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

1908年生於湖南省慈利縣國太橋鎮。

192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初級班。

1926年冬畢業後，參加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學兵團。

1929年，就讀省立三中高中師範科。

1931年考入中山大學教育系，後轉入社會系，攻讀政治經濟學，受業於王亞南、何思敬、鄧初民、周谷城、楊東蓴等進步教授。

1935年獲社會學學士。同年秋入廣東學海書院，攻讀研究生，研究明史。

1936年至1938年，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廣東民族抗日先鋒隊。

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第四戰區主編《新建設》、《陣中文藝》雜誌，還寫了一些小冊子，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

1941年回中山大學任教，先後任講師、副教授，與王亞南共同鑽研《資本論》。

1946年，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黨組織通知他轉移到香港，後僑居泰國曼谷，任南洋中學校長兼中共支部書記。1948年9月回國，在雲南參加地下黨組織的人民武裝鬥爭。

1949年3月，任雲南省人民反蔣自衞軍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

1950年5月任南方大學第一部主任。

1953年任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學習室副主任，後任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理論教育處處長，致力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先後寫出《政治經濟學學習提要》以及《十大經濟政策解説》等專著，提出計劃經濟的基礎是商品經濟和商品價值規律。

1958年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

1960年，任廣東省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編寫組副組長，在他起草的前言中闡發了物質利益的原則，因而被撤銷副組長職務。他執着追求真理，仍把商品經濟作為研究的課題。

1961年參加廣東省經濟學會年會，寫了一組關於商品經濟的論文。《論商品經濟》一文的結論是：“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生產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只能決定商品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特點”。這是他的商品經濟理論的中心思想，並據此得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點。

1985年6月下旬，卓炯商品經濟理論研討會在廣州召開，全國經濟理論界充分肯定他提出的商品經濟理論。從1982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光明日報》、《廣州社會科學》、《廣州日報》等10多家報刊雜誌，發表30多篇文章和報道，評價他的商品經濟理論和治學精神，稱他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主要論著有《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政治經濟學新探》、《〈資本論〉體系與社會主義經濟——擴大商品經濟論》等。

1985年6月，廣東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特等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

1986年6月，中共廣東省委授予他優秀共產黨員的稱號。

1987年當選為中共十三大代表。同年6月24日，在廣州病逝，終年80歲。 ^[3] 

1999年，為促進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廣東經濟出版社，共同發起了推選“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十本經濟學著作”活動，後經無計名投票而選出十本優秀經濟學著作，卓炯著的《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書名在其中，成為新中國經濟理論發展的十面旗幟之一。

卓炯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就致力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研究，提出社會分工決定產品的商品性，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商品的社會性質和特點。根據這個中心思想，合乎邏輯地得出社會主義仍然是商品經濟的科學結論。1961年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商品經濟”的理論，而且對此作了相當充分的論證。

他認為剩餘價值是擴大商品生產共有的經濟範疇，剩餘價值為資本家無償佔有，稱為無償佔有價值，剩餘價值歸社會所有，稱為公共必要價值。

他認為價值規律公式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精華，是對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高度概括，因而適用於極不相同的社會經濟形態。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轉化為資本價值規律，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轉化為社會資本價值規律。

關於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他提出商品經濟是計劃經濟的基礎，計劃必須放在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計劃和市場的有機統一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性。

他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分析是建立在徹底的商品經濟理論基礎上的。他認為過去的經濟體制的根本問題不在於中央管得過多過死，而在於這個體制是根據產品經濟的要求，而不是根據商品經濟的要求建立起來的。改革的方向和中心問題在於把產品經濟體制改造成商品經濟體制。他進一步提出發展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中國最基本的發展戰略。

經過20多年的理論探索，他已形成具有自己獨特見解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體系。他認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就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學。他在完善、豐富商品經濟論的同時，致力於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立。他認為，廣義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勞動經濟學，狹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研究某種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應該是廣義政治經濟學和狹義政治經濟學的有機結合，也就是勞動經濟學和所有制經濟學的有機結合。

孫冶方最早明確提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但他認為公有制經濟不是商品經濟而是產品經濟。卓炯則認為公有制經濟也是商品經濟，價值規律是首要規律。

