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衡之

卓是學生出身，對於教育頗為重視，下車伊始，即瞭解全縣教育情況。當發現還沒有一所中學時，便立即向全縣士紳倡議辦一所中學。當時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洪燾（即洪添銘，那時他正兼任號稱全縣最高學府的雲路街小學校長）、教育局督導何文栓、文化館館長邢瑤圃、商會會長姚時雨以及紳士杜學斌等人見縣長倡導，都一致贊成。卓認為我國是以農立國，我縣又以農業為主，為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便決定辦一所農業中學。當即推選杜學斌（本縣城裏人）為校長。教師人選，由地方推薦。缺少的人才，由卓在外地引進。 建校方針決定後，第一是校舍問題。新建嗎？沒有教育資金。那時的安徽省主席劉鎮華，是一位從政軍人，並不熱心於教育，向上伸手是沒有指望的；自己籌集嗎？談何容易！

1931年和1934年水、旱災剛過去不久，人民元氣未復，兼之國民黨政府橫徵暴斂，廣大農村都弄得十室九空，不論農業、商業、手工業和小商小販，都瀕於破產，想要向下攤派，也是困難重重。因此只得因陋就簡，擬尋找一處民房，借用開學，新建校舍，等以後再説。於是大家開始物色校舍。那時私人宅第，雖也不乏高堂大廈廣宅深院，但彼此都不好開口。找來找去，大家的目光終於落到東門街城隍老爺的府上去了。城隍廟，房屋頗多，空地不少，選做農中校址。非常合適，也頗理想。但最為好辦的是因為它們是些泥塑木雕的偶像，不能開口講話——雖然有幾個廟祝，想保住廟宇也無能為力。這就減少了磨嘴皮的麻煩，也不用擔心它會寫稟帖、遞訴狀、提抗議。因此大家一致贊成：以城隍廟為農中校舍。 但跟着也就發生了第二個問題，也正好做成了卓縣長的第二個業績。

城隍菩薩不能講話，固然是個優點，但它不能走路，卻又是缺點。要它讓出房子，必須要把它弄走才行。這就必須要有人去挪走它。但派誰去挪呢？當時是找不到這樣敢冒犯神威的人物。神的信徒們不敢去挪動它；紳士們又一概恪遵孔老夫子的遺訓，“敬鬼神而遠之”；身為校長的杜學斌，也同樣畏葸不前，望而卻步。因此，城隍老爺和它的夫人，依然穩如泰山地坐在大殿上。一幫判官小鬼，照舊的分列兩旁。這消息傳到卓縣長的耳朵裏，他大為惱火，但又覺得十分可悲可嘆，為什麼迷信思想如此深入人心?他放下手中的公文，決定自己親手去毀掉它。事有湊巧，他正打算動身時，忽然有客來拜，延誤了時間。就在這時，有四牌樓吳恆和醬園老闆吳宗源，風聞卓縣長將親自來毀城隍菩薩，便立即請小工將能抬着出行的木雕城隍爺的行身和城隍奶奶的坐身，悄悄地抬到南門外峨山腳下的綠蘿庵裏去安置起來。等到卓縣長帶着人匆匆趕來時，廟裏只剩下一尊抬不動的泥塑的城隍座像。他命人拿來幾根粗麻繩，拴在城隍爺的脖子上，他和手下人一聲吆喝，全體用力，轟通一聲，便把這個泥塑的偶像，拉倒在地，摜了個稀爛。然後一幫工役和瓦匠，才敢把它弄走。同時也把所有判官小鬼、十殿閻羅，連同城隍廟後的炎帝廟裏的神像，一併摧毀無遺。

在這以後，才正式進行改建廟宇、修建教室、開闢操場、整治園圃、選用農場等工作。第一學期校長杜學斌，教導主任孔亞聞（廣德人）兼教數學，訓育主任靳懷禮（南京人，他的姐姐靳懷俠是卓妻子的好友）兼教動物學，英語教師萬大啓（本縣人，邢瑤圃的女婿），音樂教師王平貴（蕪湖人，原是雲路街小學教師，兼職），語文教師張學謇（本縣西門人），體育教師姓周（體育場場長，兼職，是卓介紹的外地人），因他年輕愛玩好鬧，學生稱他為周鬧子。

學校招考時，報考的有三四百人，都是四鄉八鎮來的，有的是青少年，有的已經是壯年，經過考試，只錄取學生50人，其中男生40人，女生10人。學校後面的空地，闢為實習園藝處，面積約有二三畝，種上了各種蔬菜，均是老師帶着學生親自挖地、整畦、播種、施肥、澆水，直至收穫。每個菜畦上的畦頭，都插上寫着實習學生名字的小木牌，作為標誌，看興種好壞，以定分數的高低。當年曾收穫不少白菜、青菜、蘿蔔、菠菜等。

另外選擇水西門前一塊稻田，作為農業實習場所，面積約有五六畝。由農場工人播種、插秧、收割。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管理實習：耘草、施肥、灌溉、滅蟲等。

繁昌農中辦了兩學期，第二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學校停辦。但卓衡之畢竟為我縣創建了一所農業中學，他打城隍、辦農中之舉，當年頗為繁昌人民所稱道，時至今日也還留在老年人的記憶中，不會忘記。

繁昌在抗戰前是沒有醫院的。人們生病，除了求神問卜，只能請開業醫生醫治。那時的醫生，既不稱大夫，也不叫醫生，只叫先生或郎中先生。患了病，必須請先生上門醫治。路近的，可以走着來；路途較遠的，還要用兩個人抬的青布小轎抬着來。招待與診金，一般貧苦農民往往無力負擔。

