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中心由林毅夫、張維迎、海聞等從海外歸來的經濟學家於1994創建，林毅夫教授為第一任中心主任。2008年5月，林毅夫赴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後，中心主任由周其仁暫任。2008年-2012年11月周其仁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2012年11月起，姚洋擔任國發院第三任院長。

2008年，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基礎上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NSD）組建，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作為國家發展研究院（NSD）內設機構（由於歷史的影響現如今，大眾所指ccer或中心就是如今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將集中精力組織學術、科研活動，推進經濟學科建設，繼續為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為當代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做出貢獻。姚洋教授擔任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主任，趙耀輝教授、朱家祥教授擔任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副主任。

中心成立目的在於動員各界資源，聚集一批傑出中青年經濟學、管理學者，為北京大學的教學科研、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為當代經濟學、管理學理論的研究做出貢獻。中心立志於推動中國經濟研究的本土化、規範化和國際化。中心直屬北京大學，實行學校和董事會領導下的主任負責制。

中心成長於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以中國頂尖學府——北京大學為依託，坐擁昔日皇家園林——“朗潤園”。在這個大好機遇下，中心秉承北大優良學術傳統，以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為己任，以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與教學機構為目標，不懈致力於科研發展、教學革新、人才培養、國際國內學術交流與合作。

在研究方面，中心專職研究人員根據個人學術專長和興趣對經濟管理理論和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各個領域的主要問題進行研究，撰寫了一系列報告，在國際國內一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和出版專著。中心還接受政府部門、國際組織以及企業的委託，對我國當前改革和發展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專題研究。

在教學方面，中心按國際一流大學的標準開設博士、碩士、本科生雙學位和國際MBA課程，培養了大量經濟管理人才。博士碩士專業包括經濟學、金融學和管理學等；經濟學雙學位（學士學位）和輔修招收北京大學非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生和校外符合條件的其他學生。中心還與美國20餘所大學聯合舉辦北京大學國際MBA項目 （英文簡稱為BiMBA），共同培養面向國際、面向未來的高級經營管理人員。

在培訓方面，中心設立培訓項目，為高校經濟學和管理學教學培訓師資，為新聞媒體培訓財經記者，為國內外企業和其他機構提供諮詢和培訓服務。

在學術交流方面，除參加各種國內外學術會議外，中心經常邀請國內外著名學者、政要、企業家等來中心講學和訪問。定期舉辦“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金融論壇”、“BiMBA講座”等系列講座；不定期主辦或與國內外其它機構合辦國際性學術會議，以加強學術交流和提高研究水平或對國內外重大政策問題進行討論。中心還設立客座研究項目，每年邀請國內外經濟學者到中心進行短期客座研究。

中心還出版內部討論稿、簡報以及《經濟學》（季刊）（經濟學季刊分中英文版，英文版名為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等各種出版物，在學術界、決策界和輿論界普受好評。內部討論稿為中英文雙語刊物，刊登中心研究人員、客座研究人員及其它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內部討論稿主要用於國內外學術機構、政策研究部門和學者之間的交流。中心不定期出版的簡報主要用於向決策部門及媒體報道中心的活動和介紹中心的研究成果。

中心設有互聯網頁，介紹中心的基本情況，及時發佈中心的研究成果和報道中心的各項活動。中心還建有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以促進中國經濟學界的交流，該網已經成為中心發起的“中國經濟學年會”的官方網站。

CCER的發展，得到了北大領導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凝聚了一批具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師生員工的心血。回顧過去，展望未來，CCER將與時俱進，努力為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為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做出更大的貢獻，使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為一所中國第一、世界一流的科研、教學機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物理學學士（1968），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物理學博士（1987）。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金融工程學，宏觀經濟。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軍事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大國國家發展戰略，不確定環境下的領導力與競爭戰略，戰略文化與戰略行為，中國文化中的領導力。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1982），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經濟系博士（1991）。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國際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學士（1983），河北農業大學農學碩士（1988），美國肯塔基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1995）。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區域經濟學，應用計量經濟學。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曾擔任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大中華首席經濟學家、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研究領域：宏觀經濟、國際金融、農村發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助教授，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其論文曾榮獲2012-2013年度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頒發的“Richard Stone最佳論文獎”

研究領域：應用計量經濟學，金融計量學，實證金融學，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場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台灣政治大學教授，中華金融學會秘書長，羅切斯特大學經濟學博士。

研究領域：貨幣金融，宏觀經濟，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美國加利福利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