在卓炯先生豐碩的學術成就中，最突出的是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他的這一理論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

1.第一個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

2.徹底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者

3.卓炯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觀已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

4.堅定不移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者

卓炯的經濟理論，是在徹底批判產品經濟論的基礎上對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現了革命的重大理論成果，已形成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説，可以稱之為“市場經濟社會分工説”。

卓炯在其50餘年的學術生涯中，孜孜不倦地探索強國富民的真理。他以反潮流的巨大理論勇氣，從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率先突破和批判了產品經濟理論體系，創立了獨樹一幟的徹底的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資本理論和社會主義剩餘價值理論，完成了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革命，即“卓炯革命”。

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卓炯最早奠定了我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理論，突破了“計劃經濟制度論”和“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論，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卓炯提出的“市場經濟社會分工説”，自稱“社會分工派”，是對其理論體系的高度概括。

卓炯的經濟理論，是在徹底批判產品經濟論的基礎上對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現了革命的重大理論成果，已形成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説，即“卓炯經濟學説”，可以簡稱之為“卓炯學説”。

卓炯的經濟理論可以稱之為“市場經濟社會分工説”即“卓炯學説”。其涵義是：以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為基礎和出發點來解釋關於市場經濟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理論問題的經濟學説。

這是因為：第一，卓炯的經濟理論，已經形成理論體系，已稱得上是一種學説。作為一種經濟學説，不僅要有自己的理論體系，而且要有獨樹一幟的觀點，還要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與其他種種經濟學説相區別。卓炯的經濟學説已具備這種品格。

第二，卓炯自稱“社會分工派”。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沿襲前蘇聯教科書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的思路，卓炯則另闢了一條從社會分工出發的思路。沿着這條思路，卓炯不斷地進行撥亂反正，處處與產品經濟論劃清界線，樹立了徹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在“社會分工論”的旗幟下，贊同和運用卓炯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論的研究隊伍正在不斷擴大，研究成果隨着卓炯的觀點越來越多地被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實踐所驗證，日益被更多的經濟學者認同，被黨和政府的決策所採納。卓炯逝世20年來，中國經濟理論界最大的變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由處於禁區的“異端邪説”轉變為當代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學派。“社會分工派”既然已發展壯大，登上舞台，自然可以稱為一種學説。

第三，卓炯一開始研究，就以馬克思《資本論》為參照，從中抽象出一個屬於一般勞動過程範疇而撇開了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擴大商品經濟”理論體系。這個“擴大商品經濟”範疇，是卓炯的獨特經濟範疇，其主要特徵是有價值增殖、有資本一般(卓炯稱之為“資金”)和剩餘價值一般、已存在平均利潤率和生產價格。這説明商品生產已處於發達階段。所以，這個“擴大商品經濟”範疇就等於市場經濟範疇。

第四，卓炯是“寬派”，與于光遠一樣，歷來主張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因此，卓炯在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與他在1962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兩者是一碼事，只不過後者是前者的完成形態而已。卓炯的市場經濟論包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也包含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從理論經濟學看，是屬於比較經濟學。這種“寬派”的市場經濟論以社會分工為理論基礎，可以總稱為“市場經濟社會分工説”。 ^[1] 

卓炯的主要著作有：《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1981）、《政治經濟學新探》（1983）、《再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1986）等。 ^[2] 

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我國理論界也曾出現聞風而動的風派人物,卓老經過長期勤奮鑽研得出的新觀點、新理論,當時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和經濟學界不少同行的非議,批判來自方方面面,“修正主義”的帽子滿天飛。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理論,不屈不撓,批而不倒,壓而不垮。

在紀念著名經濟學家卓老誕辰100週年之際,我最難忘懷的是他的堅持真理、不屈不撓、無私無畏的科學態度；他那高風亮節的人格魅力。他的科學態度和人格魅力,激勵着我們解放思想、堅持真理、大膽創新、奮勇前進。

經濟理論界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卓炯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繼續完善、需要深層次的改革以及與世界接軌,還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包括社會改革、文化改革等)與之相配套。而這一切都需要更進一步解放思想,需要理論界的新探索、新突破,需要再次呼喚理論界的良心。我們應該站在國家民族命運的高度,站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命運的高度,與時俱進,勇於創新!（作者系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