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幹

勞幹（1907—2003），湖南省善化縣（今長沙）人，1907年出生於陝西省商縣。1930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1931年，在北京對居延漢簡作了部分整理、考釋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學考察團首先將勞幹、餘遜二先生的部分考釋用曬藍紙印刷成冊出版，世稱“曬藍本“，所考釋的漢簡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是最早的居延漢簡釋文稿本。

勞幹曾在甘肅西部的敦煌及寧夏的居延海做過古文物考察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勞幹從南京輾轉內遷至四川省宜賓市李莊鎮，居住李莊達5-6年。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才先後遷回原處。

1942年4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共同組成“西北史地考察團“，赴西北地區敦煌和黑水流域進行考古調查，作為團員的勞幹，主要考察了敦煌的陽關、玉門關及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長城和烽燧遺址。他寫下五言古詩《居延故址》：“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廢壘高重重，想見懸旗旌。今茲天海間，但有秋雲輕。歸途遇崎嶇，枯柳相依憑。長河向天流，落日如有聲。刺草凝白霜，古道紛縱橫。豈伊車轍間，曾有千軍行。弔古寧復而，世亂思清平。誰為畫長策，贏此千載名？”

這次考察對勞幹研究居延漢簡幫助極大，奠定了以後工作的基礎，也促使他後來寫了《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1943年）、《漢簡中的河西經濟生活》（1944年）、《兩關遺址考》（1944年）、《釋漢代之亭障與烽燧》（1948年）、《論漢代玉門關的遷徙問題》（1960年）等重要論文。這些文章都是根據漢簡所記，結合文獻史籍記載，再加上實地考察所得，從全方位、多角度對漢代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問題作了詳細的考證，其研究成果是研究漢代歷史和文化的主要參考資料。

1943年，勞幹根據保存的部分居延漢簡反體照片，寫成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問世，次年，《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也以石印出版，這是有關居延漢簡較早的釋文和考證。

1949年，勞幹去台灣，兼任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教授。1960年他又根據新出簡文照片又對《居延漢簡考釋》一書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之部》。

1984年，居延漢簡圖版在台灣再版時，勞幹寫了序言：“它（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相同，都屬於中國邊塞上的記錄，還牽涉到政治、經濟和一些生活問題。這些記錄有的是瑣細而無關宏旨，有些卻非常重要，有的可補文獻上之不足，有的可糾正文獻上的錯誤，或給文獻中不明白之處作一個較好的註釋。”

1907年出生於陝西省商縣。

1930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49年去台灣，兼任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教授。1958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到美國加州大學任教授。1975年從加州大學退休後為榮譽教授。1982年被聘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勞乾的研究範圍以漢代為中心，上及上古，下及北魏晉南北朝。任職中央研究院時，敦煌的木簡以及居延的木簡都已發現。敦煌木簡已有王國維、羅振玉等人的研究成果。居延漢簡是一個更大的部分，尚需人開始研究。到了近些年，新的發現不僅是漢簡，而且秦簡也發現了，足見其從前以漢代為出發點是有眼光的。勞幹做了不少有關秦漢的政治制度研究，寫了不少論文，從中央官制到地方官制都有所論列。如《論漢代的內朝與外朝》，既找出了漢代中央機構決定權所在，又找出了漢代宦官和外戚所以能夠掌權的關鍵。如《秦漢九卿考》，説明了秦漢九卿制的演變。睡虎地秦簡發現以後，證明了他的看法是正確的。此外，還著有《居延漢簡考釋》《漢晉西陲木簡新考》《秦漢史》《敦煌藝術》《成廬詩稿》《勞幹學術論文集》《魏晉南北朝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央研究院集刊、院刊、清華學報等報刊上發表了許多學術論文，其中部分在大陸報刊上發表。台灣出版的《湖南文獻》以《中央研究院湘籍院士勞幹先生訪問記》為題介紹了他的治學經歷和主要成就。

羅振玉、王國維合著的《流沙墜簡》，開簡牘研究之先河。後人不斷對敦煌漢晉木簡有所考訂、補充、修正，如1931年張鳳編著的《漢晉西陲木簡彙編》等。但是，由於原簡實物流散國外，中國學者的研究存在很大的侷限性。直到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了數量巨大的居延漢簡之後，這一局面才有了明顯的改變。這些文書檔案記錄了居延地區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情況，為研究漢代社會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中國學者利用豐富的漢簡資料研究漢代的歷史、地理等各個領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中勞乾的貢獻最為突出。

