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桂馨

南桂馨，字佩蘭，山西寧武人。少小之時家庭富庶，幼入私塾，雖機敏，卻不甚喜讀書．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愈15歲的南桂馨，科考不佳，僅得附生。然南並不將此放在心上，仍熱衷子四方交友，見識日廣。光緒三十二年，南桂馨結識由日本歸國返寧武的同盟會員丁致中，谷思慎，開始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之後的日子中，南在谷，丁的影響下，擬在寧武創辦山西省立五中。是時，雖有辦學計劃，然經費卻無着落。精於集財之道的南桂馨，便提議從煤税入手，向一貫拒付煤税的朔縣教會作鬥爭，逼其納税，以此款為建校資金。

一俟方案確定之後，南即與同窗好友冀學蓬、王憲等，宣傳其它同學並熱衷於此事者，積極鬥爭，毫不懈怠，終於爭得勝利，創辦了省立五中。此事雖遭到教會的反對，並受到清廷的追究。然而，南桂馨卻通過這次鬥爭，逐漸步入其政治生涯，旋經丁致中介紹加入了同盟會山西支部，成為革命黨人。也就在這一年，南赴省城太原投考山西大學堂預科，但是成績欠佳，試不及格，轉赴日本警察學校就讀。兩年之後，即宣統元年(1909)年，學業屆滿歸國，返並後受到閻錫山的青睞，舉薦入新軍85標先任書記官，繼任軍需官，逐漸成為閻氏的心腹親信。

武昌首義之後，波及全國。山西革命黨人以省城太原做為活動中心，宣傳鼓動，醖釀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統治．這時的南桂馨身為革命黨人，又在當時革命力量最為活躍的新軍內任職，眼見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遂順應歷史潮流；踴躍赴身，成為辛亥太原義舉前夕的核心人物之一，積極地參與起義前的聯絡，組織，發動和具體策劃工作。

1911年10月29日凌晨，姚以價率眾打響太原辛亥義舉第一槍。這時，隨黃國樑率軍南下的南桂馨，在義舉告捷後即由祁縣返回省城，先後參加了新軍86標本部閻錫山召集的會議，和山西省諮議局召開的選舉山西軍政府都督的會議，會上，南桂馨與閻的另一心腹張樹幟，按86標本部會議上閻氏的既定方針，軟硬兼施，一呼一應，嚇跑與閻對抗的諮議局議長梁善濟，裹挾驚魂未定的其他議員，舉手表決，為閻錫山當選山西軍政府都督，竭盡全身解數，立下了汗馬功勞。

山西軍政府成立之後，清軍陳重兵於娘子關外．當時，敵強我弱，戰雲濃烈，一觸及發。南桂馨受都督閻錫山之命，先後赴陝西，武昌，上海等地向南京革命政府求援。與受閻命北上北京求乞於袁世凱的谷如墉，一南一北，為保住閻氏的都督寶座，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由於南桂馨緊步閻氏，閻在重返太原繼任山西都督，站穩陣腳後，先後提攜南為山西巡警道大同鎮守使。河東籌餉局長，山西都督府參謀長。都督府糧服局長，山西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所長。山西省防疫局長，駐石家莊山西陸軍後防總司令(閻氏)，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主任。真可謂。成長迅速，年年有進。

民國十九年(1930)，閻馮倒蔣戰爭以失敗告終後，南桂馨被蔣氏政權作為瓦解對象，調任南京被委為蔣軍總司令部高級顧問、立法委員，導淮委員會委員，再沒有獲過什麼實際職務。也再未回山西任職。

抗日戰爭爆發後，侵華日軍多次脅迫利誘南桂馨為其服務。總以身弱多病，虛與委蛇，雖沒有做到怒斥敵酋，但也沒有屈服就範，力敵效勞。直至抗戰勝利，他才復出政界，重涉政務，先後充任蔣氏“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傅作義部總顧問等職，形同賦閒。

新中國成立後，南桂馨迷途知返，將自己多年聚積之富，諸如房產，股票等等，全部獻給山西人民福利事業委員會，榮任山西省政協委員，北京市文史館員等職。有生之年他十分關注我國的文史資料徵集工作，撰寫了不少文稿，直至其去逝前夕，仍筆耕不輟。 ^[2] 

