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五大家

“幫會技擊派”鄭證因

“悲劇俠情派”王度廬

“奇情推理派”朱貞木

還珠樓主代表了民國武俠荒誕怪異的一派，融合神話、志怪、劍仙、武俠於一體，進行高度藝術化的想象發揮，尤其是各種劍仙神術、奇幻法寶，顯示了天縱奇才的大氣魄，對後世武俠作家影響巨大，幾乎無人可以企及。主要作品為《蜀山劍俠傳》系列，這可是仙劍奇俠傳的背景來源啊。

宮白羽的特點，和還珠樓主不同，他接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較多，因此，在人情冷暖中飽含着一種對社會現實的反諷和批判精神；同時用看社會的眼光寫武俠，又開創武打新風，塑造一個社會化的“武林”。

鄭證因特點一是江湖，一是武功。寫江湖則諳熟江湖門道，精通幫會的組織和戒律，在他筆下展開了一個廣闊紛壇的江湖世界。

寫武功則因他本人是武林高手，一一寫來，神態逼真。無論內外功夫、長短兵器，施展應用，巧妙諳熟；至於寫暗器輕功，更是出神入化。鄭證因小説的總體風格，則偏向於粗獷豪放、剛烈火爆，有一股江湖豪傑的英雄氣。

王度廬以寫悲劇俠情勝。王度廬能夠充分把握江湖兒女內心的矛盾、人性的掙扎、愛恨交織的複雜情境，寫情則纏綿悱惻、蕩氣迴腸，寫義則慷慨俠烈、血淚交迸，使“劍膽琴心，俠骨柔腸”的書劍名士之氣和恩仇江湖之情深入到武俠小説的靈魂深處，是武俠小説發展史上所不可忽視的。

朱貞木被後人稱為“新派武俠小説之祖”，他的特點，在於集大成而予後來者以眾多的啓迪。其一是吸收奇幻派的瑰麗神奇於現實的江湖世相之中。其二是吸收俠情派的纏綿婉約於江湖的壯烈悽豔之中。其三是吸收歷史派的沉雄厚重於小説的虛構幻想之中。其四是在武功領域開創了許多奇功，為後代所繼承。其五是“一牀數好”和“眾女倒追男”的新派武俠模式。

以1980年廣州《武林》雜誌連載金庸《射鵰英雄傳》、廣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梁羽生《萍蹤俠影》為標誌，武俠小説便以其獨有的魅力征服了大江南北不同層次的大批讀者，迅速在荒蕪已久的精神土地上呈現異彩。

當人們反覆捧讀“三劍客（梁羽生、金庸、古龍）”的經典作品，沉醉於絢麗奇幻的江湖世界、隨人物命運暗湧起伏，獲得酣暢淋漓的情感宣泄之時，殊不知這些海外舶來品卻是作者十幾二十年前的創作。

在改革開放以前的特定環境下，被視為“大毒草”的武俠小説銷聲匿跡，武俠小説形成、演變和發展的脈絡無蹤可循，而文化交流更是難以同步，當青年一代面對“忽如一夜春風來”的“成人童話”時，也就自然而然地認為它是港台的產物了。

然而，武俠小説作為一種通俗文學，早已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形成過一次高潮，並湧現出大量作品。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大陸武俠小説一度脈斷，創作中心才由大陸轉移到港台而重新被賦予生命。改革開放後，這一時期的作品流入大陸，遂有區別於民國時期武俠小説的新派之稱。

中國武俠文化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代，韓非子的《五蠹》中就出現了“俠”的概念；而漢代《史記》中的《遊俠列傳》、魏晉六朝的志怪小説，都為武俠小説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唐傳奇中“豪俠小説”（宋.李昉《太平廣記》將部分唐傳奇歸納為“豪俠”類）的出現標誌着中國武俠小説的誕生。包括魯迅在內的眾多學者認為，武俠小説作為中國小説的一部分，乃始於此。金庸更是認為晚唐杜光庭的《虯髯客傳》是中國武俠小説的鼻祖；宋元時期，文言武俠小説衰微，白話小説興起；明代長篇白話章回小説《水滸傳》為後世武俠小説提供了範式，標誌着武俠小説創作的成熟；至清代，一批以《七俠五義》為代表的俠義小説曾一度風行。辛亥革命後，報業、出版業的出現促進了文學藝術的蓬勃發展，武俠小説倍受市民階層的青睞。1923年，向愷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問世，成為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武俠小説。與此同時，與他並稱“南向北趙”的趙煥亭以及姚民哀、顧明道等作家，也紛紛推出作品，由此開始一直到政權更替的數十年間，武俠小説作家作品不計其數、流行不衰，這一時期的作品則統稱為舊派武俠小説。

進入30年代後，武俠小説創作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武俠小説的高峯。創作中心逐漸由上海、南京轉向天津和北京，出現了代表三、四十年代武俠小説創作最高成就的“北派五大家”，即：李壽民（還珠樓主）、宮白羽（白羽）、王度廬、鄭證因、朱貞木五位作家。由於他們當時全部生活在北方，並大多以天津為創作中心，因此得名。根據暨南大學羅立羣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中國武俠小説史》中的闡述，“北派五大家”各自形成流派：以還珠樓主《蜀山》系列為代表的“奇幻仙俠派”；以白羽《錢鏢》系列為代表的“社會反諷派”；以王度廬《鶴鐵五部作》為代表的“悲劇俠情派”；以鄭證因《鷹爪王》為代表的“幫會技擊派”以及以朱貞木《七殺碑》為代表的“奇情推理派”。可見，五位作家都自覺地從不同側重點描寫江湖綠林，無論是在小説中融入中國傳統精神哲理，還是以反諷的形式批判現實，抑或是通過兒女幽情揭示思想衝突，都能夠自成流派，分別建立起獨樹一幟的風格。他們的作品，比之前輩，都凸現出“新”與“變”的特徵；而比之後輩，也無極大的差距。如果以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文學技巧來界定新舊武俠的話，那麼，將“北派五大家”稱為“新派”，似乎也無不妥。