研究領域：勞動經濟學，健康經濟學，應用計量學。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

研究領域：制度與發展，人力資本，公共財政，城市經濟學，政治經濟學

經濟學教授，美國Towson大學經濟系終生教授。武漢大學物理學學士（1982）, 美國匹斯堡大學經濟學碩士（1990），美國匹斯堡大學經濟學博士（1994）。

主要教學和研究領域：衞生經濟學，衞生管理，老年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

經濟學教授。台灣政治大學工商管理碩士（1978），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1982），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1986）。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農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經濟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1982），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1985），英國利茲大學經濟學博士（1994）。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農業經濟，中國經濟史。

管理學教授。北京工業學院管理工程學學士（1987），黃河大學經濟管理專業研究生班畢業（1989），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戰略管理學博士學位（1994）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競爭優勢的實質和起因，企業領導決策模式等。

經濟學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學學士（1973），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1985），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微觀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財政學。

沈明高

南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士（1985），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碩士（1988），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發展政策碩士（1995），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系博士（2001）。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公司金融，發展經濟學，比較制度分析，中國轉型經濟。

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學士（1997），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博士（2003）。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計量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板塊資料分析。

經濟學副教授。南京大學數學學士（1982），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1987），日本大阪大學經濟學博士（1999）。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宏觀經濟學, 國際金融學，貨幣銀行學。

宋國青

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地質學學士（1982），1991－1995就讀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博士候選人。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宏觀經濟學，金融經濟學。

經濟學教授。北京師範學院學士（1982），中國科學院碩士（1984），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1990）。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數理經濟學。

南開大學數學學士（1992），中國人民大學信息系經濟學碩士（1995），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博士（2002）。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產業組織，企業戰略，反壟斷。

管理學副教授。北京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系學士（1974），普林斯頓大學公共關係碩士（1984），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碩士（1986）及工商管理博士（1991）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管理學基礎、人力資源管理和組織行為學。

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地理學學士（1986），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1989），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1996）。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農業經濟學，宏觀經濟學。

經濟學教授。美國哈姆林大學管理學學士（1982），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碩士（1984）和博士（1986）。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宏觀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計量經濟學。

經濟學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理學學士（1986），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人口學博士（1986），1986－1987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人口經濟學，老齡健康與經濟發展，家庭人口預測分析方法及其在市場經濟與社會規劃中的應用，人口政策分析。

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1985）和碩士（1987），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1995）。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勞動力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農業經濟學。

經濟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學士（1982），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碩士（1993）和博士（2000）。

主要教學和研究領域：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

朱家祥

經濟學教授。台灣東吳大學經濟學學士（1980年），台灣大學經濟學碩士（1982年），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經濟學博士（1990年）。。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計量經濟學理論；時間序列分析；財務金融實證 ^[1] 

“下個世紀將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這是10多年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主任林毅夫在中心成立之初的一句豪言。當所有的人把它當作一句祝詞時，林和易綱、海聞3位初創元老卻把它當作CCER奮鬥目標，開始了迄今10幾年的實踐。

作為“播火者”，CCER系統地將原汁原味的現代經濟學帶到了中國經濟學的教育中，將分析和研究現實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分析工具引入了中國經濟學術界，大大改變了中國經濟學學術和教育與現代經濟學嚴重脱節、與中國經濟現實脱節的被動局面。從大學普通教育到碩士、博士的培養，從中外合作的MBA項目到高級培訓教育，受惠者不僅有學生、教育科研者，還包括企業高級管理層、政府官員。CCER“授人以漁”，使現代經濟學在中國有了繁榮和壯大的肥沃土壤。

作為“開拓者”，CCER致力於中國經濟轉軌的研究，將“經世濟用”的理想融入了對中國改革的關注。林毅夫“比較優勢”理論不但彌補了發展經濟學的缺憾，更紮實地解釋和探索了中國發展道路和方向；周其仁運用制度經濟學和產權理論，為許多領域的改革進行了大量具體操作思路的設計；宋國青以精當準確的宏觀經濟分析，展現了現代宏觀經濟分析與中國現實國情的結合；易綱由於對中國貨幣、信貸和銀行業的出色研究，學而入仕成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盧鋒和姚洋對中國農村問題和糧食問題的研究，豐富了中國“三農”問題的改革思路……