勞幹在新史學思潮的直接影響下，將漢簡當成完完全全的史料，希望從這些“直接史料“考訂漢史，不僅對居延漢簡作了釋文，還考察了歷來從文獻資料上不得其詳的邊郡獨特的制度，諸如烽燧、官制、戍卒、屯田等，將漢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制度中的事項個別提煉出來，利用從簡牘歸納出的記事內容，對這些事項進行系統的考證，所著《居延漢簡考釋》六卷（釋文四卷、考證二卷）及後來寫的一系列文章，代表了簡牘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可以説，勞幹是居延漢簡研究的集大成者。

勞幹於1934年就參與居延漢簡的整理工作，並最早出版了釋文和圖版，這使他得以在居延漢簡與漢史研究上利用新材料，解決許多千年聚訟不決的疑難問題，是居延漢簡研究的先驅，對後人影響極大。他的相關考證和專題論文開啓了以後相關研究的先河，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獲得學術界極高的評價。

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説：“關於秦漢史的研究，以勞幹先生的成就最大，所發表的論文，……俱極精審，發前人之所未發。”

由於勞幹《居延漢簡考釋》出版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條件之惡劣，可以從該書所用的粗糙土紙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見，且只印300部，流傳不多，再加上所收簡牘不全，又沒有圖版，不利於研究的深入開展。因此抗戰勝利後，勞幹又重新整理，將舊版釋文根據照片重新核對，校改，加上簡號索引，於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鉛印本。

居延漢簡全部圖版遲至1957年才在台灣公佈，即勞幹《居延漢簡·圖版之部》，這是一萬餘枚居延簡影第一次公諸於世。於是居延漢簡的照片和釋文有了比較準確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

勞乾的居延漢簡研究方法，基本上承襲王國維的漢晉木簡研究而來。他在自序中説：“自斯坦因獲漢簡於長城遺址，王氏國維作《流沙墜簡》一書發其端要，鈎深致遠，多所創穫。“其中他根據簡牘內容來進行分類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襲王國維的簡牘分類方法而稍加變通而成的。

勞幹在1944年的考證中以性質和用途分簡牘為五大類：（一）文書書檄、封檢、符券、刑訟；（二）簿冊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錢穀、名籍、資績、器物、車馬、酒食、計簿、雜簿；（三）信札（四）經籍歷譜、小學、六經諸子、律令、醫方、術數；（五）雜類無年號者、有年號者。在1960年的修訂本中，勞幹又重分簡牘為七大類66項，其中新增的條目如下：（一）簡牘之制封檢形式、檢署、露布、版書、符券、契據、編簡之制；（二）公文形式與一般制度詔書、璽印、小官印、剛卯、算貲、殿最、別火官、養老、撫卹、捕亡、刺史、都吏、司馬、大司空屬、地方屬佐、文吏與武吏、期會、都亭部、傳舍、車馬、行程；（三）有關史事文件舉例漢武詔書、五銖錢、王路堂、王莽詔書用月令文、西域、羌人；（四）有關四郡問題四郡建置、祿福縣、武威縣、居延城、居延地望；（五）邊塞制度邊郡制度、烽燧、亭障、塢堡、邸閣、兵器、屯田、將屯、農都尉、罪人徙邊、內郡人與戍卒、邊塞吏卒之家屬、僱傭與“客“；（六）邊郡生活糧食、穀類、牛犁、服御器、酒與酒價、塞上衣着、縑帛、蟾褕、社、古代記時之法、五夜；（七）書牘與文字書牘、“七“字的繁寫、《倉頡篇》與《急就篇》，共包括釋文簡10156枚，圖版605幅。

不標準但有劃時代意義，勞乾的分類方法儘管有一定的侷限，標準也不盡科學，但在簡牘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後，中外學者沿着這一思路，以出土地點、年代、書寫格式及人名為標準，不斷嘗試建立新的分類方法。應該説，他們都是在繼承了王國維、勞幹分類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完善、科學化的結果。“簡牘文書分類，既要依據其出土地點、形制和書式，也要分析考辨其內容、題楬，進行綜合比較、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的多因素考慮下，優選出合理的、科學的分類法。“

勞幹居延漢簡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將漢簡資料與漢代歷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在以簡證史方面取得了成就。徐蘋芳評價道：“他（勞幹）在《流沙墜簡》的基礎上使簡的分類更加詳密，大體上概括了居延簡的類別。他研究的範圍廣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國維所創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過對居延漢簡的研究來恢復漢代歷史。在居延漢簡的研究上，勞幹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勞乾的考證文章的特點，都是證據紮實、充足，論證嚴密，故在學術界獲得很高的評價。他自己説：“在許多論文中，也只是先去找問題，找疑點，然後再儘量的搜求證據。至於結論如何，我自己多半是不知道的，有時把結論規定好了，又重新換過，有時所得的結論並非原來所預料的結論，甚至有時還是不大喜歡的結論，為着闡明事實的真像，也時常放棄了可喜的、有趣的結論，而歸到平常的、毫不驚人的結論。”

