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衙禁軍

北衙禁軍是伴隨着唐初軍隊國家化的完成而出現的，是皇帝私人需求凸顯的產物。真正意義上的北衙禁軍形成於貞觀十二年，以招募制和私屬化為基本特色，這兩個特點決定了唐前期北衙禁軍發展的整體思路。高宗、武則天兩朝羽林軍的建立和官署的完善使北衙禁軍在建制上脱離南衙十二衞，這種走向與同時期“關中本位政策”的瓦解以及皇權的強化緊密相連。

這一時期，北衙禁軍開始大規模消解府兵的職任和人員，在中央宿衞方面承擔了主要角色。羽林軍內部的一個獨立分支——百騎是與皇帝私人關係更為密切的武裝力量。它在武則天以後崇重內廷的氛圍中迅速發展為千騎、萬騎。唐隆政變後，立功萬騎取得功臣封號，形成“唐元集團”的勢力，極大地影響了玄宗一朝禁軍系統的格局。

開元後期，萬騎演變成為建制完備的龍武軍，同時形成內部遷轉機制。與此同時，宦官統領的內飛龍兵崛起，以皇帝為核心的分層防務體制形成。玄宗時代，北衙禁軍向內廷迅速靠攏，在若干方面形成類似於宦官的制度，宦官和禁軍的關係也日益密切。這一過程，我們稱之為“準內廷體制”的建立。與之相對應的是禁軍將士社會身份的下降與對國家公共生活影響力的縮小，這也是同時期理性政治發展的產物。

在整個唐前期，與北衙禁軍的發展壯大同步的是府兵制的衰落與瓦解。在禁軍的發展過程中，府兵不斷被吸納進來，從而在人員和職任上都實現了禁衞合流，北衙禁軍同時成為府兵制瓦解的因子和出路。北衙禁軍的出現是唐朝針對府兵制本質發生變化，府兵親密程度下降問題做出的迴應，其發展則是逐步擺脱南衙影響，向內廷化演進的過程，這一演進到玄宗開元后期臻於成熟。但是，成熟的制度也孕育着它的反面，宦官幹軍、兵驕將墮等政治痼疾已露端倪。皇帝為了讓自己不受制於權臣所採取的措施最終卻導致皇帝受制於家奴，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悖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