這是一個不斷聚集壯大的學術精英團體，和而不同，又各有專攻，從宏觀到微觀、從國際到國內，將研究陣地置於學術最前沿，構成了新世紀中國經濟學家中最前衞的一組羣像。

作為“橋樑”，CCER將中國的改革、中國的現代經濟學研究介紹給了國際經濟學界，同時將國際經濟學同人及其思想介紹給中國。一來一往，讓中國與世界走的越來越近，讓國際主流經濟學界越來越關注中國經濟，關注中國改革引發的經濟學思考。從1998年開始，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局長馬丁·費爾丁斯坦領導下的NBER經濟學家代表團與CCER已經聯合舉行了6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年會。每一次年會，馬丁·費爾丁斯坦都帶領多位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來到中國，與國內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探討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國經濟改革。

不僅如此，CCER還經常邀請世界著名的學者、專家和政治領袖，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詹姆士·莫里斯、羅伯特·福格爾、阿馬蒂亞·森、羅伯特·蒙代爾、詹姆斯·海克曼、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弗農·史密斯；前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和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蓋爾·約翰遜、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羅伯特·唐森、前後兩任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德懷特·珀金斯和傑弗裏·薩克斯、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美國商業部部長威廉·戴利，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雷諾託·魯傑羅等前來講學。通過這些世界著名的學者、專家和政治領袖的到來，中國經濟改革和中國經濟研究備受世界矚目。

作為CCER開創者之一的易綱，回顧往事感慨萬千，“我們當時想請中國在海外學成的學者，特別是優秀的教員和研究人員能夠回到中國，在中國紮根，在中國進行教學、科研，並且進行中國改革的政策研究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使得中國的經濟在世界中的位置越來越重要，使得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也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這幾個目的都達到了，甚至遠遠超過我當初的預想。”

1994年8月17日，北京大學第347次校長辦公會研究決定，成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明確中心為實體機構。同時任命林毅夫為中心主任，易綱和海聞為中心副主任。

同月下旬，林毅夫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來校工作，易綱、海聞、張維迎、張帆、餘明德回國到中心工作。

9月，中心正式開展工作，當年為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開設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4門課程。

這一年林毅夫42歲，一年前他剛剛和吳敬璉同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這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諾獎獲得者舒爾茨的弟子，為了在中國建立一座像世界經濟學“重鎮”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那樣的學術機構，醖釀了多年。終於和同歲的海聞、36歲的易綱、35歲的張維迎走到了一塊，實現了願望的第一步。

林毅夫把自己歸入鴉片戰爭後的第6代知識分子：從林則徐、魏源等人的“師夷人之長以制夷”，歷經維新時期的康、梁、嚴復，到孫中山，到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到學習馬克思革命理論的一代知識分子，經歷了向西方學習物質技術、政治制度、文化民主、革命理論的過程。

而今，他們這一代向西方學習只是一種研究方法。“西方的理論和經驗在我的知識結構中不起決定性作用，而恰恰是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已在世界上創造了奇蹟，我們要做的是研究它並且提升它為理論。”他回憶道，當初決定回國時，有人勸他，回去後不易看到文獻了，對研究不利。林笑了，他説：“我從來就不是從文獻出發的。”

雖然CCER一開始就被當作北大的學術“特區”，但校方只能提供簡單的設施，6位“海龜”博士坐在簡陋的北大老地學樓109號辦公室，堅信這是一塊“孵化”未來中國諾獎獲得者的熱土。媒體懷着興奮的心情表達了對這個機構的厚望，但又用保留的態度關注林毅夫等人“開創中國經濟學家世紀”的豪言。畢竟CCER還只是眾多國內經濟學術機構中一個不起眼的“新生兒”。

這一年6月，林毅夫和蔡妨、李周共同完成了以“比較優勢戰略”理論模型闡釋中國改革的專著《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3個月內一銷而空，成了學習中國經濟改革的一本必讀書，並且暢銷10年。

“在北京大學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是希望把這個看到的前景（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變為現實。當然，達到這個目標要靠一兩代人的努力。怎樣才能把這個前景變為現實呢？重要的是要改變研究方法，目前國內經濟學界最缺乏的是規範研究的傳統，要把以往的從經濟思想史入手的研究方法，變成以經濟分析為主的研究方法，把別人的東西記得再清楚還是別人的東西，真正要對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貢獻，要從生活中發現問題。我相信，只要我們按規範的方法，以中國的成敗興衰，尤其是建國40多年和改革這10多年的歷史作為分析對象，紮紮實實地研究，我們一定會實現這個目標，下個世紀將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林毅夫

這一年的3月10日，CCER正式成立大會在北大電教報告廳舉行。1993年度諾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到會演講。同時，CCER還舉辦了為期一週的“中國經濟學前沿系列講座”。

