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倭北虜

南倭北虜，是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須面對的兩大外患。明代外來的威脅，在北方主要來自遊牧民族如蒙古韃靼部、瓦剌部，在東南沿海主要來自倭寇。當時稱為“南倭北虜”。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堅決反對對外濫用武力，他曾明確地講：“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4]  明太祖還在其遺訓中再三強調指出：“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5]  的認識，定下“修武備，謹邊防，來則御之，去不窮追” ^[5]  的以守禦為主的國防政策。重建了以長城為主幹的北部邊疆防禦體系，後來又建起了以衞城、所城為骨幹，堡寨墩峯相結合的海防設施體系，成功地抵禦了外來的入侵。在北方明政府曾設九邊以防“北元”，在南方則是採取建立衞所、設置戰船等措施，加強海防以備倭寇。 ^{[3]  [6-8]}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嚴禁民眾出海貿易，主要是與日本的貿易，導致走私活動猖獗。

從1521年（武宗正德十六年）至1582年 （神宗萬曆十年），北方少數民族韃靼首領俺答汗日益強大，不時率兵南下騷擾，在東南沿海，倭寇也不斷入侵，甚至竄至南京，所謂“南倭北虜”的局面已經形成。在嘉靖年間，南倭北虜始終是明王朝的莫大禍患。葡萄牙據中國澳門不走。地主階級內部一小部分有識之士，從長遠的統治利益出發，主張政治改革。首先是整頓邊防，嘉靖末擊敗倭寇，隆慶時與俺答言和井注意防邊。其次是整頓賦役，從局部到普遍施行一條鞭法。再次是整頓工商業，徵收輪班銀，準販東西二洋，設水餉、陸餉、加徵餉船引銀。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還有整頓吏治，至張居正當政時較有效果。這一時期，在諸般矛盾中，顯然以民族矛盾最為突出嚴重，也是處理得最好的。 ^[9] 

明朝的“倭寇之患”，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歷史社會現象，既有入侵與捍衞主權的鬥爭，又含有社會生產力發展與封建制度間的衝突。

“南倭北虜”是困擾明朝的心腹大患。“北虜”是個老對手，而“南倭”是明王朝面對的一個新對手，沒有現成經驗供借鑑，往往採取極端的“海禁”政策加以處理。

明成祖晚年，在鄭和下西洋後實行海禁政策，只開放勘合貿易（官方許可貿易）予日本進行貿易。但後來到了1523年（嘉靖二年）爆發了寧波之亂，加上稍早時，葡萄牙人入侵發生了屯門之戰與西草灣之戰，此後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機。 ^[10] 

朝廷花大力氣在中國沿海進行“剿寇”作戰，一直打了百多年，卻無法阻擋如浪潮一般的“倭寇”，接連丟城失地，幾易督帥不絕，“寇患”越演越烈。

明廷以此中斷一切對外貿易，中日貿易從業者生計大受打擊，遂成海盜。倭寇並不是只有日本人，最知名的當是汪直。 ^[11] 

明代倭亂，在嘉靖年間汪直集團興盛時達到極點。統治者很早就意識到海防的重要性：“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裏抵閩，又二千里抵浙……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海防亦重。 ^[12]  ”儘管“倭患”明初就存在，但當時勢力尚弱，且明王朝十分重視海防設置，未能釀成大患。到嘉靖年間，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倭患漸起。此時東南沿海工商業發展起來，而海禁依然厲行，沿海民眾和汪直集團與朝廷的鬥爭非常引人注目。“閏三月，海賊汪直糾倭寇瀕海諸郡，至六月始去。” ^[13]  又載：“時胡宗憲為總督，誅海賊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復勾倭入寇，閩、廣益騷。 ^[12]  ” ^[1] 

據《明史·日本傳》所説：“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中國的民間海洋人士，稱為“假寇”。因他們對抗“禁海”，被冠名“盜匪”，又因被迫出走日本或其中僱有一些日本人。由於“禁海”，朝廷將這部分本來並不反對王朝的基本人羣推向了對立面，一概稱為“倭寇”。

所以，不管是外來的“真寇”侵擾，還是國內“假寇”的對抗，造成沿海亂局，都是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特有產物。“倭寇”不過是沿海民眾求生存、海上集團圖貿易之利的行為罷了。但是大明王朝守着“片板不準下海”的祖宗之法，極力壓制民間海上貿易，導致“南倭”的發生，對於沿海地區的經濟造成了一定的破壞。 明朝放棄了開放、開發海洋的機會，卻集中力量進行“剿寇”，而且錯誤地混淆了“真寇”、“假寇”的不同概念，導致越剿越亂的結局。而且，誤導了社會輿論，產生了嚴重的後果。

經過名將胡宗憲、戚繼光與俞大猷的努力，倭寇問題在嘉靖末年基本被解決。 ^[11]  東南沿海倭患漸次平息以後，長期以來高懸在明廷頭上的“南倭北虜”兩把利劍，好不容易摘除了一把，朝廷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飭北方邊務，消除蒙古韃靼部落的襲擾上。 ^[1] 

