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衣人

包衣一詞的記載最早見於《滿洲實錄》（清實錄）之中 ^[9]  。最初的起源是女真部族的下層成員、統治家族收養、接納的非血緣關係的家族、氏族成員和部分外戚族眾等 ^[10]  。如內府完顏氏就曾因與清太祖努爾哈赤有姻親關係而被編入包衣 ^[11]  。此外，還有許多追隨清太祖起兵之勳戚都隸屬於包衣，八旗定製後也未有變更 ^[12]  。他們與統治家族結成的特殊關係，使得他們成為了最獲信賴，也是最忠誠的家臣、家僕、得力助手，甚至是主人的朋友 ^[13]  。隨着努爾哈赤家族勢力的不斷擴大，包衣的來源也日益複雜。從之前的來源又拓展至戰俘、契約奴僕和獲罪之人。此後，以他們作為主體的包衣成員身份也日漸穩定，開始以一個奴僕階層的形象出現在歷史之中 ^[10]  。

上三旗包衣有自己的户籍，屬於正户，其地位屬於正身旗人之列。由他們所組成的服務於皇室的機構——內務府平衡了宦官在宮內的權力，降低了宦官專權的可能性 ^[14-15]  。下五旗包衣中也有一部分擁有自己的户籍，另一部分則依附於主家户口之內 ^[16]  。隸屬於包衣旗籍之人，除后妃家族抬旗、立戰功、為官表現優異、罪案平反等緣故外，其身份是世代固定的，所生子女曰家生子，再生為二輩奴、三輩奴等，世代為主家服務 ^[17]  。代數越多越受主家信任，地位也較高，並掌管重要事務 ^[18]  。清朝入關之後，包衣可以更廣泛地參加科舉，由此進入仕途；還可以備選甲兵，組成各個種類的兵營。上三旗包衣由於直接隸屬於皇帝，屬於“皇帝家人”，其地位、仕途、補兵缺的機遇都要大大高於下五旗包衣。下五旗包衣由於私屬於王公，出仕機遇也基本侷限於王公府內任職 ^[19]  。但朝廷一旦選任下五旗包衣為官，也無需徵得其主家首肯 ^[20]  。終清一代，包衣出將入相、擔任封疆大吏之人是非常多的 ^[21]  。

包衣雖為奴僕，但主家無權對其隨意進行人身侵犯 ^[22]  。皇帝會對虐待包衣的王公主家按照律例進行懲處 ^[23]  ，但虐待之事仍屢見不鮮。比較嚴重的一例當屬道光十八年（1838年）惇親王綿愷囚禁屬人一案。惇親王綿愷僅因瑣事接連囚禁屬下包衣達80餘人，後被人告發，道光帝大怒，將綿愷降為郡王，革去宗令、都統等職，罰俸三年。綿愷受此打擊於同年十二月薨逝 ^[24]  。也有許多包衣與主家相處融洽 ^[25]  。還有個別悍僕勢大，反過來欺壓王公主家的例子。如康親王府包衣張鳳陽曾將康親王傑書的岳父家搗毀 ^[26-27]  。此外，一部分出任莊頭者在清中後期實際上控制了主家的地，並租種給佃户，成為了“二地主” ^[28]  。

包衣中也有受封世爵世職之家，其中大都抬入旗分佐領，仍留於包衣者有，三等男爵胡海、張時薦、扎克塔爾；獲封世職者有二等輕車都尉白邇赫、侉色等 ^[29]  。

因為包衣組織出現於八旗制度之前，所以初期也可以泛指除皇帝、宗室王公之外異姓勳戚貴族、未入八分宗室和一般旗人之家的奴僕，但隨着包衣制度在八旗中的完善，為避免混亂，自順治末年起，異姓旗人的私家奴僕在漢語中改稱旗下家奴、八旗户下家奴等 ^[30]  ，在法律、婚姻、政治權利等方面的地位均要遠遠低於包衣 ^[31]  。

直屬於皇帝的上三旗包衣稱作“內務府屬”，也稱內三旗包衣；隸屬於旗主王公的下五旗包衣稱作“王公府屬” ^[32]  ，絕大部分在關外時期就已編入包衣之內 ^[33]  。包衣並不是賤民，其奴僕身份僅僅與皇室、宗室王公而言，在社會上則基本與八旗中的一般旗人處於同一等級 ^[34]  。他們也可能有自己的官階、財產和旗下家奴 ^[35]  。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起，由於八旗生計問題，下五旗中的包衣被大量放出，導致人口日漸減少。清末，包衣人口約佔京旗所有正户旗人的11.7% ^[36]  。

儘管清初將八旗和包衣三旗的女子都稱為秀女，但挑選的方法和她們在宮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

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選一次，由户部主持，可備皇后妃嬪之選，或者賜婚近支(即三代以內、血緣關係比較密切的)宗室。

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選一次，由內務府主持，其中雖然也有一些人最終被逐漸升為妃嬪，但承擔後宮雜役的，都是內務府包衣之女。到了清代後期，包衣三旗的應選女子就不再稱為秀女，而在挑選宮女時，就明確地説“引見包衣三旗使女”了。

能夠成為清廷后妃的，主要是八旗秀女。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