4月24日—26日，CCER與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和國際水稻研究所成功舉辦了“水稻中長期供給和需求的預測和政策意義”國際研討會。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等10多個國家的高層農業決策官員及專家學者70餘人參加了會議。

1995年5月3日，CCER首次舉行理論與政策系列研討會。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1999年諾獎獲得者）作了題為“通貨膨脹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講座。

1995年5月23日，時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的王一江在CCER雙週論壇上作“集權政府為何要實行分權制？”的內部報告；9月6日，訪問學者鄧保羅作題為“捷克私有化後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報告；11月15日，時任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張曙光主持“失業和通貨膨脹——中國90年代的中國改革與宏觀經濟”的討論。

12月，留美學者周其仁、宋國青，留英學者盧鋒回國到中心工作。

1995年，宏觀調控進入了最關鍵的時刻。雖然成功在望，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仍然讓改革手足無措。顯然，宏觀手段已無法根治。中國經濟學界開始把國有企業作為進一步改革的中心環節。

隨即，媒體驚曝“北大發生一起‘交火’事件”。準確地講，是在1995年6月6日北大CCER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雙週研討會上，林毅夫和張維迎在國企改革核心問題上發生了學術分歧。林的觀點是國企改革應先濾清外部信息，而張認為下手處該明確由誰選擇老闆。這一事件經《經濟學消息報》的報道，最後“放大”成了整個經濟學界的大討論。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機緣竟讓國企改革的理論研究進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許多核心問題在理論層次得到了廓清。而北大CCER也因此走到了國企改革研究的最前沿。

事實上，這樣的事件、這樣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是種必然。張維迎在牛津大學求學時，師從於1996年諾獎獲得者詹姆士·莫里斯和產業組織經濟學家唐納德·哈耶，主攻產業組織，而林毅夫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學術功底和對中國國有企業生存環境的深刻認識，使他們的“交鋒”產生了最具衝擊力的思想火花，激發了中國國企改革的理論突破。

這一場“內戰”，讓整個中國經濟學界第一次領略了CCER這個新鋭思想學術羣體的威力。但最迷人之處是CCER內部獨立、自由、進取的學術氣氛。它使國內許多派系林立、學閥氣足的機構頗多汗顏。

這一年，CCER的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經濟的各個研究領域頻頻出擊。張維迎的專著《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出版，成了國內文獻引證次數最多的經濟學論著；易綱的《中國的貨幣供求與通貨膨脹》，利用模型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傳導機制進行了完整分析；周其仁把中國農村改革看做是圍繞着產權重建展開的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以一篇《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係的變化》開始了他CCER的學術道路；還有海聞對國際貿易新理論的研究、張帆對規制理論的研究、餘明德對人力資本的研究……CCER開局華麗。

“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對於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它今後還會起更大的作用，它10年的歷史已經使得中國經濟學從很落後的狀態逐漸地趕上來了，出現了很多很不錯的人才，我相信再往前走10年，我們有可能能夠和世界經濟學並駕齊驅了。”　——茅於軾

1996年

1996年2月1日，CCER與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聯合在北大召開世界銀行1996年度“世界發展報告”初稿討論會。

4月19日，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邁克·布魯諾應CCER邀請來北大演講。

6月11日，CCER與台灣“中央研究員經濟研究所”聯合在北大召開“兩岸經濟發展經驗與策略研討會”。

7月，留美學者胡大源、趙耀輝、姚洋回國到CCER任教。

9月，CCER首批碩士和博士入學。

“我是和家人在風雪中回到北大的。在中心工作的7年時間裏，我目睹和參與了中心由一個小型教學機構演變為中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重鎮”的過程。植根於本土，是中心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我個人對此的體會很深。初到中心工作時，我腦子裏裝的淨是書本上的知識，並且不自覺地把它們套用到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解釋上去。隨着對中國現實瞭解的加深，我的治學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以前的研究是到現實中尋找理論支持，我更多的是從現實中發現理論。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偉大的變革，這其中有無數好的經濟學問題等待着經濟學家去研究。中國經濟學家當然要在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但經濟學畢竟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是無國界的，中國今天所面對的問題有其獨特性，需要獨立自主的研究。而且，中國的偉大變革需要經濟學家的參與，中國經濟學的基礎建設也需要許多人的熱情投入。中心在這方面做了紮紮實實的工作。

