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

《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從社會學的角度，系統地論述了17世紀英國社會中各種職業人員的補充和學科間興趣的轉移、清教主義與科學的假説、經濟和軍事對科學研究課題範圍的影響、以及人口、社會和科學的相互影響等問題。作者在書中以大量的篇幅考察了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軍事技術及清教主義之間的關係，認為17世紀英國清教徒對科學成為合法的社會建制是有貢獻的。作者在書中還提出了一個假設，即科學只有在某些確定類型的社會中才能獲得重大而持久的發展，這種社會必須為科學發展提供文化和物質上的條件。 ^[1] 

20世紀30年代初，默頓在哈佛大學社會學系進修研究生課程期間，應蓋伊之請，撰寫《機械發明史》的分析性書評，此文被髮表在由薩頓主編的科學史刊物《艾西斯》上。由此，默頓又參加了薩頓的科學史討論班，並同索洛金、亨德森等學者一起從事研究工作，這為他奠定了多方面的知識基礎，並把他的興趣吸引到科學社會學中。1933年，默頓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兩年後寫作完成，1938年，該論文發表在《艾西斯》的專刊《奧西里斯》中，並在1970年以論著的形式於紐約出版。 ^{[2]  [4]} 

在該書中，默頓肯定科學理論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當然是通過對科學內在邏輯的探索取得的，同時默頓又顯示了17世紀英國的科學發展，部分是由於科學的外部因素促成的。這些社會的因素與科學發展的關係的證實，被安排成以下四個步驟來進行：

作者提出的問題是：17世紀的英國，在文化的不同領域，例如宗教神學領域、藝術領域，科學領域等等，是否存在興趣中心的轉移？在科學的不同領域是否也存在興趣中心的轉移？默頓蒐集了大量的科學史上的案例，例如《國民傳記辭典》上所載不同時期人物的職業分佈，《哲學會報》所載科學論文類別在不同時期的分佈，重大發明和發現在不同時期的分佈等等，證實的確存在興趣中心轉移的事實，即17世紀中期與該世紀初相比，在英國科學技術領域成為興趣的中心，而在神學、詩歌領域卻呈現興趣衰退的趨勢；在19世紀80年代前期，英國科學界的興趣集中在物理學和形式科學領域，到了後期，興趣日益明顯地轉向有機生命的科學領域。這些事實，推翻了科學興趣中心完全是由各門科學內在邏輯發展所決定的論斷，並使得默頓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什麼社會學因素影響了科學興趣中心的轉移？在他看來，自17世紀中期以來，科學和技術日益爭得了一份應得的注意力。科學再也不是一種遊蕩的運動，只是在不時的發現中找到支支吾吾的表現，科學已獲得社會的認可並組織起來了。所有這一切並不是自發生成的，人們倘若要想發現科學的這種新表現出來的生命力，這種新贏得的聲望的獨特源泉，那就應該到那些文化價值中去尋找。 ^{[6]  [5]} 

因為17世紀的英國，宗教是文化價值的占主導地位的表現，而清教主義是當時各教派所接受的共同價值的核心。默頓繼承了馬克斯·韋伯的使命，對新教倫理進行更深入的考察。他發現，理性化的清教倫理體系，以頌揚上帝、與人為善為目標，而把科學作為達到這一目標的有效手段，它鼓勵人們獻身於科學事業，於是科學在發展之初獲得了清教的支持。為了對此作實證研究，默頓研究了英國第一個科學組織“皇家學會”，並指出，皇家學會核心小組主要人物是神職人員或篤信宗教的人士。此外，來自其他方面的材料證實：新教徒具有推崇科學技術研究的傾向，相對來説，新教徒在優秀科學家中佔壓倒多數。 ^[5] 

默頓指出，社會家並不是信仰的衞道士，不論這信仰是宗教的還是科學的。當他已經揭示出凝結在宗教裏的價值和支配着這些價值的表現的文化傾向中的思想感情時，當他已經確定出這種思想感情在何種程度上引導人們趨向或遠離科學事業或對此根本毫無影響時，他的任務按照其最初綱領即告完成。其次，默頓認為，應該把宗教與神學區別開來，宗教倫理是指生活的態度和行為，而神學是關於宗教的系統思想或説教，前者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促進科學，而神學家們總是激烈地反對那些他們認為觸犯教規的發現。再次，默頓還指出，某一價值觀的主觀定義與其客觀效果往往是不同的，不能將宗教領袖本人的言論、態度和傾向同他所創建的學説所產生的效果混為一談。 ^[6] 

