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語

從語言上講，白鳥庫吉是第一個借中國歷史記載中的零星資料企圖將匈奴語言歸類的學者，但是他自己也遊移於突厥和蒙古兩種可能之間。白鳥的結論早已被後來的阿爾泰語專家否定，他的研究無非表明突厥和蒙古等阿爾泰語曾經從匈奴語中繼承和吸收了不少詞彙，但不能證明匈奴語屬於兩者之一。例如冒頓單于之名一般被認同為北朝隋唐出現的突厥語“莫賀咄”，也即外蒙首都烏蘭巴托（紅色英雄）之“巴託”和清代常見的“巴圖爾”稱銜。但是該詞在阿爾泰語中並無完滿解釋，反而在伊朗語中可以找到詞源。關於匈奴語的來源，古代文獻資料闕如，很難得到肯定的結論。

分子人類學技術的發展讓匈奴語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2018年，《自然》（Nature）刊發了哥本哈根大學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團隊的論文“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歐亞草原的137個古人類基因》），首次使用分子人類學技術研究歐亞草原古代人羣的基因流向與語言擴散。文章認為，突厥語是匈奴人羣的主要語言，匈奴語是一種早期的突厥語。突厥語的擴散起源於匈奴，並在突厥汗國時期得以延續。現代突厥語的差異是由於多次突厥語人羣遷徙所導致的，這些人羣與各地人羣融合，形成了突厥語的不同分支，但這一過程是以伊朗語的萎縮為代價的。比如，匈奴在往西域擴張時吸收了天山塞人，可能導致塞人的匈奴化（突厥語化）。 ^[1] 

關於匈奴語的語言系屬問題，學術界的爭議逐漸平息，主要觀點歸納如下：

1、突厥語説。即認為匈奴人和匈人的語言屬於突厥語族，有法國學者Remusat，Klaproth，日本的白鳥庫吉（1900年）以及Ramstedt，von Gabain，Pritsak等人。丹麥的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團隊的研究認為匈奴語是一種早期的突厥語。

2、蒙古語説。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是日本的白鳥庫吉（1923年白鳥庫吉改變以往的突厥語觀點，認為是蒙古語） ^[5]  和法國的伯希和（Pelliot）。

3、認為匈奴人是由許多民族組成的政治集團，匈奴語也是許多語言的混合，如法國人Lacouperie。北京大學的歷史系教授羅新認為匈奴語中保留着伊朗語成分，匈奴語中無法用突厥語求解的部分伊朗語解讀可能可行。 ^[2] 

2018年，《自然》（Nature）刊發了哥本哈根大學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團隊的論文“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歐亞草原的137個古人類基因》），首次使用分子人類學技術研究歐亞草原古代人羣的基因流向與語言擴散。認為早期的突厥語是匈奴人羣的主要語言。現代突厥語的差異是由於多次突厥語人羣遷徙所導致的，這些人羣與各地人羣融合，形成了突厥語的不同分支，這一過程以伊朗語的萎縮為代價的。 ^[1] 

在漢文史籍中保存有一些用漢字記錄下的匈奴人的官號及個別的詞語。在歐洲也保存有一些匈人（Hun）語言的資料。漢文史籍中記載的匈奴的人名、部落名、地名和稱號都可以用來研究匈奴語。

漢籍記載的匈奴語僅是“單于”、“撐犁”、“孤塗”、“閼氏”、“居次”、“頭曼”、“屠耆”、“甌脱”、“若鞮”等幾個詞而已。然而，這幾個詞卻費盡了各國學者的智慧和心機。

《漢書．匈奴傳》説的“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像天，單于然也”。道明瞭“單于”（酋長）、“撐犁”（天）、“孤塗”（兒子）三字的語義。

在漢文史籍中保存有一些用漢字記錄下的匈奴人的官號及個別的詞語。在歐洲也保存有一些匈人（Hun）語言的資料。

“孤塗”的究析，須先明“孤”字的讀音。《前漢書》的西域“狐胡國”，《後漢書》記作“孤胡國”，古代“孤”字是讀“狐”的；而將“孤塗”讀“狐塗”，其語屬也就明確了。歐洲學者發現西伯利亞通古斯部落語言的“兒子”一字為kutu、gutu、uta、utu、ute等，白鳥庫吉則迅速達成“[將匈奴]視為通古斯族，則問題容易解決矣”的結論。鄂倫春語之“兒子”一字確為ut'er，白鳥氏的見解實在非常有道理。

“單于”源於“廣大”不足為奇，中原語言的“皇恩浩蕩”也是同樣的意思。但它過早就被人訓讀作chan-yu，而後人又一味因循這種誤導，自然就找不到它的語源線索了。蒙古語的“廣大”是delger，“酋長”是darga，兩詞的確非常音近，甚至可能是同根的。蒙古語g音常轉讀顎音gh，進而轉為u或f。若將“單于”讀作da-ghu或da-u，它的蒙古語源就一目瞭然了。

“居次”是“女兒”，同今世突厥諸語之kiz一字無疑。

“甌脱”出自《匈奴列傳》“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脱”的記載。我以為它就是遊牧民族的“帳幕”或“蒙古包”，該字蒙古語謂chachir，（“察赤兒”），土耳其語謂chadir或otag，前者同蒙古語，後者正是“甌脱[格]”

“頭曼”，已被確認是數詞“萬”。滿、蒙二語之“萬”均為tuman，而突厥語只有“千”（min）字，“萬”字是“十千”（on min）。不能排除出自“蒙古原語”的可能性，但它至少不會是出於“突厥原語”的。

《史記·匈奴列傳》説：“匈奴謂‘賢’為‘屠耆’，故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賢”可能是“聰明能幹”的意思，上古社會“聰明能幹”的人，莫如知悉前人經驗的“歷史學家”，而蒙古語之“歷史”為“屠兀赫”（tuuh），“歷史學家”為“屠兀耆”（tuuch），“屠耆”當是“屠兀耆”。匈奴“左賢王”和“右賢王”，相當於上古中原的“左史”和“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