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號病房

劇照(5張)

在某結核病院的16號病房裏，住着三位同是知青而性格各異的女患者。常琳、桑青青是因病回城的待業青年，田進軍是上了大學、又從事寫作的知識青年。常琳曾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女孩兒，可她的理想未能實現，又患有疾病，病雖不重，卻有很大的精神壓力。少年時她的父母相繼去世，使她性格變得孤僻、憂鬱。田進軍把創作熱情放在古墓研究上，想借助歷史歌頌不死的精神。桑青青雖有痛苦，但有父母的體貼，她整日無憂無慮地玩弄撲克牌。自從在鄉村擔任教師的劉春樺住進病房後，這裏有了笑聲。春樺發現常琳失去戰勝疾病的信心，就格外關心她。她把自己與丈夫陳仲男的經歷告訴了病友。原來，她也是待業青年，和她一往情深的陳仲男看到農村缺少教師，就把她請到農村。他們建立了家庭，在這塊土地上默默耕耘。常琳在偷看自己的病歷時，意外地發現劉春樺患的是肺癌。她心潮起伏，難以想象春樺竟是個生命垂危的病人。因為在她身邊的劉春樺，根本沒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上，她是那樣熱愛生活，關心着學生和同病房的病友，關心着參加作文比賽的孩子們。常琳從春樺身上看到了一種閃光的精神，她在醫院的草坪上，對生活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恰好，她在這裏碰到了陳仲男。仲男為護理春樺，晚上就睡在草坪的長椅上。他強顏歡笑，讓笑聲洋溢在病房裏，又孤獨痛苦地等待着不幸的降臨。春樺夫婦的生活態度教育了常琳，她重新振作起來。劉春樺意外地聽到護士議論，知道自己身患絕症。但她沒有絕望，直到彌留之際仍在和常琳暢談人生。春樺辭世而去，她的精神卻鼓舞着病友們。仲男要返鄉了，病友們有的為春樺織完她生前為女兒織的毛背心，有的給孩子批改作文。常琳決定和陳仲男一起到鄉下去，接替春樺留下的工作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1]  [3]  [4-5]  [6]} 

喬雪竹上大學時曾因肺病住進北京温泉結核病院。病房中的病友和她一樣都當過知青。當喬雪竹感到迷茫時，一位紮根農村的知青病友給了她鼓勵，但那位病友卻因病逝世。喬雪竹在病房裏以病友們為原型寫下小説《遺忘在病牀上的日記》，而後又改編為電影劇本 ^[10]  。

文學劇本的結尾，常琳是主動出走，並暗示她與陳仲男有某種感情聯繫。但是，導演認為這是降低了常琳的品格，對陳仲男的人物形象也有損害，會削弱主題的社會意義。於是，在拍攝中，他們儘可能消除常琳與陳仲男有可能產生被誤解的感情關係，並通過刪減、改寫一些戲，試圖將常琳的出走調整為無意識的、偶然發生的。原劇本中，春樺在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時一蹶不振。導演認為這樣處理顯得她的心靈不夠明亮，於是，加了一場雨夜談星星的戲，表現她雖已危在旦夕但仍關心他人 ^[3]  。

田進軍和桑青青兩個人物在文學劇本中幾乎沒有發展。導演認為給這兩個次要角色一個結局，有助於寫出春樺對她們心靈上的觸動，所以，在影片中改為田進軍由於受到仲男、春樺夫婦的情操境界以及常琳的醒悟的震動和啓發，改變了寫作方向；而桑青青也悟出了生活的意義 ^[3]  。

該片攝影師王吉順認為，故事片主要通過演員的戲來體現劇本主題思想，所以攝影師應該調動一切可能的手段以求把演員的準確地呈現給觀眾。片中的一場常琳與仲男交談的夜景戲是表現常琳人生態度變化的重頭戲。通常拍夜景戲，多是利用日出日落前後的時間，王吉順認為那樣短促的時間不能滿足拍攝需求。如果沿用以往以曝光不足或加校色片模擬夜景的方法，則不容易把演員的臉部表情變化細節拍出來。於是，劇組決定在日光條件下，採用不加校色片的逆光拍攝方法。最後不但拍出了導演想要的效果，而且縮短了拍攝時間。X光室是片中幾個人物經常出入的環境。以王吉順的攝製組想方設法在黑暗的X光室裏呈現出人物的個性。經過實地觀察，他們發現X光室裏經常開啓紅燈，便抓住這個機會拍攝。當徐醫生與青青、常琳、春樺交談時，就採用紅光拍攝，當青青在屏幕前模仿醫生説話時，攝影師就模擬X光的暗淡冷調照明；當常琳、春樺與醫生談話時，投入強烈的反光束 ^[11]  。

