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吉

匡吉青年學生時期受進步思想的影響，滿腔熱情，追求真理，嚮往光明，在學生時代就開始為黨工作。

1946年，積極參加柳州“反飢餓、反內戰、要和平、要民主”羣眾運動和高中罷課運動，在柳州地下黨的領導下，和進步同學結成“兄弟會”，宣傳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醜惡嘴臉，被國民黨反動派追捕後，通過地下黨的幫助，轉移到香港進入中國共產黨與左翼民主人士合辦的達德學院學習。

1947年底，回到廣東參加粵桂湘邊區縱隊綏賀支隊，參與了反圍剿突圍鬥爭，維護了兩廣航運通道，震懾了敵人，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隊給養不足的難題。德慶縣解放後，參與了德慶縣人民政權的建設，開展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為重建家園，恢復和發展當地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不懈努力，與當地羣眾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到肇慶工作後，和市裏相關領導組織羣眾建設星湖風景區，同時引進人才成立了儀器儀表公司及配套服務企業，推動建設儀表城。

1978年，他擔任雲浮硫鐵礦黨委書記、總指揮長，率先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計件工資制等責任制，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礦山與花園式礦山的新理念，在改善生活環境和加強職工羣眾文化生活建設方面狠下功夫。在此期間，他提出以雲浮硫鐵礦貸款建設三茂鐵路，加快了鐵路建設進程，為雲硫礦石外運提供了便利，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為國家節約了進口硫磺外匯。

1983年，他擔任省政府領導後，先後分管工業、交通、能源、通訊、基礎設施、外事、人事、監察、旅遊、勞動和省政府辦公廳工作，見證了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的基礎設施建設歷程。他積極推動我省充分運用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大膽實踐、勇於探索，發揮廣東人文地緣優勢，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參與了廣東多項“全國第一”的項目建設，為廣東開始改革開放作出巨大貢獻。他參與推動建成全國第一個核電站——深圳核電站，研究解決廣東能源不足的問題，提出西電東送的構想，為日後的西電東送工程貢獻了智慧；以“以路養路”的方式，修建了全國第一條中外合資的高速公路；他推動建成了全國第一個抽水蓄能電站——從化電站，研究提出了“能源開發，電力先行”的開發廣東電力基本思路；他推動建成了全國第一條地方鐵路——廣梅汕鐵路，協調鐵道部和相關市縣，籌集資金建設三茂鐵路，構築完善全省運輸網絡；他推動建成了全國第一個手機移動通信基站，參與打造了“神州第一波”。同時，他大膽改革計劃管理體制，大力改革投資機制，通過貼息貸款、減免税收、允許企業自銷產品的辦法使企業留足發展資金，通過技術改造獲得發展後勁，從而盤活了以韶鋼為代表的一大批企業。他開發僑鄉資源，走中外合資的路子，對當時廣東經濟擺脱困境，使廣東經濟持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以在廣州舉辦第六屆全國運動會為契機，推動建立廣東移動通信公司，解決了通信技術落後的問題。他大力推進廣東工業、交通、能源、通信事業的改革和發展，通過韶鋼和廣鋼的改革，沙角B廠、衡廣鐵路複線、虎門大橋、惠州殼牌等重點項目建設，解決了許多長期制約廣東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

匡吉同志(3張)

在擔任廣東省政協領導期間，他積極協助省政協主要負責同志，緊緊圍繞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切實履行人民政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大職能，為開創全省協商民主工作新局面作出了不懈努力。負責省政協經濟委員會工作，組織開展關於廣東省鄉鎮企業地位作用、經營機制、技術進步和山區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專題調研，為推進我省制定出台優化鄉鎮企業發展的政策文件提供了重要參考。 ^[1] 

匡吉同志擔任省政協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委員期間，堅決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認真執行省委、省政協黨組的各項決策指示，頭腦清醒、立場堅定，帶頭遵守政協章程，善於發揚民主，具有很強的親和力，深受廣大政協委員的歡迎和尊敬。 匡吉同志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仍懷着對黨和事業無限赤誠之心，關注黨和國家的事業，關注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關注貧困山區和革命老區百姓的脱貧致富。他經常深入基層，訪貧問苦，調查研究，為省委、省政府領導決策提供依據。 匡吉同志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在大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始終對黨和革命事業無限忠誠，始終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堅持原則、顧全大局，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求真務實、任勞任怨、心繫羣眾，為羣眾辦實事、解難題；他襟懷坦蕩、無私無畏、平易近人、謙和低調，受到廣大幹部和羣眾愛戴；他淡泊名利、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嚴於律己，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1] 

我出生的這個地方叫廣西東蘭縣大同鄉（現劃規坡峨鄉）弄蘭村，是一個深山峽谷之中的村落，祖祖輩輩靠刀耕火種的原始勞作維持生計。從我懂事起，我的爺爺就已經失明，需要人牽着才能行走。因為饑荒，爺爺把家中的一塊亂石之中的土地“典當”給了三十里外的一户有錢人家。兩年後，爺爺提出要贖回，這家人卻堅持契約上寫的是買斷。爺爺一氣之下要我牽着他，足足走了兩天，來到縣政府向縣長告狀。爺爺向縣長哭訴了因為失明不識字被欺騙的過程，感動了縣長，地沒有要回來，但倒得到了一筆錢作為補償。這件事情後，爺爺語重心長地對我説，沒有文化，不識字，就會受人欺負，顛倒黑白，要我無論如何要吸取這個教訓，傾家蕩產也要讀書學文化。嚴格意義上説，是爺爺這一席話，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村裏沒有學校，只有一個縣城來的人辦的一所私塾。我在這裏接受了不到一年的啓蒙教育。後來我父親帶着我走了兩天來到當時的河池縣九圩鄉，在這裏讀了一年半的小學。那段時間，我借住在一個親戚家，從家裏背來玉米，到山上去撿野菜、打柴，自己煮稀飯。後來河池縣初級中學招生，我考進了這所學校。將近畢業的時候，日本軍隊打到了河池，校長、一些老師和學生都被抓走了，我跟着我的一個語文老師，翻山越嶺，走了三天三夜，才到了東蘭，又經過十幾天的跋涉到了百色。百色當時是後方，百色中學仍在上課，我這個語文老師就在百色中學任教了。我就在他家幫他照顧孩子。這一年春節過後，我考上了都安高中。這時廣西的桂林、柳州、南寧等主要城市都被日本人佔領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軍隊從貴州都勻、廣西河池等地撤退，我和都安高中的同學韋勳尤轉學到柳州高中插班。韋勳尤同志去世前曾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當年就是學校裏的共產黨員，高中期間一直是他在生活上給予我幫助。就這樣，我在都安高中讀了一年，在柳州高中讀了兩年。1946年，以我們柳州高中為主，發動了一次大、中學校和商業界“反飢餓，反內戰，要和平，要民主”的羣眾運動。發動者是我們學校的幾個共產黨員，我也積極參與了組織。當天晚上，國民黨軍警就對我們學校進行了包圍抓捕。我們幾個同學就此離開了柳州高中，最初的目標是去讀新加坡南洋大學，途經香港的時候，看到香港達德學院的招生廣告，當時達德學院匯聚了郭沫若、茅盾、千家駒、侯外廬、呂振羽等一批著名學者。因為也沒有錢再去新加坡，我就報考入讀了達德學院。回顧我的求學經歷，就是因為當年爺爺的一番話，鼓勵我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難，讀書學文化，最終走上了革命道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