卓衡之來到繁昌辦了農中之後，第二件事就是着手建立了一所縣立醫院。院址設在夫子廟後面，原來文化館的隔壁。院長蔡心孚，南京人，是卓的姐夫。護士有汪濟漢、汪傳徹、宋芝蘭、何永芝、何永萱、萬慶和等人。他們都是城裏人，是考進去的，既當護士，也向蔡學習英語。

自建立醫院以後，雖然遠處鄉間來住院就醫的尚不多，但城區及郊區的人民就方便多了。有個傷風咳嗽、積食發熱的毛病，到醫院來，花較少的錢就可以治好病。當時人們對卓衡之辦醫院，也是極為讚賞的。

1936年以前的繁昌縣，吸食鴉片者比比皆是。較大的村莊都設有鴉片館。若象城關、舊縣、橫山等集鎮就更多了。鴉片煙對人體的毒害最為厲害，常吸毒的人，意志衰退，身體變弱，弄得面黃肌瘦，像皮包骨頭的餓鬼一般。而且鴉片價格極為昂貴，每兩大約值大米250斤至300斤。每天只要吸半錢煙土就要付出10至15斤大米的代價，夠八口之家一天的食糧還多。何況煙癮大的，每天要吸二、三錢才行。任你是萬貫家財，只要幾年一吸，也會家資耗盡，日益窮困。 卓衡之一到任，就雷厲風行地嚴禁大煙。首先明令公佈，所有吸食者，限期分批戒絕。並在縣立醫院附設一個戒煙所，所長由卓自己兼任，副所長由院長兼任。勒令全縣吸煙者都要到戒煙所去服戒煙丸藥。住在城關地區的吸食者，其中一些頭面人物卓一家家地親自登門請他們到戒煙所去。各鄉鎮的吸食者，就責成聯保辦公處傳喚，不去的人就要押送。這樣一來，全縣的吸食鴉片者，聞風喪膽，都紛紛捲起鋪蓋到戒煙所去戒煙。不料當時全縣20幾個聯保主任和許多官紳及有面子的人，竟多是鴉片鬼，叫他們也來戒煙，他們是不願的。可卓縣長還一定責令他們“以身作則”，不戒不行。這時，正好卓衡之因壓制民意，強行選舉吳仲達為“國民代表”，遭到反對，於是他們就聯合起來，結成反卓集團，跑到安慶去（當時省政府所在地），借卓衡之“壓制民意，強制選舉”一事聯名進行控告。不久，安徽省政府只得把他調往靈璧縣任縣長。卓衡之一走，繁昌剛剛掀起的一場禁煙壯舉，便因卓的去任而云消霧散了。

卓衡之是國民黨黨員，也是CC系分子，抗日戰爭中期，還當過安徽省黨部書記長。他在繁昌縣長任內，除辦了上述幾件事情外，還建立了一座中山紀念堂。紀念堂建在原繁昌縣政府對面（現在北門龍華池後面），一排三間磚牆瓦屋，前有走廊，正中一間為紀念室，室內懸掛着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上有“天下為公”橫額，兩旁的對聯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下方有總理遺囑。紀念堂建立後，每星期一縣府人員都去做紀念週。只可惜這所紀念堂在抗日戰爭中被敵機炸燬。

卓衡之比較重視體育運動，他本人也愛好體育，不擺縣長的架子，經常和青年學生們在一起打球，做體操。他在任上時把西門夫子廟改作體育館，又把仙姑廟（現在大戲院）附近的廣場擴建成體育場，面積約有10畝左右，派周某為場長。1936年10月10日舉行了首次全縣體育競賽運動大會，參加的有農中和全縣各小學及縣級各機關單位的運動員100餘人。比賽項目有50米至萬米賽跑，表演團體操，以及足、籃、排球競賽等，時間一天，參觀羣眾達數千人。筆者也是縣級單位聯合組成的飛龍田徑隊的成員（這個隊名是卓的小舅子陳詩代想出來的，他替卓監印），參加了萬米賽跑。雖然我是倒數“冠軍”，但還是興致勃勃地跑完全程（因為有的人早已於5000米後離開了跑道）。我雖然未獲得名次，卻也得一方銅墨盒的獎品。其餘運動員都分別得到各式各樣的獎品（包括獎狀在內），其中最好的要算14K金自來水筆了。這次體育運動會，算得是我縣體育運動史上的創舉。

當年繁昌縣城街道，破敗不堪。全城各街道大半是石板路，即中間用條石擺成一條小車道，兩旁鋪以亂石泥土（也有全用石板，但很少），小半是碎石泥土路。中間的石板路早被獨輪車軋成深溝。尤以十字街、餘慶街（一中門口至大戲院）和西門街（大戲院至西門河橋）幾處更為糟糕，石板坎坷不平，兩側石子路，早已形成坑窪。一到下雨天，積水成潭，人們無法行走。

卓見此情況，立即發動全城人民，修整街道。本來計劃徹底重修，後以時間急迫（因他就要調走），只將從北門城內至南門城外正街的路面修整好，餘皆半途而廢。

與此同時，還疏浚了從水西門狀元橋至北門的一段河道。因為這一帶河道長期淤積，河牀升高，容水量減少，每逢大雨，河水即泛上兩岸，既衝擊城牆腳，又影響西北兩門居民的住宅，人民不勝其苦。卓衡之發動羣眾挖浚整治。由各保抽派民工，分段包乾。將掘出的污泥，鋪于田中（這一帶當時有很大的一片田畝）。這樣，不但疏好河道，也為農家積聚了肥料，減輕夏汛時河水對居民的威脅，可謂一舉數得了。

總的説來，卓衡之在1936年5月至12月這段極為短暫的時間裏，在我縣做了以上幾件事，可以説是難能可貴的。至於他在任上，有無其他劣跡，因筆者當時官卑職小（縣政府錄事），不得而聞，只好留待知情者撰文評述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