默頓通過對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基督教指南》（一八二五年版）的分析指出，清教主義的價值觀主要表現在如下的幾個方面：第一、頌揚上帝與社會功利主義；第二、禁慾主義或苦行主義；第三、理性主義。默頓還分析了清教對科學的刺激作用，這種刺激作用首先表現在清教倫理對科學活動的讚許上，其次，在清教倫理中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結合，也構成了近代科學的精神實質。默頓指出，清教主義與科學精神的相似（或相容），創造了尊重科學的氣氛，科學成為一種令人嚮往而不是令人討厭的職業，從而把社會的精英引導到科學事業上來，促進了科學活動的蓬勃興旺。為了進一步解釋在科學技術內部，為什麼興趣集中在特定領域，默頓執行了步驟3。 ^{[5]  [6]} 

默頓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力量把科學家和發明家的興趣引導到特殊的領域？是完全出於個人興趣，而與社會及文化的背景根本無關嗎？默頓首先對採礦業作了考察。他發現採礦業的發展向科學家和發明家提出了實際問題，諸如“使礦坑中的空氣流通”問題，如果研究並解決了這些問題，就會帶來某些經濟上的獎勵和更高的聲譽，這引導科學家和發明家選擇自己國家國民經濟中最迫切的特殊問題作為研究對象。默頓對交通運輸業進行了調查，進一步指出，個人經濟收益極少激起科學家的動機，而社會聲望和知名度不斷增長的領域更為吸引人。對軍事技術的考察同樣證實了這些論點。關於科學研究課題的選擇，究竟是完全受經濟軍事方面的支配，還是絲毫不受這方面的影響該書沒有作簡單化的選擇，默頓較為嚴格地列出他的結論：社會經濟需要相當可觀地影響了17世紀英國科學家研究課題的選擇，粗略地講，差不多30~60%的當時研究，似乎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這種影響。 ^[5] 

但是，默頓拒絕把科學簡單地視為技術或經濟需要的結果，他注重從社會學的角度克服赫森簡單化的“經濟決定論”的觀點。默頓強調，重要的是應該將科學家個人的主觀態度，與他們的研究所起的社會作用區分開來。對動機水平上的分析和組織水平上的分析加以區分，因此，經濟需要對科學產生的影響是在社會水平上發生的，而不是要求每一位科學家都選擇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問題。此外，默頓援引俄裔美籍社會學家索羅金的觀點指出，經濟需要扮演一種促進和指導科學發展的角色，要以特定的文化背景為前提，即：該社會對於革新賦予較高評價，具有成功發明的傳統而且慣於技術發明、而不是其它手段來滿足這種需要。 ^[6] 

默頓對人口密度的增大對科學可能產生的影響作了仔細識別，他指出，人口密度增多的效果首先在於指引科學發明興趣集中於某些領域，而不是加速發明率；其次是引導人們對發明活動作更高評價，因為大量人口中的發明會產生更大的經濟價值。默頓對社會互動，以及文化背景、功利主義和信仰進步等因素與科學發展的聯繫，附帶作了討論。 ^[5] 

該書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17世紀的英國作為研究對象，從社會學的角度，嚴謹而翔實地考察了宗教、經濟、軍事技術以及人口和社會互動等對科學發展的影響。該書的發表，被認為是科學社會學誕生的標誌。它開創了關於科學和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系統考查。 ^[5] 

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默頓對17世紀科學的爭論，較明顯的收穫是所謂默頓命題，它代表一種類型的研究，它所提出的問題可以展示出科學史研究的內部方法和外部方法的相互關係。 ^[6] 

1938年，《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首先刊登於《奧賽厄里斯》雜誌的創刊號上，1970年，紐約霍華德·弗蒂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單行本，該書的漢譯本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範岱年翻譯。 ^{[1]  [3]} 

羅伯特·金·默頓（1910－2003），美國“科學社會學之父”、社會學理論結構功能學派當代的代表人物，1936年在哈佛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1941年起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執教，美國“對科學的社會研究學會”主席，曾任1956~1957年度美國社會學會主席，著有《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科學社會學》等著作。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