中心過去的10年是本土化的10年。展望未來10年，沿着植根於本土的思路走下去，中心一定會對中國的經濟學建設以及中國社會的轉型做出更大的貢獻。”——姚洋

4月17日，1996年諾獎獲得者詹姆士·莫里斯應CCER邀請來北大訪問。

4月21日，世貿組織總幹事魯傑羅應中心邀請，在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陪同下來校作題為“世界貿易組織與中國”的演講。

4月25日，CCER遷入修葺後的皇家園林——朗潤園致福軒辦公新址。

7月30日，芝加哥大學教授、2000年諾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來CCER演講。

周其仁完成“體制轉型、結構變化和城市就業”報告；盧鋒就自己的研究《我國糧食貿易的政策與糧食禁運風險分析》作了內部報告；易綱受一家外企委託研究中國匯率走勢，在沒有任何內部信息的條件下得出人民幣3年內不貶值的結論，並在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中經受了考驗。由此奠定了他在金融領域的影響，經同意，以《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及走勢分析》公開發表。

12月，留美學者陳平、汪丁丁來CCER工作。

“中國有句老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海外學子又一次推進中國教育和科學現代化的嘗試。來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是兩位曾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的易綱和海聞將我打動的。我也認同林毅夫建立中國經濟學規範、培養諾貝爾獎級研究人才的目標。10年間，中心同仁的艱苦奮鬥，北大學生是最好的見證。但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能否實現當年的初衷，我們這一代學子的報國之夢能否比我們的前輩走得更遠，不僅取決於大家的苦幹，更取決於對中國與世界的未來有無遠見與膽識。

我個人這幾十年的觀察，中國的經濟轉型與西方的結構調整，其歷史發展對經濟學現有理論體系的挑戰，不亞於當年英國工業革命對經典政治經濟學的挑戰；複雜科學對分析科學的挑戰，不亞於上世紀初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對牛頓力學的挑戰。要理解當代急劇變化的技術革命和制度創新，以牛頓時代均衡理論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日益捉襟見肘。我們新一代的經濟學家，是滿足於做現有經濟學的傳道授業解惑者，還是新經濟學的探索和開拓者，將會決定中國經濟學家在世界的學術地位。”——陳平

3月11日，北大國際MBA項目正式啓動，CCER與美國國際教育聯盟亞洲部聯合培養國際工商管理碩士。

6月21日，CCER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舉行首屆中國經濟年會，主題為“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並決定每年夏季舉辦一次。

7月20日，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里茨教授應邀在CCER講演。

7月5日，海聞應邀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就中國經濟改革、鄉鎮企業發展等問題作學術報告；7月22日，林毅夫赴菲律賓參加“亞洲發展銀行顧問委員會”理事會會議；10月5日，林毅夫應邀到美國華盛頓參加世界銀行年會，並在會上就政策研究機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問題作報告；11月27日，易綱、周其仁、趙耀輝參加中國社科院與福特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走向21世紀公共政策選擇”國際研討會；11月29日，林毅夫赴羅馬參加國際議會聯盟主辦的糧食安全國際會議，並作題為“如何達到糧食安全：中國的經驗”的主題報告。

這一年，海聞和周其仁分別被聘為“英之傑”和“悟宿”講座教授。

1998年的CCER令人眼花繚亂。4歲的CCER已經碩果累累，研究成果在國內外經濟學界和政策研究部門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中心人員以自身能力優勢，成功地向政府部門和國際機構承攬了一系列重大項目，包括世界銀行通過中國財政部實施的大型調研項目“中國糧食市場與流通”、國家經貿委的“國企經營機制轉換”、勞動部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民銀行的“金融發展規劃”、亞洲基金會的“國際貿易政策研究”和聯合國開發總署“經濟改革的社會效果”等等。

特別是林毅夫和宋國青主持的糧食市場與流通項目，對我國通貨膨脹、農民儲糧行為、糧價波動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的獨到解釋引起了學術界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高度重視；周其仁主持的對山西引黃水利工程項目評估，得到了世界銀行和山西省政府的高度評價，並在山西省爭取世界銀行4億美元項目貸款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一年的熱點是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安然度過並不證明中國經濟無恙。在宏觀調控任務基本完成的同時，宋國青的一篇文章《宏觀經濟提防通貨緊縮》，判斷中國已經出現通貨緊縮，提醒央行調整貨幣政策，避免通貨緊縮的進一步惡化，由此打下了他中國經濟增長預測研究的“中國一號”名望。

