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税制

在我國古代，曾一度盛行過“包税制”。這種制度始於五代時期，包税制起於南朝齊梁之際，盛於元朝。

宋朝，封建商品經濟十分繁榮，商品流通範圍之廣、城鄉集市之多都超過了唐朝。因此，政府非常重視商品流通過程中的税收徵管，當時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徵收的主要税種是商税，政府專門成立了徵收商税的機構———商税務，全國共設立1830多個。即使如此，也很難顧及分散鄉間的小集市。於是，政府決定“課（税）額少者，募豪民主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當時規定凡税收在千貫以下的小集市，一律實行“包税制”，稱“買撲”，即由官府測算出該集市年應收税總數，讓當地大商人出錢承包，然後大商人再向商販徵收，以其收入作為補償。收入盈虧由包税人自己負責。宋天聖四年（公元1026年），又在全國推行年課税千貫以下的酒務、道店等商税“讓人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宋會要輯稿》六）政策。對於政府來説，實行“包税制”既節約了設置徵税機構的費用，又得到了應得的税收，表面上看很有利。但包税商人大多是地方豪強，包税後不再依率計徵，肆意加税勒索，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影響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到了元朝，包税項目之多，範圍之廣，數額之大，都超過了宋朝。元太宗十年（公元1238年），包税制在全國興起。有包天下河泊、橋樑、渡口之税的，有包燕京酒税的，更有甚者，還有人想以100萬兩白銀包天下之鹽税的。當時，中書令耶律楚材堅決反對，並奏請罷免包税制。他在奏摺中寫到“此皆奸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然而，他的建議並沒有引起太宗窩闊台的重視。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一些不法官員勾結回鶻商人進入中原，承包了大量税收。此後，包税制在全國盛行。這一最初為了節約小税徵税成本的簡易徵税法，至此演變成害國害民之舉。不過，隨着元朝的覆滅，包税制也基本不復存在。

18世紀埃及也盛行包税制。包税人向政府預付一年税款，就可以在包税領地內享有絕對權利。他們向領地內農民徵收遠遠多於上交政府税款的賦税，農民社會地位低下，生活困苦，農業生產遭嚴重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