河西四郡設置年代及屯田、賦税研究河西四郡的具體設置年代，不僅《史記》與《漢書》記載互異，即便是同一本《漢書》，紀志之載也有所不同。此後史籍，或從《武帝紀》，或從《地理志》，眾説紛紜，莫衷一是。清朝中葉乾嘉派大師對這一問題也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依然侷限於以史證史的層次，沒有脱離傳統史學的窠臼。因而河西四郡設置年代，遂成千古之謎。

勞幹依據漢簡提供的新資料，對這一問題作了重新考證，勞幹説：“窺其語氣似指敦煌郡而言，似亦可為太初時期初置敦煌郡之旁證。“敦煌置郡年代當在太初中為近似，晚不得遲至後元。勞幹利用居延漢簡資料探討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較之先前諸人的研究無疑前進了一步。

勞幹認為，居延屯田始於漢武帝太初年間，由於其地處弱水（今額濟納河）下游，為一沿河綠洲，是西北邊塞的門户之一。從張掖至居延的烽燧線上，有大灣、地灣、紅城子、破城子等地，都是平原沃壤，以額濟納河所引渠水灌溉，最適宜屯田。漢代在西北各地皆設有田官，負責屯田事宜，其中居延有兩個田官區。關於屯田管理系統，勞幹説：“漢代屯田之組織不詳，今據諸簡有守農令，有長官。守農令者或農令之守護者，長官當為其別稱也。都尉之下有候官，農令或長官當亦屬於都尉，若候官之比矣。“據此，則屯田管理系統為都尉--農令（長官）。

烽火制度研究及其他中國古代烽火制度起源很早，西周時即已存在，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與中國封建社會相始終。過去由於文獻記載的闕疑，各家觀點不一。自從敦煌、居延漢簡出土以來，許多學者對漢代的烽火制度做了考述。

1974年，居延破城子《塞上烽火品約》和敦煌馬圈灣漢簡的發現，為進一步探討漢代的烽火制度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勞幹上承王國維，下啓陳夢家諸人，利用居延、敦煌出土的《烽火品約》等漢簡資料，結合文獻記載，在烽火制度的研究上起到了承上啓下的作用。

勞干將烽燧制度總結為：“一曰表，或作蓬，以繒布為之，色赤與白。二曰煙。三曰苣火。四曰積薪。其所舉之時，則積薪日夜兼用，表與煙用於晝，而苣火則用於夜也。

“關於以灶放煙，勞幹説：“諸簡言蓬品者，多僅言蓬而不及煙，實則蓬為烽表，煙為亭隧之煙，二物相殊，本不相混。……今從漢代烽台之制察之，凡現存諸烽台，其上常有灶口，灶即在台頂，上施煙突。其較完者，灶突尚黑，以草燔其中，尚可以孤煙直上也。“他斷言蓬單指蓬表，而煙發於烽台之灶。此後，不少學者師承其説，並認為在考古調查發掘中，已見到煙灶的實物。但是，吳礽驤依據在敦煌、居延地區進行的漢代烽燧遺址調查資料，均未發現烽台頂上有灶突遺蹟的事實，指出考古發掘中尚存的位於烽台下的爐灶，不能證實為施放蓬煙之灶，據其所在的部位推測，應作炊事與取暖之用。

王國維考釋流沙墜簡時，由於所據簡牘數量僅有千枚，“不足以供分析比較之事，冥搜墜緒，為事至難。“因而出現了一些考證上的失誤，天田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勞幹根據數量巨大的居延漢簡予把天田的來龍去脈及其作用考證得一清二楚，澄清了以往的誤解。

秦漢史無大家，是史學界內多年以來的流行話。然而，勞幹是秦漢史名副其實的大家，只是因為他的學術活動分別在大陸、台灣和美國，聚焦分散，未能熱炙成型而已。勞幹先生的學術研究，幾乎涵蓋了歷史學的各個分野。比如《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一書的論題，包括政治與歷史、制度、思想、社會、地理與邊疆、曆法、考古與文字學、文學和古籍。勞幹不僅研究領域寬廣，他的學術關注所體現的思維厚度，從高層到基礎，涵蓋了歷史學的各個層面。

從秦帝國的建立到清王朝的滅亡，在中華帝國時代的二千年中，王朝國家的治亂興亡呈現一種不斷反覆的振盪循環，這就是中國歷史的週期問題，或者叫做王朝循環問題。中國歷史的週期問題，是中國歷史的常態，世界歷史的特異，不僅成為中國史家的關注點，也吸引了世界史學界的注目。《中國歷史的週期及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就是勞幹對於這個至難的高層次的史學問題所做的一個回答。