這一年CCER的熱點人物要算周其仁。周其仁的一篇《三網複合、數網競爭》，擴大了當年關於電訊產業的大論爭，周利用制度經濟學和產權理論全面分析了中國電信產業的政策環境和改革方向，使一場學術討論最終竟然影響電信改革的決策。這位農村問題專家也由此變成了電信專家。

這一年，北大國際MBA誕生。

中國的MBA出現一個大的誤區是很多人把MBA當做搖錢樹，美國、歐洲也有這樣的情況，但是這樣的項目維持不下去，通過市場競爭一定會被淘汰。為什麼？如果贏利目標很重，從老師到學生的整個教學過程會走進誤區，教出的學生未必能達到你所期望的價值。MBA贏來的不是錢，而是通過辦教育，為其項目贏得聲譽。把教育當做搖錢樹，不但誤了自己，也誤了他人，實際上你收了錢，但是你沒有想怎麼為這個人提供最大的價值。這種現象一定要改變。——北大國際MBA美方院長楊壯

1月27日，林毅夫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作“亞洲金融危機和中國的經濟”報告。

3月，梁能、金甫春、平新喬來CCER工作。

3月11日，盧鋒到菲律賓參加“APEC農業和食物戰略國際研討會”並發表演講。4月8日，宋國青、林毅夫和盧鋒到國家計委參加“十五”計劃前期研究報告會並承擔課題。

6月25日，諾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應邀為CCER學生作題為“20世紀美國經濟的變遷極其對中國的借鑑意義”的講座；6月27日，CCER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聯合舉辦第二屆指甲花經濟年會及社會保障制度研討會；7月18日，“宏觀政策調整與堅持市場取向”研討會在北大正大國際中心舉行。

10月7日，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到CCER訪問；11月3日，CCER與天則研究所、湘財證券聯合舉辦“農村發展和啓動內需研討會”；11月4日，CCER聯合香港科技大學商業管理學院、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國家經貿委舉辦“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研討會”。

12月17日“中國經濟世紀論壇”在北大正大國際中心舉行，林毅夫作“通貨緊縮的治理與對策”的演講。

這一年3月，CCER與《財經》雜誌聯合舉辦了第一屆財經記者獎學金班，為中國財經新聞的成熟做了一件善舉。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在名副其實地成為了一箇中心，不僅僅是北大的中心，而且成為了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一箇中心。在10年當中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還不僅僅是在我們中國內部，我想在全世界中國經濟研究機構中，最有名的也應該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了。這裏聚集了一批確實非常有造詣的經濟學者，我想也為民辦的、非政府的、非官方的研究機構樹立了一個好的榜樣。我們是搞經濟研究的，也在進行各方面的嘗試，像中國經濟在發展一樣，中國經濟改革在不斷地發展，中國的研究體制也在不斷地發展，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體制也要不斷地發展，在這方面，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是做了非常有意義的歷史性嘗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為大家樹立了非常好的榜樣。”——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

1月7日，海聞、陳平、張帆參加2000年在波士頓召開的美國經濟學年會，張帆作題為“中國宏觀經濟模型”發言；2月29日，林毅夫出席科技部召開的“十五”期間我國科技發展與技術創新戰略座談會。

3月16日，北大國際MBA項目簽訂“西部開發MBA師資獎學金”合作協議，為西部工商管理院校教師提供到“北大國際MBA項目”進修的機會。

3月31日，CCER與亞洲協會舉辦“中國經濟：新千年中的機遇和挑戰”研討會。4月6日，陳平應歐洲委員會邀請，參加“新經濟與信息全球化”國際會議，並作題為“平衡經濟的侷限性與信息全球化社會的挑戰”的主題發言；4月10日，施建淮出席財政部在釣魚台賓館召開的“財政政策與區域開發國際研討會”。

5月4日，北大出版社舉辦林毅夫新書《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座談會。陳錫文、杜鷹、柯炳生、蔡放、黃季錕等政府官員、學者30多人蔘加。6月20日，宋國青出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召開的“通貨緊縮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上介紹了目前正在承擔的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中國通貨緊縮問題及其對策研究”報告的主要內容。

7月2日，CCER於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舉辦第三屆中國經濟年會，會議主題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7月26日，CCER與亞洲開發銀行聯合舉辦“亞洲開發銀行長期發展戰略框架”諮詢座談會；8月26日，盧鋒出席國家糧食局“改革糧油補給方式”高級研討會。