王吉順認為演員的面部是表達思想的重要部位，因此，在處理演員的肖像攝影方面，他注意配合角色的年齡、生活經歷的變化進行處理。例如，常琳一角經歷了對人“冷”到“熱”的變化。在拍常琳夜間咳嗽着走出病房扶牆喘息的鏡頭時，王吉順要求頂光從高側面斜射過來，在演員面部形成強烈的陰暗面，使一個陰影投到牆上，以表現角色內心的煩躁與痛苦。而後面拍到常琳的弟弟和女友帶春樺的女兒來到醫院的戲時，王吉順安排他們在陽光明媚的草地上相見，有意以明麗的暖色作為常琳的後景，烘托角色在這時的火熱心情。劉春樺一角在片中年齡跨度、健康狀況變化比較大。王吉順為扮演者宋曉英拍了二十幾張不同角度不同光線的照片，並看了她拍攝的電影《夕照街》，定下了採用正面略側、長焦稍仰、平光加紗的拍攝方案。在拍攝春樺少女時代在古廟小學的鏡頭時，攝影師主要用平光照明，加淡淡的薄紗，選擇較為圓順的線條，塑造她豐滿、稚嫩的少女臉型。而在拍春樺與仲男結婚的戲時，用較平的正面光，側面輔以柔和的漫射光，勾勒輪廓，用180mm長焦稍仰拍攝，把她的臉型略為壓縮，以塑造一個青年婦女的形象 ^[11]  。

該片從取材的角度、環境的處理、人物的描繪上看，都有不同錄常之處。它以知青生活為題材，而不正面去寫他們在十年動亂中的種種具體遭遇，不去寫他們如何為待業、升學經歷的煩惱，不去寫他們那種常見的流行的愛情故事，相反，將故事放在一間不太大的病房中展開，將焦點集中在四名病人和一名病人家屬身上，由小小的病房與廣闊的現實世界聯繫起來，由靜卧治療的病人與他們的經歷、生活、思想聯繫起來。它的取材角度雖小，而創作者的胸襟、視野、境界卻比較開闊，由小及大，小中見大。導演在不大的環境、不多的人物之間將人物關係、情景調度得比較自如，比較有層次、有變化，這是難能可貴的。雖然有雕斧的痕跡，但大體是清新流暢，一氣呵成的。在刻畫人物的心理深度上，劉春樺、陳仲男兩個藝術形象在片中最成功、最有啓發作用的 ^[6]  。（原《大眾電影》、《電影藝術》編輯、研究員王雲縵評）

該片很像一首抒情散文詩，導演手法清新、淡雅、細膩、流暢。整部影片注重人物心理刻畫，注重人物內心活動的貫串線和潛在感情之流，藴含着詩情與哲理。影片並非沒有矛盾衝突，只是它的矛盾衝突不像某些影片一樣着重於外部衝突，而是一種精神衝突，即人生觀的衝突。五位知青，一間病房，表面不吵不鬧，而他們的心靈世界一直在撞擊、交流，一直沒有平靜。這使影片有一種內藴的激盪人心的力量，這也正是編導者在藝術處理上的高明之處。影片的不足除了有些情節處理不很妥當，多次出現醫院旁邊山崖上刻的“精神不死”四個大字的鏡頭，似無必要，過於直露，與影片含蓄、深沉的風格不符 ^[5]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章柏青評）

該片在送審時，編劇署名是兩個人的名字：喬雪竹和上海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編輯姜思慎，而放映時片頭字幕上只署了喬雪竹一個人的名字。圍繞編劇的署名問題，喬雪竹和姜思慎間爆發了一場糾紛。雙方各自通過媒體發表相互攻擊的文章達50多篇。1984年4月26日，在爭議未能通過行政途徑解決的情況下，姜思慎正式向喬雪竹的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樓區法院提起訴訟。1985年4月13日，姜、喬雙方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調解下自願達成了協議，確認電影劇本《16號病房》的改編存在以喬雪竹為主的喬雪竹、姜思慎的合作關係，著作權應歸兩人所有；此後影片再拷貝，劇本再發表，應兩人共同署名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