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拉·欽奇利亞·米蘭達

欽奇利亞1959年出生於哥斯達黎加的聖何塞，她的父親拉斐爾·欽奇利亞是哥斯達黎加審計署署長，她是家中四個孩子中年紀最大的女孩，儘管家庭並不富裕，但欽奇利亞自幼獲得良好的家教和政治薰陶，她從小就讀於國立學校，是一個話語不多，勤勉而乖巧的學生。1977年，18歲的欽奇利亞遊歷中美洲後，感受到其他中美洲國家的殘酷與暴力，從此，欽奇利亞開始對政治和社會科學產生了興趣，並在同年進入哥斯達黎加大學政治科學系學習，學生期間的欽奇利亞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86年在政府的資助下赴美國留學，獲喬治敦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學位。 ^[1] 

1989年欽奇利亞返回哥斯達黎加，開始致力於公共安全事業且頗有建樹，她先後在聯合國、美洲發展銀行、美國國際發展署等國際機構擔任顧問，從事公共安全、司法管理及改革研究，積累了豐富的國際組織工作經驗及對拉美、非洲相關研究領域的專業學識，她發表了數十種西班牙語、英語著作及文章。1994年，欽奇利亞被任命為公共安全部副部長，兩年後她成為哥斯達黎加歷史上首位女公共安全部長，她任職期間對警察部隊進行了現代化改革，將其職業化並推動女性加入警察隊伍，她任職期間國內治安狀況得到明顯改善。1997年她獲得了最佳部長獎，2002年她擔任國會議員，2006年當選為副總統，2008年10月8日，欽奇利亞為參加2010年的總統選舉，向總統奧斯卡·阿里亞斯·桑切斯遞交了辭呈。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欽奇利亞宣讀了她的辭職信，她感謝總統阿里亞斯對她的支持，對阿里亞斯政府2006年5月成立以來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1] 

2010年欽奇利亞代表民族解放黨參加總統選舉，她在競選期間承諾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採取措施加強社會治安，加大環境保護的力度，改善兒童和老人的生活條件、打擊犯罪行為和販毒活動。最終欽奇利亞以43.8%的得票率勝出，擊敗了反對黨公民行動黨候選人奧頓·索利斯和自由運動黨總統候選人奧托·格瓦拉，同年5月8日欽奇利亞正式就職，成為哥斯達黎加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她在就職演説中表示，將全心全意履行總統職責，將哥斯達黎加建設成一個更加安定繁榮、更加貼切自然、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新政府將以“謙恭、誠實、堅定”的姿態治理國家，更加註重集體參與而非個人專斷，努力推進公共衞生、教育事業發展，完善住房建設，關心兒童老人弱勢羣體，注重社會公平。她向公眾承諾新政府的第一要務是扭轉社會治安惡化局面，維護社會安定，其次是刺激經濟，增加就業。 ^[1] 

欽奇利亞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反對將國家世俗化、反對取消天主教的官方宗教地位，反對墮胎並宣佈避孕藥是違禁藥品，她同時反對同性戀和安樂死，她力圖將國家建成一個環保型國家，為此制定了一系列環保法規，她同時鼓勵自由貿易。2010年，鄰國尼加拉瓜軍隊侵佔了哥斯達黎加的卡萊羅島，並宣佈佔領了這一島嶼，欽奇利亞發表電視講話，譴責尼加拉瓜的入侵行為，並向海牙國際法庭提起了訴訟。2012年欽奇利亞頒佈法律規定禁止捕捉鯊魚，2013年公佈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欽奇利亞在拉丁美洲有13%的支持率，僅次於洪都拉斯總統波爾菲里奧·洛沃，同年全國爆發示威遊行，反對政府內部出現的腐敗現象。2010年獲得和平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次年獲得喬治敦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14年欽奇利亞卸任。 ^[1] 

勞拉·欽奇利亞·米蘭達(16張)

欽奇利亞是一個戀家的人，心中最牽掛的永遠是家，無論工作有多麼繁忙，她都要在每個週日探望父母，全家團聚。她崇拜父親，常與父親品着龍舌蘭酒促膝談心，聽取他的忠告和建議。欽奇利亞有過兩次婚姻，家庭平凡，情感生活較為單調。2000年她與年長自己25歲的西班牙律師、刑法學家裏科結為伉儷，育有一子。 ^[1] 

1975年冬季的一天，哥斯達黎加首都聖何塞一所高中的操場上，一個女孩正蹲在凜冽的寒風中沉思，她時而仰望天空，時而眉頭緊鎖，她在思考：我到底該怎麼辦呢？ 是啊！她正面臨着人生的岔路口。父親是一個地道的“修鞋匠”，靠修鞋維持着這個風雨飄搖的家。16歲的她已經懂事了，看着父親含辛茹苦地掙錢，她的心裏總是湧着酸楚，於是打算輟學掙錢養家。

她把輟學的想法告訴了父親，沒想到父親勃然大怒，罵道：“你真是個不爭氣的東西，難道你一輩子想做一個被人瞧不起的‘修鞋匠’嗎？”她當然不想做“修鞋匠”，兒時她告訴父親：“我的理想是出人頭地，做個大人物。”但現在，她的理想面臨着化為灰燼，倔犟的父親堅決不同意她輟學。

可是此後幾天，雖然她還在堅持上課，但心思早已不在課堂，整日琢磨着如何掙錢，每當聽到有企業家的講座，她就如期參加。最近，她聽説學校請來一位著名的演説家演講，便欣然前往。

這位著名的演説家沒講一句開場白，手裏高舉着一張100克朗的鈔票，面對會議廳裏的200個學生，首先發問：“誰要這100克朗？”話音剛落，200隻手齊刷刷地舉了起來。他接着説：“我打算把100克朗送給你們其中的一位，但在這之前，請允許我做一件事。”

説完，演説家將鈔票揉成一團，然後問：“誰還要？”仍有人舉起手來。他又説：“假如我這樣做又會怎樣呢？”他把鈔票扔在地上，又踩上一腳，並用力碾它。爾後他拾起鈔票，鈔票變得又髒又皺。

“現在誰還要？”還是有人舉起手來。演説家意味深長地説：“我已經給你們上了一堂很有意義的課。無論我如何對待那張鈔票，你們還是想要它，因為它並沒有貶值，它依舊是100克朗。”

“其實，人的理想就像這張鈔票，就算遇到狂風暴雨和懸崖峭壁，也不要被逆境所擊倒，因為它永遠不會喪失價值。”演説家激情昂揚地説道。

演説家的話音剛落，會場便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坐在會場角落裏的她，聽得熱血沸騰，她忽地頓悟了，我的理想又何嘗不是這張被蹂躪的100克朗？儘管面臨着人生困境，如果理想沒有撤退，那麼人生就不會貶值。

之後，她毅然打消了輟學的想法，省吃儉用，靠父親資助和假期打點零工，艱難地讀完了高中，而後考入哥斯達黎加科學政治大學學習。

從1990年起，她的人生開始風生水起，從多個組織的顧問，到公共安全部長，到民族解放黨立法大會議員，再到哥斯達黎加副總統，2010年她又成功當選總統。她正為她的國家創造就業機會、改善兒童和老人的生活條件、打擊犯罪行為和販毒活動而奮鬥着。

她就是勞拉·欽奇利亞，哥斯達黎加歷史上首位女總統。欽奇利亞在一所大學的演講中，把她的經歷告訴了學生，並再三激勵大家説：“我是一個修鞋匠的孩子，家境雖然貧窮，但我從來沒有放棄過理想，有理想的孩子生命就不會貶值。”

100克朗價值不大，但改變了一個人的人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