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檔案

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殺11組檔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這些檔案包括身處國際安全區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日記，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6毫米攝影機及其膠片母片，南京市民羅瑾、吳璇冒死保存下來16張侵華日軍自拍的屠殺平民的照片，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谷壽夫判決書的正本以及當時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詞等。 ^[4] 

中國提交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共分三部分，分別包括1937年至1938年，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期間大肆殺戮中國軍民和平民的檔案；1945年至1947年，對日本戰犯調查和審判的檔案；以及1952年至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構提供的文件。 ^[2] 

2014年2月，南京市檔案館向社會公開了一批詳細記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珍貴檔案原件，這批檔案形成於1937年至1947年，共183卷，詳細記載了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大屠殺慘案的罪惡事實和日軍侵佔南京期間犯下的大量罪行。公佈的珍貴資料將與之前的5組“南京大屠殺史檔案”一起，第三次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公眾可以憑身份證前往閲覽。 ^[5] 

這批檔案包含各類政府文件、公函、會議記錄、市民呈文、錢糧收據、罪行調查清單、埋屍記錄等，不僅有統計數據，還有用科學的調查方法取得的第一手資料，絕大部分為原始件。具體涉及大屠殺暴行、掩埋屍體、市民呈文設立慰安所等方面內容。這些資料來自不同組織不同團體的原始記錄和報告，具有權威性和説服力，是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

檔案中，有一份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在1946年提交的關於南京大屠殺案的調查報告尤其引人注目，涉及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傷害、姦淫、搶奪、破壞、強制服役以及中島、長谷川等29支日軍部隊的罪行，罪行的總數達29萬多件。南京檔案局徵集利用處處長、研究員夏蓓介紹，該報告書揭露了日軍暴行，這些調查都制定了嚴格的調查程序，強化了調查的證據，是有真實性和法律效力的。 ^[5-6] 

此次公佈的檔案資料共183卷，包括大屠殺期間慈善團體掩埋屍體、救濟難民情況統計；民國南京各級政府所做的市民遭受日軍屠殺、房屋焚燬、財物被掠的調查；市民呈報的家人被殺、財產被搶的申訴和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關於南京大屠殺案的調查報告等。這批資料1949年4月南京解放後由南京市軍管會接收，其檔案原貌從未公佈過。絕大部分為原始件，屬於“孤本”“珍本”。檔案中，有相當一部分是1937年至1939年間形成的同時期材料，涉及面廣、人物背景豐富、材料相互印證、證明力強，是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大屠殺的有力證據。

南京市檔案局副局長王菡：當時南京市政府有一個臨時參議會，他搞了一個抗戰損失調查。37年後、38年、39年底同時期的材料。還有一個是當年屠殺市民以後，我們南京的一些慈善團體，世界紅十字字會南京分會、崇善堂一些民間的這種慈善機構他們掩埋屍體，埋掉以後它都有記錄和報告，這個都是同時期的，最具有權威和最具有説服力了。 ^[5] 

世界記憶遺產又稱“世界記憶工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2年啓動，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延伸，旨在搶救世界範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至2015年為止，中國已有七項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早在2011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就啓動“捆綁申遺”，共有形成於1937年至1948年間的5組檔案，列入第三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分紙質、照片、膠片三類。

2012年8月13日，南京市第二次啓動南京大屠殺史檔案“申遺”工作。從“檔案文獻”到“記憶遺產”，體現出國民對歷史問題認識上的提高。這不僅是歷史檔案文獻的豐富，更由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檔案上升到人類的共同記憶財富。申報目的也是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用檔案來説話，因為檔案是歷史的真實記錄，用檔案來陳述歷史，讓歷史告訴未來。 ^[1] 

2010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檔案”已成功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2014年6月10日，對中國外交部發出“中國擬為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消息。 ^[7] 

2015年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官方網站上公佈了2015年最新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項目名單。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記憶名錄》，但另一份慰安婦檔案遺憾落選。在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346份文獻和文獻集合中，來自中國的已達到10份，包括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清代內閣秘本檔、東巴古籍文獻、清代科舉大金榜、“樣式雷”建築圖檔、《本草綱目》、《黃帝內經》、僑批檔案、元代西藏官方檔案、南京大屠殺檔案。 ^{[3]  [8]} 

