參謀長。

南次郎當上陸軍副參謀長後，正值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勢力迅速膨脹、蓄謀發動侵 華戰爭的時候。日軍內部策劃的一系列對華政策方案，製造的許許多多“意外”事件，南次 郎都參與其中，並立下了“汗馬功勞”。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內閣召開了臭名昭著的“東方會議”1927年，田中義一作為主張對華政策“強硬”的首相，上台不久，即糾集一幫狂 熱的侵略分子——陸軍大臣白川、海軍大臣岡田、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恪、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等人，召開了臭名昭著的“東方會議”。該會議醖釀形成了所謂《對華政策綱領》，以及 後來的《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方針》，其核心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 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南次郎在“東方會議”上，作為陸軍副參謀長，參與了會議綱領的 討論與制定，併成為綱領的重要執行者，他很快就成為日本侵略滿蒙活動的急先鋒。

1931年4月，若禮次郎出任內閣首相，剛被晉升為陸軍大將的南次郎，由陸軍三長官會議舉薦出任若內閣的陸相。當了陸相的南次郎，不遺餘力地貫徹軍部侵略中國的政策。他想盡辦法支持關東軍武力侵佔我東北三省的計劃。

1931年6月，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國東北興安嶺一帶進行間諜活動，被當地東北軍抓獲，後逃脱“失蹤”。日本關東軍以此事為藉口，乘機挑起事端，誣衊中國軍隊殺死日本“農學博士”。南次郎以關東軍的報告為據，拼命鼓吹“中村事件”是“全日本的事件”，“非徹底地乾淨地解決不可”，企圖煽動起日本國民的仇恨報復情緒，為日本政府最終出兵侵佔中國東北製造輿論支持和行動藉口。國民政府為避免與日軍的衝突，一味妥協退讓，接受了日方的要求，時機的不成熟才使南次郎以此擴大事態的險惡用心落空。

一計不成再生一計。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看“中村事件”的“裏應外合”沒有達到讓日本大本營馬上出兵侵佔滿蒙的目的，便開始急不可耐地策劃另一個陰謀——九一八事變。

大本營得知關東軍的意圖後，認為“國內外形勢尚不成熟”，應該再“隱忍自重一年”，於是準備派人前往“安撫”關東軍。

本來，天皇是命令南次郎去制止關東軍擅自行動的，而奉天皇的敕令，南次郎完全有權，而且也能阻止關東軍的行動。但是，南次郎先推脱關東軍屬參謀本部調遣，説服的任務應由參謀本部派人去，藉機趕緊把天皇的旨意泄露給參謀本部。參謀本部支持關東軍侵略行徑的大有人在，立即有人給策劃事件的主謀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連發三封密電，讓他們在大本營派人來之前，趕緊行動，造成既成事實。

在大本營，有南次郎的配合和參謀本部的“明智反應”，因而關東軍原定於1931年9月28日發動的事變，在1931年9月18日提前發動了，這就是蓄謀已久的侵佔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在九一八事變的既成事實面前，南次郎不僅在內閣會議上為關東軍粉飾，聲稱關東軍的行動是“行使正當自衞權”，而且，暗中鼓動關東軍擴大戰爭事態，以便迅速侵佔全東北。為此，南次郎在未經天皇和內閣批准的情況下，便擅自命令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大將，派遣駐朝鮮的部分兵力，渡過鴨綠江，趕赴瀋陽，支援關東軍。

由於蔣介石對日本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命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幾十萬東北軍退入山海關內，日本關東軍輕易佔領了東三省，中國東北近百萬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多萬同胞淪於日本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南次郎改任軍事參議官，他又開始為關東軍醖釀建立“滿洲國”而“出謀劃策”。

1932年1月28日，作為軍事參議官的南次郎為天皇作《滿洲的近況》的報告。在報告中，南次郎反覆説明的是：日本應該在滿洲建立“新國家”，以便使日本今後能向北發展，從而使日本海變成“日本湖”(侵略蘇聯)；日本和這個“新國家”共同經營該地區的經濟，可以使日本獲得永久的自給自足(掠奪資源)；如果在這個“新國家”進行移民，可以解決日本人多地少的問題。南次郎顯然是想極力説服天皇同意建立“滿洲國”，從而把我東三省變成其牢牢控制的殖民地。