元朝殘餘力量北逃後，是為北元，北元又分裂為韃靼和瓦剌二部。其中韃靼衰退，瓦剌遂成為中國北疆的最大威脅。 ^[15]  此後由於與明朝的長期戰爭及內亂、內戰不休，元氣大傷。但在失去了原農業地區的支援和調節，單一的原始畜牧業和不發達的手工業使蒙古人的生活陷於困境。獲取漢地的物資成為蒙古部落的期盼。而朝貢和打仗都是獲取物資的手段，因而韃靼、互剌諸部及兀良哈三衞不斷襲擾明朝邊地，往往是大掠之後自動退兵，形成歷史上所謂的“北虜之患”。隨着明朝吏治腐敗程度的不斷加深，邊防力量漸趨削弱，“北虜之患”日益加重。 ^[1] 

瓦剌也先汗在1449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入寇中國，是為土木堡之變。蒙古在此後百年的內鬥，韃靼重奪主宰地位，韃靼土默特部的俺答脱穎而出，於明嘉靖年間獨立建國，進而威脅中原。 ^[17] 

嘉靖年間，韃靼諸部屢屢入犯，兵力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明王朝的腐敗軍隊根本抵擋不住敵人的騎兵。 ^[1]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稱汗，遣使議和並求通貢市，明世宗屢次拒絕。 ^[18]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韃靼首領俺答率領所部數萬精兵犯大同、薊鎮，大破古北口入塞，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而明軍不僅京營官兵毫無鬥志，各路“勤王”之師也怯懦不敢戰，聽任韃靼軍隊在京師周圍肆意劫掠八日，滿載而去，史稱“庚戌之變”。 ^[1]  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廷答應開市，但北部邊境薊遼地區的滋擾直到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方始消停。 ^[19-20] 

1567年（ 隆慶元年），俺答數犯邊地，而土蠻亦同時入寇，進犯薊州，蹂躪昌黎、撫寧、樂亭、盧龍，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邊境形勢極為嚴峻。朝廷商議對策，工科給事中吳時來提議調兩廣總督譚綸、福建總兵戚繼光、廣西總兵俞大猷到北方“專督練邊兵”。福建巡撫涂澤民則懇求：“戚繼光才猷超邁，忠勇性成，功勳茂著，八閩愛戴，如出一口。……蓋一日有閩即不可無此官，乞將戚某專心料理閩事”。兵部意見：“戚某與譚綸向在福建，文武相資，練兵禦寇，立有成效，應取回京，共修戎政。”明穆宗朱載垕決定：“速召戚某同譚綸回京，訓練兵馬，以備緩急之用。 ^[21]  ” ^[1] 

戚繼光於1568年（隆慶二年）二月任神機營副將；五月，總理薊、昌、保練兵事務，節制三鎮與總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總理兼任薊鎮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等處。譚綸則於1568年（隆慶二年）三月任薊遼總督；四年十月為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六年七月為兵部尚書，入掌兵部。戚繼光兼任薊鎮總兵後，在長期的親密戰友譚綸的極力舉薦和傾力支持下，在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隆慶六年六月出任首輔）的高度賞識和極度信任下，開始了軍事生涯的又一次輝煌。 ^[1] 

1570年（明穆宗隆慶四年），俺答為救孫兒把漢那吉，與明朝開始和談，次年達成協議，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史稱俺答封貢。 ^[23]  北虜問題至此告一段落，封貢換來北疆過百年和平，直到滿清崛起時，九邊烽煙再現。

在大明王朝南邊沿海的倭寇不斷地走私、燒殺搶掠、擴大貿易，不斷侵佔明朝老百姓利益，並與中國流民、窩主勾結，由開始的小打小鬧，發展到後來瘋狂地燒殺搶劫；倭寇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修建研製了艦船、武器，總結研究出特有的戰術，日本政府由當初的暗中支持，到後來明目張膽地縱容支持倭寇的行徑，最後企圖以朝鮮為跳板，悍然發動了大規模侵略中國的戰爭，企圖打開明朝東南門户；明朝政治腐敗、戎政大壞，讓倭寇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大肆燒殺搶掠，給中國人留下了血的教訓；在關鍵的時刻，正義戰勝了邪惡，團結的愛國志士戰勝了貪污腐敗、賣國求榮者，為抗倭的勝利贏得了先機；倭寇雖然最終在戚繼光等一批愛國將領的努力下被消滅，但倭寇對中國東南沿海長達200年之久的侵擾史已經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留下了無法抹去的記憶，更留給了世代中國人民血的教訓。 ^[24] 

而由於明初的蒙古胡虜問題沒有解決，使明朝陷於南北兩面作戰的窘境，蒙古雖沒有足夠的實力來威脅明朝的地位，但是零敲碎打，不斷侵蝕騷擾長城防線，使明朝不得不長期投入巨大的國防和外交資源。明朝開通馬市互惠蒙古人，其實也是養虎為患。隨着滿清的崛起，和蒙古人一拍即合，在戰略上擠壓明朝的空間，互通聲勢，曾經強大的明朝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中風雨飄搖，一直到滅亡。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