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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抗日

鎖定
北上抗日是自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一貫地堅持着的抗日方針。 [13]  據研究,其正式提出於1935年6月15日,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華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為反對日本併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公開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 [3]  北上抗日,是中國革命局勢發展的民族大義呼喚和必然選擇,是順應中國革命戰略重心由南方向北方轉移的正確抉擇,是引領紅軍長征走向勝利的根本動力。紅軍長征北上抗日,以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是真正抗日的人民隊伍,是中國民族革命戰爭的先鋒隊,是推動全民族抗日運動發展的中堅力量,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對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重大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擔當。 [13] 
中文名
北上抗日
正式提出時間
1935年6月15日

北上抗日歷史過程

北上抗日抗日反蔣旗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為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曾經發布了《對日宣戰通電》,宣佈“對日戰爭”。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又發佈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但是由於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加緊反革命軍事“圍剿”,因而紅軍對日作戰無法實現;相反,由於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行殘酷的反覆的“圍剿”,“圍剿”和反“周剿”的鬥爭也就不能不成為黨和紅軍所面臨着的最現實、最突出的主要矛盾。所以在內線作戰無法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情況下,紅軍作戰略轉移,在軍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轉移到新的地區,實行反攻,打破“圍剿”。也就是説,為粉碎蔣敵“圍剿”,保存主力紅軍有生力量,中央紅軍高舉抗日反蔣的旗幟,被迫轉移,開始長征。 [1] 
1934年7月15日發表的《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1934年7月15日發表的《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10]
1934年7月發表的《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宣言 1934年7月發表的《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宣言 [10]

北上抗日遵義會議前後

紅軍在遵義地區進行了短期休整,黨中央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認真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失利的經驗教訓,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改組了中央領導。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是遵義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而北上抗日的問題在遵義會議的決議中沒有涉及。這是因為遵義會議前後最緊迫的問題是打破蔣敵的圍追堵截,取得新的落腳點,因而未能明確提出北上抗日的問題。 [1] 

北上抗日明確提出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一、四方面軍會師於夾金山下的懋功縣達維鎮。兩軍在川西北會合後總兵力達十多萬人,從此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創造了北出陝甘,集中主方向北進攻的有利條件。 [1] 
當時,在軍事上,敵人方面,中央軍遠離其統治中心,交通不便,補給困難,尾追中央紅軍的敵軍疲憊不堪、力量分散;蔣介石與四川軍閥矛盾突出,各派地方軍閥之間也是矛盾重重。我軍方面,兩軍會合,兵力集中,士氣高昂,信心倍增。這種敵我態勢,極有利於我打開創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新局面。
在政治上,當時正是全國人民處於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前夕。日本帝國主義者得寸進尺,步步進逼。在侵佔我國東北地區以後,又於1935年5月29日調集大批侵略軍進關,威脅平津,蠶食華北。國民黨反動派叫囂“攘外必先安內”,對紅軍“圍剿”不遺餘力,對日寇投降日益露骨。後來,又有“何梅協定”、“敦睦鄰邦令”、于學忠等部撤出河北調往西北“剿共”前線等事件發生,這一切,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促進了全國民族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到來。
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公開提出。 [3]  黨中央對當時形勢進行了科學分析,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國民黨的賣國行為,1935年6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華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為反對日本併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公開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宣言聲明:“現在蘇維埃政府繼續宣佈對日作戰。”宣言號召全國陸海空軍與紅軍攜手共同北上抗日;全國民眾動員起來奪取敵人兵工廠內的和進口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停付日本賠款、借款本息;沒收日本在華的財產、企業和一切賣國賊的財產來充作抗日的經費;動員中國所有民眾組織成為反日會、義勇隊、沒收日貨隊、運輸隊、救護隊、宣傳隊,共同參加反日的神聖戰爭。 [3]  也就是説,紅軍長征最後勝利到達陝北,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陝甘,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大轉移。 [1] 

北上抗日取得偉大勝利

黨中央率部北上後,張國燾在阿壩召開會議,作出所謂《阿壩會議決議》,竟然顛倒是非,污衊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為“機會主義”和“右傾逃跑”,而把自己向南逃跑的錯誤主張美化為“進攻路線”。後來,張國燾還下達了南下命令,不顧朱德劉伯承的堅決抵制和反對,擅自率部南下,公開分裂紅軍,另立偽中央。
經過一系列發展,一九三六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在黨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指引下,終於克服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逃跑主義,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名發出了為慶祝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通電,熱烈祝貿“這一在抗日前進陣地的會合”,指出: “全國主力紅軍的會合與進入抗日前進陣地,在中國與日本抗爭的國際火線上,在全國國內政治關係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了。”從此中國革命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
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結束了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徵。長征一結束,黨和紅軍轉移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樹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推動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新階段的到來,促進了抗日戰爭的實現。這是中國共產黨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的偉大勝利。 [1] 
紅四方面軍北上抗日的石刻標語 紅四方面軍北上抗日的石刻標語 [2]
1938年2月新四軍二支隊全體將士舉行北上抗日誓師大會 1938年2月新四軍二支隊全體將士舉行北上抗日誓師大會 [4]