事實上，1932年2月25日，“滿洲國”宣告成立，南次郎的目的最終得以實現。?1934年12月，南次郎被任命為關東軍總司令兼駐滿特命全權大使。此前的10月份，大本營出台了駐滿機構改革方案，主要內容包括：駐滿機構實行二位一體制，全權大使兼任關東軍司令；全權大使作為外交官，接受外務省的命令監督；賦予全權大使行政監督權；全權大使的行政監督權直屬內閣總理大臣的命令系統；全權大使下設參事官，掌管外交事務。這個方案賦予了全權大使極大的權力，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太上皇”。

南次郎上任後，代表日本政府和軍部手掌“滿洲國”的大權。他是“太上皇”，而溥儀則是前台受他操控的“兒皇帝”。

南次郎定在每月3號與溥儀會見，對溥儀“面授機宜”一番，溥儀則誠惶誠恐地惟命是從。

南次郎還在關東軍司令部內專門設立了一個宮廷課，負責與溥儀聯絡的事務。

“滿洲國”政府的一舉一動都要經南次郎的首肯才行。1935年5月21日，“滿洲國”國務總理、年老體弱的鄭孝胥宣佈辭職，熙洽和藏士毅二人都想當總理大臣。熙洽曾是吉林軍參謀長，在關東軍佔領吉林後就投靠了日本軍隊。藏士毅曾任“奉天省省長”，與關東軍也頗有淵源。

二人都是日本人豢養的走狗，究竟讓誰當總理大臣，並不是由溥儀，而是由南次郎決定的。

南次郎徵詢了屬下的意見，認為二人雖然對日本都很忠誠，但他們手頭本來就都有一定的勢力，若讓這兩個人中的任何一個當總理，都會使這一派勢力坐大。南次郎這回全然不顧這兩個漢奸的“忠誠”之心，而是另選張景惠做國務總理大臣。將新內閣名單通知溥儀，這個“兒皇帝”一句反駁也沒有，就“奉旨”簽字頒行了。南次郎做“滿洲國”的“太上皇”，耀武揚威，殘酷鎮壓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加強對“滿洲國”的殖民統治，但他並不滿足。他開始陰謀籌劃內蒙與華北的“自治”，企圖進一步侵略我內蒙和華北地區。

南次郎是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中所有軍人戰犯中資格最老的。他1895年陸士畢業當少尉的時候，諸如武藤章之流還在穿開襠褲哩。他和金谷範三同為大分閥領袖，是宇垣一成保上來的。他之所以被推上審判席是因為九一八事變時他是若槻內閣的陸軍大臣，對於參謀本部1930年下半年制定的把中國東北變成日本殖民地的侵略方案《昭和六年度情勢判斷》，南次郎大加稱讚：“《昭和六年度情勢判斷》很好，我完全同意，可以大幹一場嘛！”並於8月公然叫囂要發動以武力佔領中國東北的侵略戰爭。即使這樣，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佐仍不滿意，認為身為陸軍大臣的南次郎“是一位東洋長者式的不着邊際的人物”。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南次郎欣喜若狂，1931年9月19日他在手記中寫道：“嗚呼，該發生的事情終於到來了。”1931年9月20日，南次郎與參謀總長金谷範三、陸軍教育總監武藤信義召開陸軍三長官會議，決定不執行內閣關於“不擴大事態”的決議，支持關東軍和朝鮮軍不斷擴大侵略戰爭的軍事行動，而且使內閣於1931年9月25日通過了撥款給關東軍的議案，並由天皇簽署了批准朝鮮軍越境進入中國東北的命令。