古龍曾在《關於武俠》中説：“還珠樓主李壽民……為承先啓後、開宗立派的一代大師。”還珠樓主的代表作《蜀山劍俠傳》講述了峨嵋弟子拜師學藝、斬妖除魔的經歷。小説雖然在情節上荒誕不經，尚未擺脱“人神一體”、“仙界人間並存”的志怪痕跡，語言上也是文白交雜；但小説卻能以宏大的氣勢、豐富的內涵奪人心魄。無論是營造意境、寫景狀物，還是有關詩詞典故、天文地理、風俗民情等方面的闡述，無不顯示出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尤其是《蜀山》能夠將儒、釋、道三家思想精義融為一體，於通俗中展現出一種富有哲理性的人生宇宙價值觀，使小説在格調上大大超越了同類作品。《蜀山》系列自1932年開篇一直寫到新中國成立，成五百萬字的長篇鉅製，被台灣著名武俠小説評論家葉洪生譽為“神怪武俠小説空前精彩第一鉅著”。

曾接受過魯迅指導和影響的白羽原本有志於新文學，受生活所迫，無奈才去寫武俠小説。一部《十二金錢鏢》的無心插柳之舉卻使他名聲鵲起，從此開始了武俠創作。由於他受西方文學影響較大，而他本人的生活經歷也令他對世態炎涼、人情冷暖有着深切的體會，因此常在小説中流露出一種對社會現實的反諷意味。他在自傳《話柄》中説：“我願意把小説中的人物還他一個真面目，也跟我們平常人一樣；好人也許做壞事，壞人也許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許遭惡運，壞人也許得善終；你雖不平，卻也無法。現實人生偏是這樣！”成名作《十二金錢鏢》主要寫劫鏢者“飛豹子”袁振武與護鏢者“十二金錢”俞劍平比武競技的經過。小説並不刻意渲染故事情節的曲折，而以諷刺批判為重。書中的“俠客”往往懦弱世故，雖身懷武功卻與常人無異。這對於傳統的俠客形象，無疑是一種顛覆。其目的在於揭示：俠客“並非‘超人’ ……武功再高，也做不了“救世主”，且往往要向現實低頭”（葉冷《白羽及其書》）的主題。

李安的《卧虎藏龍》將王度廬《鶴鐵五部作》中的《寶劍金釵》和《卧虎藏龍》改編後推上銀幕，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等四項獎項。但很少有人知道，原著小説卻是上個世紀30年代末的作品。從影片中不難看出，極力表現的乃是“情”而非“武”，這與原著的主旨可謂吻合。《鶴鐵五部作》描述四代俠侶間的恩怨情仇，各部人物、情節雖有關聯，但也能獨立成篇：如金庸的《射鵰三部曲》就是這種結構。在“北派五大家”中，王度廬是一位寫情的高手，他善於描寫俠客佳人的愛恨情仇、纏綿悱惻，常把人物置於情感與理智必選其一的矛盾環境中，突出表現人物內心的矛盾及人性的掙扎，並將悲劇美學理論融入武俠小説，使人們讀罷蕩氣迴腸，回味無窮，故有“悲劇俠情派”之稱。

鄭證因的代表作《鷹爪王》主要寫“鷹爪王”王道隆與鳳尾幫結怨，率領淮陽派及西嶽派英雄，前往鳳尾幫總舵比武的故事。小説風格粗獷，近百名人物中女性寥寥無幾，更無兒女情長的描寫，使作品迸發出一種陽剛氣。作者在《我寫鷹爪王的動機》中説：“我於國術深感興趣。更因先伯與外祖父習國術有年，所述武林軼事、江湖中一切特殊的習俗及有關於武林的奇聞軼事較多。”因此，他寫幫會活動、江湖規矩、切口、戒律等，常能亦假亦真，為作品增添真實感和活力；寫到武功技擊時，又能把南拳北腿、十八般兵器、輕功暗器刻畫得細緻入微，逼真傳神，無愧於“幫會技擊派”之稱。

朱貞木的小説情節往往奇幻詭秘，講究推理。創作模式上，他打破了傳統章回體對仗式回目，首創以文白夾雜的短句、成語或專有名詞分章，如：第十一章詭計、第廿九章回頭見！此外，他還有喜用新名詞行文敍事的特徵。他的小説，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體裁及創作手法上，與港台的“新武俠”幾乎無異，因此也有人稱他為“新派武俠之祖”。

“北派五大家”在武俠小説史上的承前啓後作用是巨大的。梁羽生直言自己曾效法白羽；金庸、古龍也都承認自己受到過還珠樓主、王度廬、朱貞木等人的影響，而他們小説中的承傳痕跡也隨處可見。港台新派武俠小説與“北派五大家”的小説相比，無論是在思想上、題材上、體裁上，還是在敍述方式、寫作技巧上，都沒有表現出根本性的超越。如果剪去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的那段歷史，從20年代到80年代中國的武俠小説，則會屬於同一個發展進程。那麼，關於武俠小説的新舊派別，恐怕會重新界定。本人認為，倒是古龍中後期的作品，確有大開新派風氣之功，而今天所謂的“新舊”，不過是從地域和政治角度所做的區分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