10月17日，CCER與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聯合召開“農業收入和消費增長論壇會”。中財辦副主任段應碧、原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楊雍哲、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國研中心農村部部長陳錫文、農業部法規司司長杜鷹等政府官員及陸學藝、樊綱、張曉山等國內外經濟學家參加發言。

2000年，治理通貨緊縮越來越緊迫，政府急需辦法解決供給過剩、“內需”不振帶來的這場從未遇到過的困難。

林毅夫給出了新穎的思路，“治通縮應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建議進行“新農村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一場以實現農村自來水化、電氣化、道路網化為核心的建設，加快農村地區和生活消費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一旦解決了農村這些問題，將大大刺激農村市場和消費，創造出巨大的社會需求，把各個行業現存的巨大過剩生產能力消化掉”。

林的這個“四兩撥千斤”的辦法，判斷前提是認為問題出在總量上。易綱的判斷卻不相同，認為關鍵還是結構調整。他認為中國沒有出現通貨緊縮，而是有通縮的跡象。

易綱的分析是，“當前國民經濟速度下降，主要不是因為國內沒有需求，也不是國內缺乏投資機會，關鍵是我國供給結構和技術能力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結構問題不解決，宏觀經濟諸多問題，新一輪經濟增長週期也罷，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也罷，可持續發展也罷，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

隨着這場爭論的深入，研究宏觀經濟走勢的宋國青也參加了進來。宋國青對當時走出通貨緊縮表示不樂觀，認為中國今後所要面臨的是一個長期疲軟的經濟，通貨緊縮是一個長期現象。易綱則反駁説，按照CPI分析，認為2000年年底前將走出通縮的陰影；林毅夫對易綱所説的一些樂觀的數據並不認同，指出過剩不消化掉，通縮壓力仍然會存在。

隨後，問題又到了通縮起因上。林毅夫堅持源於供給普遍大於需求。宋國青則認為：“目前中國的現實是總需求調節不動，這説明經濟中存在問題。如果造成通縮的原因是供給過剩，那麼單純限產壓庫就可以解決問題。但如果造成通縮原因是債務通縮，那麼限產會適得其反，會加劇通縮。”

如何反通縮？宋國青建議政府只要不投資少收税，對經濟發展總是有益的，“為了支持1998年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政府發行了大量國債，在這種環境下，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急劇惡化，不利於老百姓收入的增加”。易綱則擔憂一些現象，“現在我們有些反通縮的做法，實際上會阻礙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是有利於恢復計劃經濟的。從長遠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利的。”

這是一場高水平的政策爭論，許多結論和觀點，直到現在仍然影響着我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分析。CCER的政策研究走到了一個成熟的階段。

“中國經濟改革和高速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重大而複雜的問題，迫切需要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規範研究。提高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的質量，使現代經濟分析手段為我國經濟轉型的歷史進程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是建立中心的根本目的和全體中心同人的共同志願。中心研究人員在這方面具有特殊優勢。一方面，他們在國外接受了較為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訓練，知識功底和研究能力比較強；另一方面，主要研究人員在出國之前或來中心工作之前，大都或曾在農村插隊，或在工廠、政府研究機構等其他單位工作。這樣的特殊的生活經歷使他們對中國現實情況有較多的觀察和體驗，有利於他們把現代經濟學方法與中國國情較好地結合起來，提高經濟學研究的學術水平和致用功效。”——林毅夫

2月13日，CCER與世界銀行研究院合作舉辦“21世紀扶貧與發展”系列國際研討會；2月24日，“中國證券市場的前景與隱憂”政策研討會在CCER召開；3月28日，CCER與亞洲協會舉辦“十五計劃與中國經濟發展”理論政策研討會。

5月9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會長蕭萬長訪問CCER；6月12日，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高級副行長尼古拉斯·斯特恩訪問CCER。

6月24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會見來京參加“CCER-NBER”中國經濟年會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局長馬丁·費爾丁斯坦；10月16日，嚴復經濟學紀念講座首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作了題為“新千年的匯率穩定”的演講。

10月16日，首屆中國經濟學年會在中心召開，來自香港科技大學、復旦大學、國務院體改辦、天則經濟研究所等50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參加；11月8日，CCER與美國智庫加圖研究所舉辦“中國養老基金制度危機與挑戰”研討會，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勞動保障部司長孫建勇等參加併發言；2月16日，CCER舉辦“國有股減持及證券市場前景研討會”。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作為國際一流的經濟研究機構，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方面，包括整個中國宏觀經濟改革、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方面，提出了非常多的、很超前的、很好的政策建議，他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流派，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發揮着巨大作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