北上抗日檔案資料

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1934年11月16日) [7]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 [7]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 [7]
中央關於兩廣出兵北上抗日給紅二、四方面軍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 [6] 
中央關於兩廣出兵北上抗日給紅二、四方面軍的指示 中央關於兩廣出兵北上抗日給紅二、四方面軍的指示 [6]
張聞天:歡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軍(1936年8月15日) [5] 
張聞天:歡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軍 張聞天:歡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軍 [5]
張聞天:歡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軍 張聞天:歡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軍 [5]

北上抗日文學作品

贈北上抗日諸將士
包千谷(1933年)
軍旗飄飄軍號喧,歡送徵人總動員。
振奮精神齊北上, 今朝抗日勇爭先。
口號聲聲將恥雪,誓與倭奴生死決。
不收東北不收兵,願舍頭顱飛碧血。
君不見:堂堂祖國憾支離,積弱轉受列強欺。
記取前年“九一八”,淪陷東三省其時。
鬼子狠毒真可惡,南侵更向申江渡。
幸賴第十九路軍,後繼有人敢前赴。
近來變着佔榆關,承德相隨血淚斑。
痛心疾首看華北, 連天烽火逼燕山。
試問中國今何日?救國英雄列隊出!
衝鋒陷陣上前方,還我河山歸統一。
詩贈諸君膽氣宏, 戎機萬里赴長征。
佇候凱旋開大會,慶祝功成萬古名! [9] 
步虛子令·參觀北上抗日先遣隊與閩東工農紅軍會師舊址有寄
(中華通韻)
赤溪陽穀鼓鑼喧,皆為會師歡。遠征將啓,壑深山險千關。
為滅寇,不嫌難。
虎賁各路紅旗舞,聲鼎沸,誓言宣:待吾北上,劍揚一掃狼煙。
熱血灑,裹屍還! [8] 

北上抗日學術爭議

紅軍長征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確定北上抗日的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歷史問題。在現行的出版著述和報刊文章中有不同的幾種説法,一説是“為了北上抗日,開始了史無前例的長征。”二説是“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黨中央三人軍事小組的指揮下,經過整編北上抗日。”或者説“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領導下,紅軍經過整編,繼續北上抗日。”三説是“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為了推動當時正在發展着的全國抗日運動,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繼續北上。”在毛兒蓋,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指出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紅軍必須迅速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的進逼。” [1]  有學者指出,“北上抗日”作為黨的政治、軍事基本方針,並非長征開始就已形成,尊重這一史實,才能全面地揭示長征對於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偉大意義。 [11] 

北上抗日歷史評價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勝利會師,結束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為中國革命由國內戰爭轉向抗日戰爭奠定了基礎,這是黨的北上抗日方針的偉大勝利。 [12] 
紅軍長征從被迫的戰略退卻開始,而以北上抗日的積極結果告終,其間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這就是:中央紅軍從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高舉着抗日反蔣的旗幟,開始長征,到轉戰湘黔川滇地區尋求新的落腳點;從集中全力粉碎蔣敵的圍追堵截,到轉入川西北會合紅四方面軍,明確提出“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從此,紅軍長征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北上抗日”也就成為後期長征(包括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十分明確的奮鬥目標。這樣,也就把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更加緊密地結合了起來,把長征初期消極被動的戰略退卻變成了奔赴抗日前線的積極的偉大的戰略進軍,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1] 
參考資料
  • 1.    王廷科.紅軍長征與北上抗日[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01):51-59.
  • 2.    範厚坤.紅軍北上抗日的石刻標語[J].軍事歷史,1996(03):19.
  • 3.    鄭廣謹.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記[M].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413-415.
  • 4.    廈門大學歷史系中共黨史教研組編寫. 閩西革命根據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144-148.
  • 5.    原載《張聞天選集》,趙國強:《紅軍長征在甘肅:珍貴檔案史料》,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8年。
  • 6.    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編. 紅軍長征在寧夏 檔案史料彙編[M].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7:78-79.
  • 7.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 文獻 2[M].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2016:203-204.
  • 8.    許世德著. 八閩紅色旅遊詞情[M].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20:67.
  • 9.    包應卿、包應森編校:《包千谷詩文選》,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年,第13-14頁。
  • 10.    劉中剛.北上抗日共赴國難是長征勝利的旗幟(上)[J].軍事史林,2021,67(10):1-12.
  • 11.    簡明.淺議“北上抗日路線”的形成[J].長白學刊,1986(06):24-26.
  • 12.    王永康.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是黨的北上抗日方針的勝利[J].甘肅理論學刊,1996(06):14-17.
  • 13.    吳明剛.北上抗日:紅軍長征的強大動力和堅定目標[J].蘇區研究,2016(05):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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