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僑機工

1939年，3200多名南洋華僑青年，響應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的號召，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簡稱“南僑機工”。 ^[9] 

1938年8月，滇緬公路通車後，國民政府西南運輸處尷尬發現他們面臨的頭等難題，竟然是很難找到會開車和修車的機工。然則，從頭培訓司機只能貽誤戰機。國家等不起！

1939年2月，一則緊急通告在擁有800多萬華僑的東南亞各國迅速傳播――“本總會頃接祖國電，委徵募汽車之機修人員及司機人員回國服務。凡吾僑具有此技能之一，志願回國以盡其國民天職者，可向各處華僑籌賬總會或分支各會接洽……”通告末尾強調“事關祖國復興大業，迫切需要，望各地僑胞僑領深切注意辦理是要。”這是著名僑領陳嘉庚先生帶領下的“南洋華僑籌賬祖國難民總會”向南洋華僑發起的倡議，號召有駕駛和機修技能的南僑，回國支援抗戰。

1939年，3200多名機工響應號召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分9批迴國，這些機工在抗戰歷史上被稱為南僑機工。 ^[2] 

2022年10月29日，最後一位南僑機工蔣印生在重慶永川去世，享年96歲。 ^[9]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軍開始封鎖沿海交通通道。1938年10月以後，從香港至廣州和廣西的兩條國際通道均被切斷，滯留在香港的2萬多噸軍火，必須轉從剛建的滇緬公路運入。滇緬公路崎嶇不平，地勢極為險惡，沒有技術熟練的駕駛員是無法勝任的，國內缺此人才。得知國內車輛、司機嚴重匱乏，華僑領袖陳嘉庚號召華僑中的年輕司機和技工回國參加抗戰。

1939年，3200多名南洋華僑青年司機和修理工，響應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的號召，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簡稱“南僑機工”，毅然回到硝煙瀰漫的祖國，在抗日運輸線滇緬公路上，戰勝無數艱難困苦，任勞任怨，勇往直前，流血犧牲，從緬甸運載軍事物資進入大後方，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3] 

這條公路全長1146公里，由雲南昆明直達緬甸臘戍，沿途要翻越高山、穿過大河，行程七八天，當時國內司機與修理工十分匱乏，蔡漢良他們的到來，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根據蔡漢良講述，南僑機工從海外回來，投入緊張的軍事運輸，人人要闖過四個“生死關”：

險路關——滇緬公路沿途懸崖、峭壁、陡坡、急彎、深谷、湍流，稍有不慎，便車毀人亡。

雨季關——滇緬公路突擊建成，路基未穩，一到雨季，泥濘塌方，險象環生。

瘴瘧關——滇緬公路途經世界有名的“煙瘴之地”，毒蚊猖獗，惡瘧流行。

空襲關——日寇為封鎖滇緬公路，時常派飛機空襲、轟炸，愈演愈烈。 ^[4] 

1939年，南僑總會發出的招募通告中，對機工有幾點明確要求：一是能駕駛大型貨運汽車的司機及修理工。二是年齡在20歲以上、40歲以下，持有當地汽車駕駛執照者。三是略識中文，略會講漢語，無不良嗜好。四是應募者須持有當地籌賑會或商會介紹函，知其平素確具愛國志願。 ^[5] 

在全長1146公里的滇緬公路上，南僑機工日夜兼程搶運抗戰急需物資。他們要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橫斷山脈、高黎貢山，橫穿怒江、瀾滄江和漾濞江等激流險灘，公路兩旁常常一邊是懸崖，一邊是峭壁。南僑機工不僅肩負着急難險重的運輸任務，還要面臨惡劣的道路環境和自然氣候、日軍飛機成羣結隊的狂轟濫炸和蚊蟲肆虐、瘧疾等疾病高發帶來的生命威脅。

據不完全統計，1939年至1942年間，滇緬公路共搶運約50萬噸軍需物資、15000多輛汽車及其它無法統計的各類物資。1000多名南僑機工獻出寶貴的生命，平均每公里犧牲一人。 ^[5] 

當時，在滇緬公路上有許多運輸單位，有軍隊的、官商合辦的及商人自辦的，而在諸多的運輸單位中，南僑機工的收入是最低的，在物價飛漲的當時，一些機工入不敷出，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機工甚至要靠海外親人的資助維持生活。在行車沿途，“寒衣宿舍醫藥均缺乏，各站辦事人員手續麻煩、遲慢，站段無車屋，救濟車及修理器具不全，辛苦難以方狀。常有貨車損壞停于山地無人處，車上機工飢寒至兩日之久。”沿途城鎮中，客棧與鴉片煙館、妓館相混合，環境條件十分惡劣。

1940年初，關心南僑機工工作、生活情況的陳嘉庚先生在嚦到機工們的反映後，立即派南僑總會的劉牡丹先生專程前往滇緬公路進行實地調查。在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調查後，劉牡丹先生回南洋向陳嘉庚先生作了詳盡的彙報，在報告中説：“所經各站設陋，所遇各華僑司機等多面無血色，帶病多淚，目不忍睹。”

嘉庚先生心急如焚。經過思考，他作出在滇緬公路上設立站、每站建幾個停車場的決定。同時，南僑總會還給每送蚊帳、毛毯、工作服、隆重衣、運動鞋、奎寧等日用，並兩次致電西南運輸處，建議在沿途設立機丁宿舍、停車場。