10月17日夜，南次郎給關東軍司令官打電報：“（一）關東軍獨立於帝國軍隊而統治滿蒙的新企圖，應予節制。（二）一般情況下按陸軍的意圖推進，大可放心”併為了安撫關東軍把軍事參議官白川義則大將派到東北去，傳達軍部支持侵佔中國東北及最終會追認關東軍一些擅自而為的行動。9月28日，日本陸軍三長官又派遣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橋本虎之助等人到瀋陽，再次傳達軍部堅決支持關東軍不斷擴大侵略行動的指示。與此同時，南次郎也不斷對首相施加壓力，1931年月12月內閣垮台，南次郎轉任軍事參議官。 12月末，他隻身一人秘密赴中國東北，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會晤，研究侵佔東北的對策。並先後會晤偽奉天省長臧式毅、偽吉林省長官熙洽，初步商定了“迎請”溥儀來東北建立“滿蒙獨立國”的殖民統治方案，南次郎不虛此行地達到了他預期的目的。

1934年12月南次郎擔任關東軍司令官，同時還擔任駐滿特命全權大使。這個“特命全權”意味着關東軍完全控制了滿洲。 南次郎赴任之際發表了長篇聲明，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今後特別要為制定經濟國策而努力……決心對經濟方面予以格外的關心”、“當務至急是要使滿洲國平時化”。並明確表示：為了“滿洲”的經濟開發，“投資絕對必要，因此非常歡迎資本，不應該把資本和一部分資本家的橫暴行為混同起來，那是非常狹隘的想法”。日本在東北的舊有殖民機構關東廳一直在跟關東軍爭奪偽滿的控制權，導致了日本對滿統治的不穩定。從南次郎開始，關東軍司令官開始對關東廳具有指揮權，成為了偽滿實際上的統治者。在南次郎的安排下，偽滿皇帝溥儀1935年4月訪問了日本。

到任後不遺餘力地使日本對偽滿殖民統治更加系統化、具體化，他首先對偽滿軍、政兩界進行調整。突出一例便是將偽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撤換，改任張景惠。並將尚有一定軍政實權的熙洽改任宮內府大臣的閒職，臧式毅同樣被明升暗降，任偽參議府議長。同時進行了一系列重點地區的血腥大討伐，據1937年關東軍參謀部的治安情報：南次郎到職前1934年11月，東北抗日武裝人員為32000人，到1936年2月南次郎去職前，減少至15000人。

南次郎在任期間，政策的基本點是：決定權仍然由關東軍把持，但適當地抑制關東軍對行政的干預，將殖民統治的實際行政管理儘可能讓具有經驗的日本官吏承擔。在事前取得日本陸相林銑十郎大將和參謀次長植田謙吉的同意，南次郎提出了“關於推行對滿政策的意見”，以求日本閣僚的支持和協助。在意見書中，他對所要執行的方針明確地表示：“當關東軍實施指導時，要避免陷入軍人專斷的弊病，力圖要利用文官及其他特有技能者”。

1934年12月，撤銷了惡名昭著的關東軍特務部，取而代之的是“對滿事務局”。這個偽機構是直接置於日本首相管理之下，陸相林銑十郎任總裁，第一任次長由大藏省銀行局長川越大雄擔任，以後這個職務一直是由大藏省官吏繼任，反映了日本軍方與大藏省合作共管對偽滿的行政事務。南次郎都予以支持，並表示“儘快使關東軍回到軍隊統帥上來”的意圖。

南次郎就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所作所為，是日本軍方和關東軍對其政策有所修正和充實。也正是代表了日本在侵略中國得手後，圍繞如何對中國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具體作法上，日本軍方、官僚、財界、政黨終於達成了所謂的“舉國一致”的體制。

結束了南次郎以及其他許多大將軍事生涯的便是二·二六事件。事變發生後，南次郎的態度又是搖擺不定。而時任關東憲兵司令官的東條英機則立刻通令偽滿處於緊急狀態，迅速控制了滿洲的局勢，保證了滿洲沒有發生同情性事變。之後日本陸軍開始進行肅軍人事，南次郎作為舊軍閥的代表也被編入了預備役。後來他擔任朝鮮總督，對朝鮮人民的反日運動進行殘酷鎮壓。在1942年擔任總督期間還親自下令虐殺了幾百名被日軍俘虜的英美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