國家組織宛若生命有機體，其自身的結構決定了它的天壽。除去暴病突變而言，中國王朝國家的天壽在三百年。人體的發令中心在大腦，王朝國家的核心在帝王家族。王朝的興亡，就是某一家族統治的興亡，“一個朝代的興衰完全和一個家族的興衰合而為一”，勞幹所論單刀直入，一下子就切入了問題的核心。

考察皇族宛若考察大腦，大腦診斷完畢再檢查肢體。王朝國家的政治組織與王朝興亡相關聯自是不待言的事情，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最大欠缺是管臣管民不管君。制君、限君，將最高權力置於制度化的有效限制之下，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制君、限君，分散政治權力以減少政治風險，才是民主的起點。歷史研究的最終關懷，還是要回到當今來。

文字是生命的寄語。書如其人，著作的內容正是作者精神關注的體現。“近代政治制度大多始於秦漢，至今雖有若干西方影響，但中國傳統還是存在的……我過去之所以研究漢代歷史，就是想研究中國曆代制度與漢的關係。”入手在於漢代，視野連接歷代數千年一直到當今，這是大家的又一種風範。

在中國歷史上，恪守臣下之位而代行君王之事，有三位備受推崇的典範人物，一位是周公，一位是諸葛亮，還有一位是霍光。勞幹在《霍光當政時的政治問題》中，對這位歷史偉人做了平和易懂而又深入的論述。霍光是“根據事實，不尚理論”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收束了漢武帝晚年以來的瀕危政局，安定國本，休養生息，開創了昭宣中興的穩健發展局面。班固説霍光“不學無術”，批評他不通儒家經書，殊不知“出於客觀的需要，並非有一個理論在後面指導”，這種實事求是的政風人物，正是維持漢代國運昌盛的中流砥柱。漢代務實政風的基點，在基層組織的建設。漢代的亭，一直是秦漢史學者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看起來顯得細小，那些縱論天下、臧否人物的説客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在嚴謹的歷史學看來，這個問題不但非常務實，而且非常重要，是漢代社會和行政結構的基礎問題，可以説是無處不在。

思想與政治，特別是儒家與中國政治社會的關係，一直是學者們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開始於漢代。勞幹是精通漢代各個領域的大家，他的思想之論，自有一種與史實相聯的啓示性。勞幹指出，儒家的成功主要是在教育上，這就使從學校出來的人大都有親儒的傾向。想來確是如此，孔子開學校，教授弟子，整理古代文獻，規範倫理道德，是他對中國文化最重要的貢獻。孔子是教育之祖，是偉大的教育家和倫理學者，這應當算是他最基本的評價。孔子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功的人，後來將他塑造成政治導師般的聖人，處處都是當代政治意識的參入和利用，實在是偏離了歷史的真象。

考察漢代社會，其思想的主流經歷了初期的黃老道家，中期的儒法並用和後期的儒家獨尊，國勢也經歷了有活力的上升弱勢，開始僵化的下降強勢和脱離現實的亡勢。思想僵化的起因，正是在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是政治直接介入學術，思想和文化由此喪失創造力和活力；獨尊儒術是學術和政治聯姻，儒家思想由此僵化，政治也由此步入脱離現實的迷途。到了王莽將儒家的空想模式直接導入到政治和社會制度當中時，其結果就是天下大亂，王朝傾復。大體而言，中國歷史上凡是強盛而生氣勃勃的時代，都不是儒術獨尊的時代。從政治上尊儒，就是從思想發展上斷送儒家思想的活力。同時，將儒家思想引入到政治思想中，其結果就是使政治思想走上迂腐僵化之路。

1、《曬藍本漢簡釋文》，手稿（1936）。

2、《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1，四川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3）。

3、《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1，四川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

4、《居延漢簡考釋附敦煌漢簡校文》（居延漢簡考釋簡號索引，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

5、《秦漢史》（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一輯，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

6、《魏晉南北史》（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二輯，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7、《初中歷史》（台北：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8、《中國史綱》（台北：勝利出版社，1955）。

9、《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1，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初版，1977再版）。

10、《敦煌藝術》（歷史文物叢刊第一輯，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

11、《居延漢簡（考釋之部）附考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40，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初版，1986再版）。

12、《史記今注》（中華叢書，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63）。

13、《中國的社會與文學》（文星叢刊40，台北：文星書店，1964）。

14、《從士大夫到小市民》（雲天文庫，台北：雲天出版社，1970）。

15、《勞幹學術論文集甲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16、《漢代政治論文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17、《成廬詩稿》（台北市：正中書局，1979）。

18、《漢晉西陲木簡新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

19、《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