2月26日，CCER與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舉行“中國入世與資本輸出”研討會；4月24日，香港大學經濟系張五常教授在CCER作了題為“需求理論”的演講；5月21日，CCER與美國道瓊斯公司舉辦中國企業高峯會，主題是“入世後中國企業的機遇與挑戰”。

6月30日，CCER-NBER第五屆年會，會議主題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第二屆嚴復年度經濟紀念講座上，1998年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作了題為“不平等研究所面臨的理論挑戰”的演講。

7月13日，“中國醫院管理高級培訓項目”在CCER召開開學典禮，該項目得到了中國衞生部的大力支持，由北大國際MBA負責項目具體實施。

10月30日，美國議會代表團訪問CCER。

“對於中國入世的問題，要從全民的利益而不光是生產者的利益來考慮，要從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來考慮。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不再是貧窮、落後、保守的中國，我們已經有能力參與世界競爭。我們不應老想着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應該有信心向發達國家努力。阻礙我們進步的主要因素，不是我們的能力和資源，而是我們的體制，入世最大收益不是某些具體的得失，而是要建立一個有助於發揮我們潛力的現代經濟體制。如果從這一點出發，入時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海聞

1月18日，CCER與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合辦“中國證券市場與金融體制改革研討會”；2月25日，CCER與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辦“中國金融：走向理性繁榮”論壇，羅伯特·希勒教授與吳敬璉進行了對話。

3月8日，CCER與世界銀行合辦“轉型的第一個10年——東歐和前蘇聯的分析和教訓”討論會；5月13日，林毅夫出席博螯亞洲論壇與亞洲開發銀行舉辦的“SARS與亞洲經濟”研討會並做重要發言；6月2日，CCER與《北京青年報》聯合主辦“SARS考驗中國——中外學者越洋對話”網上論壇開幕，一共舉辦了7場。

9月，留美學者李玲、沈豔、馬浩和曾毅來CCER工作。

9月9日，美國前總統卡特來中心演講；9月29日，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來中心演講。

10月15日，CCER舉辦“走出通貨緊縮與人民幣匯率”研討會。

這一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到了中國，SASR襲擊了正在起飛的中國經濟。但這場禍患更大程度上似乎是在考驗中國經濟和中國人對民族騰飛的堅韌和信心。

CCER和全國人民一起積極參加了抗擊SARS的“戰鬥”。以林毅夫、胡大源為首的學者們在SARS肆虐的100多天裏，主動請戰，將每天的病疫報告進行數理分析，作出預測判斷，提供決策部門參考。對於他們奮不顧身的忘我工作，決策部門最後給予了高度評價。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恰當地寫照了CCER裏這羣學人的學術精神。

“我對中國的經濟充滿信心，我在美國生活了近17年，放棄了國外的工作和生活回來到中心工作，就是因為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特別是從外面回來，我感覺到跟美國和其他國家比，神州大地是一片生機盎然，從上到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一心一意搞發展。確實我們還有很多問題不盡如人意，但我深信，憑着中國人的智慧一定能解決這些問題。”——李玲

2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應邀到CCER萬眾樓，作關於中國金融機構責任結構改革的授課式演講。

2月27日，CCER與美國耶魯大學中國法律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中國徵地制度改革中美研討會”；3月13日，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格·科沃德克在CCER演講；4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在萬眾樓做了題為“中國經濟和金融的宏觀分析”的演講；4月30日，英國就業部長克雷斯·龐德來中心演講。

5月13日，CCER舉行城市醫療衞生體制改革研討會；6月21日，CCER與耶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舉辦“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透視”研討會。

7月1日，第六屆CCER-NBER年會舉行。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轉眼成立10年。顧成立之初，6位老師與3位職員擁擠在老地學樓的兩間半辦公室辦公，實在不能想象能有今日美輪美奐、大觀園似的朗潤園作為我們辦公、研究的地點。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取得的成績，首先歸功於大好的時代環境，我國的經濟改革順利進行，社會穩定，經濟騰飛，使我們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中心每一點成績都凝聚着全體教職員工的心血，只有這樣一個不計個人利益而奉獻的羣體，才能把握住時代和環境給予我們這一代學子為國家、為社會做貢獻的機會。

10年不短，上下求索跬步才起；10年不長，學術和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生逢這個數百年來最好的時代，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全體教職員工將永銘創辦時的初衷，秉承北大優良的學術傳統，以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與教學機構為目標，致力於科研與教學的革新，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不懈的求索與努力。”——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