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地區委員會主席、國家檔案局局長李明華介紹，世界記憶遺產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延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該項目的目的，是對世界範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進行保護，從而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 ^[9] 

中方對教科文組織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決定表示歡迎，將按照有關規定，確保這些珍貴文獻得到保護和傳播，充分發揮這些文獻銘記歷史、珍惜和平、共創未來、捍衞人類尊嚴的積極作用。

南京大屠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嚴重罪行，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歷史事實。中方申報材料完全符合世界記憶名錄的評審標準、特別是真實性和完整性的標準，申報程序符合教科文組織有關規定，應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記憶。

事實不容否認，歷史不容篡改。日方有關言行再次表明了其不願正視歷史的錯誤態度。中方敦促日方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切實糾正錯誤，立即停止對中方申報説三道四和對教科文組織正常工作的干擾和無理糾纏，以實際行動取信於國際社會。 ^[10] 

中國政府申報聯合國世界記憶名錄一事，觸動了日本最敏感神經。消息一出，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便迫不及待跳出“抗議”，要求中方撤回申請。對此“無理交涉”，中方迴應簡單明瞭：不接受，不撤回。 ^[11-12] 

菅義偉的狡辯與日官方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立場如出一轍。菅義偉再次拿遇難人數説事，稱雖不能否認日軍進入南京後存在屠殺平民及掠奪的行為，但具體遇難人數尚存各種疑問，政府難以作出判斷。日方置事實於不顧，對一切歷史檔案、文獻等鐵證視而不見，一口咬定就是不存在南京大屠殺，其信口雌黃着實令人驚歎。 ^[11] 

日本外務省在談話中稱，南京大屠殺相關檔案是“基於中方單方面的主張而申報的材料，文件的完整性和真實性明顯存在問題”。同時，談話批評稱：“儘管日本政府對南京大屠殺檔案審議提出反對和質疑，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無視日方立場依然將其收錄為世界記憶遺產，教科文組織缺乏作為聯合機構的中立和公平，這一點存在問題，日方表示積極遺憾。” ^[7] 

2015年10月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在迴應“日方反對《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問題時，華春瑩表示，中方申報符合世界記憶名錄標準，相信教科文組織將做出公正且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結論。華春瑩還説，日方有關言行再次表明了其不願正視歷史的錯誤態度。中方敦促日方本着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妥善處理有關問題，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13] 

2015年10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會談時，就中方申報《南京大屠殺檔案》登錄世界記憶遺產一事表示了遺憾。楊潔篪則進行了反駁。 ^[14] 

2014年2月，南京市檔案館向社會公開了一批詳細記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珍貴檔案原件，公佈此次檔案資料將有力回擊日本右翼試圖否認歷史的錯誤。針對日本首相安倍等一些政要，還有日本廣播學會NHK的會長，公然罔顧歷史事實，否認南京大屠殺，對這個堅決予以回擊。從南京來講、受害地的人民來講，我們的感情是接受不了的。而且歷史早有定論，而且檔案是歷史的記錄，它是最具説服力的，讓檔案説話是事實勝於雄辯，主要是回擊日本右翼否認大屠殺的謬論。” ^[5] 

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紀念碑(2張)

2018年12月8日上午，“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紀念碑立碑儀式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來紀念館的觀眾可在1號門入口處看到這座紀念碑。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代表、90歲高齡的夏淑琴老人為“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紀念碑揭幕。夏淑琴説：“希望更多的世人知道這段歷史，也希望世界和平，這樣的慘案永不發生！” ^{[4]  [15-16]} 

該碑形制將仿照世界文化遺產明孝陵的世遺標識碑，材質暫定為花崗岩，顏色在白色、黑色與米色中擇其一。碑寬3．14米、高2．4米。標識碑將雙面雕刻同樣內容，右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記憶工程的標誌，碑文為“世界記憶遺產項目”“南京大屠殺檔案”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該方案已由紀念館擴建工程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組織論證。 ^[17-18] 

舉行“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紀念碑立碑儀式，是為了更好地發揮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作用，傳播和平理念，宣揚和平精神，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