總會贈送的物品大多被腐敗的國民黨官員們貪污了。

陳先生派往國內的巡視員莊明理向總會彙報了這一情況。年3月下旬，陳嘉庚先生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問考察慰問抗日軍民。在此期間，他訪問了延安，與毛澤東等人會談，並兩次赴滇緬公路考察、慰問機工。

陳先生到達重慶後，及時瞭解了南僑機工的情況，在4月22日召開的歡迎南僑慰問團大會上，陳嘉庚先生髮表訓詞，指出：“僑胞回國服務，目的是抗日，要求國內管理者對於他們衣食住以及醫療問題要特別注意，新聞報紙應多多供給他們閲覽。是其求適當，既衣能暖、食能飽、居住地點能合乎衞生，使他們白天工作、診間可以安息。”

7月30日，陳嘉庚先生再次就機工生活問題致電蔣介石：“西南運輸處輸不力善，盡人皆知，事關抗日軍運重事，毋庸多贅，在新加坡曾多次致函電軍委會，未悉可達均座否。”

1940年1 1月，年過花甲的陳嘉庚先生再次回到國內，對滇緬公路整條路段進行了考察，並帶錢到沿途醫院看望了生病及受傷的機工。

年底，陳先生回緬甸。事後，緬甸華僑籌賑會在陳先生授意下購買了100輛車、一些修車工具和大批柏油送交西南運輸處，由畹町至惠通橋一段由此鋪上了柏油路。 ^[6] 

1942年4月底，機工們為抗戰運回的軍用物資總數達45萬噸。為此，機工們付出了1000多個生命的代價。

8月，中緬運輸局撤銷，華僑運輸先鋒隊一大隊隨之解體。南洋滄陷，三易其主後的西南運輸處已更名為滇緬公路管理局。這時，已是車輛殘破、人員四散的管理局無法為機工們的復員問題負責，只好將機工們作遣處理，自謀出路。此時，太平洋戰爭已全面爆發，海外的資助也斷了，淪落在街頭的機工們生活無着，成了一羣真正的難民。貧病交加，使10多名老弱僑工慘死在昆明城邊的地窖裏。

“不能就這樣坐以待能，尤其是不能等着當亡國奴。運輸隊雖然解散了，但我們依然要用自己的力量為抗戰出力。”困境中，僑領侯西反第一個發出了吶喊。

他牽頭組織起華僑互助會，專門解決機工的生活、疾病及醫療等問題。，遠在南洋的陳嘉庚先生，也在四處奔走，為國內受難的機工們力爭着每一份合法權益。

有250多名南僑機工接受盟軍招募，分兩批赴印度機場從事軍事運輸工作。 ^[6] 

1989年7月7日，這是中華民族全民奮起抗擊日寇發動侵華戰爭52週年，南僑機工回國抗日服務50週年的紀念日，雲南省人民政府在風景秀麗的西山公園半山坡上，建立了一座雄偉莊嚴的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碑用漢白玉砌成，碑身高9米，碑座高3米，代表着“九·三”勝利節，碑身上端雕有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榮譽紀念章，正面鏽刻着“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11個大字，落款為“雲南省人民政府立”，碑前平台下面有兩層七級台階，代表着“七·七”抗戰。碑座正面刻有“赤子功勳”四個大字，在碑的側面和背面，銘刻着碑文，碑文如下：

“七・七”事變爆發，日寇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煙四起，國土滄喪，生靈塗炭，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全國同胞抗日怒潮汕湧澎湃，氣壯河山；海外華僑敵氣同仇，義填臂，積極參加抗日，廣泛開展義演、義賣、募款等救亡活動，萬眾一心，共赴國難，波瀾壯闊，四海翻騰。

1939年在南洋華僑籌販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的號召下，3000多名熱血奔騰的南洋華僑機工滿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度民族責任感，毅然離別父母親人，遠涉重洋，回到祖國，投身於神聖的抗日救國服務工作。

當時，沿海港口均已滄陷，滇緬公路成為唯一的國際通道，世界各國和海外華僑支援我國抗日軍需物資均賴此路輸入。南僑機工不顧個人安危，冒着瀰漫戰火，夜以繼日地搶運軍需輻重及兵員，組裝、搶修車輛，培訓駕駛、機修人員。滇緬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勢險惡，道路崎嘔，設施簡陋，加之敵機狂轟濫炸，路塌橋斷，險象叢生。南僑機工沐雨梯風，披星戴月，歷盡千難萬險，確保了這條抗日生命線的暢通，被譽為“粉碎敵人封鎖戰略的急先鋒”。在執行任務中，有1000多人因戰火、車禍和疫病為國損。在滇黔、滇川、廣西、湖南以及印度阿薩姆邦丁江機場，南僑機工也擔負抗日軍事運輸任務，勳勞卓著。他們以自己的生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也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約有一千名南僑機工復員回到南洋；留在國內的同志，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繼續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半個世紀過去了，南僑機工的偉大獻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內外的炎黃子孫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為振興中華、實現四化、統一祖國而努力奮鬥！

為了表彰南僑機工的光輝歷史功績並激勵來茲，特樹豐碑，永志紀念。

雲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7] 

南僑機工共有3200多位，其中有4位女性（李月美、陳喬珍、白雪嬌、吳秀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