南桂馨作為太原起義的主要參與者，對起義成功起到了積極作用。他本人對此事的回憶如下：

辛亥武昌起義，陝西響應。山西巡撫陸鍾琦害怕波及山西，因有派軍扼守河東之議。又以第一標革命分子特多，所以特命第一標一二兩營守護河東，以為調虎離山之計，留第三營駐紮太原，因第三營管帶熊國斌系姚鴻法之舊屬。令標統黃國樑率領標部全體人員，只帶先行步隊一隊出發；其他本標一二營依次出發。但在未出發之前，不得發給子彈。我此時已經改任軍需官，應隨標部前往。九月初七日，黃國樑和我率領標部及先行一隊，遵令出發。行抵祁縣，電報忽然不通。我們明知省城有變，但不知究竟如何。黃國樑和我計議，留標部人員及隊兵在此待令，由執事官祁祥徵指揮。我們二人一同返省，探詢究竟。走到徐溝縣，遇見了本標退出的士兵。他們説：“太原已經革命，一標官兵，未得命令，無所適從，特來尋找標統，聽候發落。”黃國樑因令他們在此待命，我們仍然前進。入太原後，才知陸撫和他的兒子光熙以及新任協統，均被楊彭齡擊斃(一説陸鍾琦是被張煌擊斃)，閻錫山、温壽泉被新軍及諮議局選為正副都督。當時督署尚未組織，除閻所部第二標外，其他軍隊也沒安排。我到臨時督署(原諮議局)後，才知道是一盤散沙，毫無頭緒。

吳祿貞被刺後，閻錫山感到山西形勢的危險，意欲向陝西求援，特別重在軍械的接濟，我奉派到了陝西，會見了東路都督張鈁，才知道陝西的真實情況。他勸我不必去西安，最好轉赴武昌，求援於黎元洪大都督。我就聽了他的話，立即起程，他派副官王某沿途護送。王是哥老會的會員，行輩甚高，所以到處都有哥老會會員們的招待，雖然在變亂的時候，我們並沒感到任何流離之苦。而沿途哥老會的青年們，隨行日眾；他們聲言，要向南陽總兵謝老道(不知其名，但知以前他殺害哥老會員不少)復仇。到了浙川廳，我們才分了手。原來王天縱正在豫西起義，他們都是投奔他的。

從此，我和張鈁所派的代表高致堂，同由龍駒寨登舟，路經仙桃鎮，知道漢口被清軍佔領，又轉到沙市。適逢季雨霖招撫鄂西到此，由他派炮船又把我們送至武昌。我通過劉公見了黎元洪。黎表示無力支援山西。由他備文送我到滬。到滬後，由喬義生引我見了孫中山先生，報告了山西革命經過，隨即隨孫先生到了南京，我也就住在總統府裏。

南北議和，而北政府有不承認山西、陝西為革命軍之説。我即謁孫先生力爭。孫先生説：“雖有此議，我們絕不承認，寧可和議決裂，不能不承認山、陝的革命同志，你們儘可放心!”後來和議已成，向比國借款也簽了字。我乘機向孫總統要求，得到批准，撥付山西善後費100萬元，由我和喬義生、狄樓海、樑上棟、劉懋賞五人代領，存入中國銀行並聲明非有山西都督電並派專員來領，不能支付。因為我向孫總統要求軍械，他以即有軍械到滬，路途遙遠，也難轉運，所以才有這百萬元的撥付。不久，喬義生有提出此款在滬私設銀行之議，且以手槍威嚇狄樓海承認其議；經我聞知，以死力爭，事始作罷。

諸事既畢，我由上海乘輪抵天津，轉車到了北京，遇孔庚、谷如墉、董崇仁等向袁世凱交涉山西善後事宜，我即先行回晉。這時閻錫山已從綏遠轉回沂州，我向他報告此行經過，並傳達孫總統的話雲：“革命尚未成功，和議亦只暫時，山西可以威脅北京，務必保存革命實力”等語。之後，閻錫山留我同住行署，共圖入省之計。 ^[3] 

南桂馨十分關心山西文史資料徵集工作，曾多次與辛亥革命同志座談回憶革命史實，訂正纂寫文稿。其作品《山西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等，曾發表於全國和山西的《文史資料》刊物上。解放前曾編印出版過《劉申叔遺書》。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