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經濟學

哈羅德建立了“動態經濟學”模型，並於1948年出版了《動態經濟學導論》，他認為三種增長率相等（G=G_w=G_n）標誌着一種既能實現資本家的“預期”利潤看，又能實現“充分就業”的理想境地，也代表着一條均衡增長線。而1973年出版的《動態經濟學》則對此理念有所修訂和補充，他承認，有保證的增長率（G_w）不止一個，而是多個，他把它們區分為兩種：“正常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和“特殊的有保證的增長率”，並進一步考慮了利潤率對有保證的增長率的影響。還就“不穩定原理”作出了進一步的闡述。 ^[1] 

該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圍繞着宏觀動態分析這一主題展開的。在表述了增長模型及有關增長因素的意義之後，哈羅德還就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開放經濟中的經濟增長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分析。 ^[2] 

哈羅德作為一個凱恩斯主義者，致力於將凱恩斯理論長期化和動態化，研究凱恩斯忽略的增長問題。1947年2月間哈羅德應邀到倫敦大學作的五次講演整理寫成了《動態經濟學導論》，1972年哈羅德又對《動態經濟學導論》進行了徹底重寫，完成了《動態經濟學》一書。 ^[2] 

在該書的第1章中，哈羅德指出，在古典經濟學那裏動態經濟分析是與靜態經濟分析平分秋色的。然而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原理中，由於越來越多地使用了邊際概念和數學公式從而使靜態分析得到了改進和完善，但動態分析卻看不見了。即使凱恩斯，也只是在靜態宏觀經濟學領域內展開其分析。該書的寫作目的也就是要提請經濟學研究中必須注重動態經濟分析。

哈羅德還認為，現代經濟學中關於微觀和宏觀的劃分，不能取代靜態和動態的區別，動態經濟學本身也可以劃分為微觀動態和宏觀動態兩個部分。哈羅德把該書的研究內容規定為宏觀動態經濟學，主要致力於對決定和影響增長率的因素進行動態的理論分析。

在第2~5章，哈羅德提出了他的增長模型。哈羅德的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形式由以下三個變量組成：經濟增長率G，儲蓄率S和資本——產出比率C，他們組成基本方程式G=S/C。其中的資本——產出比率C被定義為同一單位時間內的資本增量除以這個時間內生產出來的貨物的增量。進一步地，哈羅德提出了三種意義上的增長率；即：（1）實際進行的增長率，稱為實際增長率G，它是由實際發生的儲蓄率S和資本——產出比率C來決定的。（2）有保證的增長率G_w，這是這樣一種增長率，它所造成的經濟活動水平能使資本家感到滿意。具體地講，它是由一定收入水平下人們所願意進行的儲蓄率S_d，以及資本家滿意的資本——產出比率C_r所決定的。所謂合意的資本——產出比率，又被稱為是由資本家掌握的最滿意的資本存量所帶來的資本——產出比率。其方程式是G_w=S_d/C_r，或者説，如果經濟按C_w增長，則恰好能使儲蓄者的合意儲蓄量被資本家的合意投資量所全部吸收，這就是均衡增長率。（3）自然增長率G_n，這是一種“社會最適宜的增長率”。其決定因素是勞動人口的增長和技術進步。這種增長率下，能夠吸收全部勞動人口就業。因此哈羅德認為政府應該以此為目標，安排一個最適宜的儲蓄率S₀，使得S能夠滿足方程式S₀=G_n·C_r哈羅德的經濟增長理論就是圍繞這三個增長率的關係展開的。

哈羅德把有保證的增長率G_w稱為均衡增長率，是因為按此增長率，則每年的社會總需求和總供之間總能取得平衡。因此，如果能使實際增長率C、有保證的增長率G_w和自然增長率G_n，之間取得一致，則整個經濟增長將處於一種最理想的均衡增長狀態。哈羅德認為，三種增長率取得一致性，能夠充分發揮生產能力，實現充分就業，並能避免通貨膨脹。而三種增長率的背離，則會破壞均衡增長條件，造成短期經濟波動。

但是，不管理論上的分析還是實際中的經驗，都表明這種一致性是非常難達到的。因此，哈羅德進一步分析了三種增長率互相偏離的情況，並稱之為“不穩定原理”。

哈羅德認為，一旦實際增長率和有保證的增長率發生了偏差，就會連續出現經濟擴張或經濟收縮。也就是説，這種不穩定性的表現形式，具有累積性的特點。這是由於，一旦出現了偏差，市場卻給投資者一種同實際情況相反的信號，使投資者在主觀上對投資需求的預期產生了錯覺。從而導致錯誤的行動，使這種偏離進一步擴大。例如，如果G>G_w，意味着實際投資過度，可市場信號卻使資本家感到手中的資本量過少，即C_r，從而進一步擴大投資，使G進一步大於G_w。反之，如果G_w意味着投資不足，但資本家卻會感到手中資本存量過多而削減投資，即C_r，使得G進一步小於G_w，造成經濟蕭條。

哈羅德認為，由於G_w和S、C都是由不同因素決定的，因而G_w與S、C的一致就更難於實現。正如實際增長率和有保證的增長率的背離所引起的經濟週期波動一樣，自然增長率G_n和有保證增長率G_w的背離將使一個社會處於長期停滯或長期高漲的狀況。例如，G_w>G_n，表明儲蓄和投資的增長超過了勞動力的增長率，這時，資本家將進一步削減投資，以致實際增長率G還要小於有保證的增長率G_w。使社會處於一種長期停滯或長期蕭條的狀態。反之，如G_wn，則表示現存資本行新的投資。這樣，社會經濟將處於長期高漲或長期興旺的狀態，甚至出現持續的通貨膨脹現象。

哈羅德還提出，有保證的增長率不止一個，而是多個。他們分為兩種，其中之一便是與均衡增長相聯繫的有保證的增長率他稱之為正常的有保證的增長率G_w。其餘的則稱之為特殊的有保證的增長率，用G_wy表示。他還強調，特殊的有保證的增長率跟正常的有保證的增長率不同，即前者並不代表一種均衡位置。特殊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只是由於，例如，隨着個人收入下降，到一定時候人們可能會拒絕把消費縮減到某一點以下，從而決定放棄儲蓄計劃。合意的儲蓄率S_d，便會下降，從而使G_w值發生了變化。並且，哈羅德進一步考慮了利潤率對有保證的增長率的影響，即利潤率的變化會影響資本家的預期，從而影響到有保證的增長率。他明確指出，在經濟景氣或不景氣的影響下，有保證的增長率本身會發生變化。在不同的實際增長率背後，各有其相應的特殊的有保證的增長率。這樣，哈羅德的有保證的增長率便不再只是有一個與儲蓄和資本——產出率相匹配的數值，而是會在不均衡位置上，產生一個新的有保證的增長率。

在該書的第6~10章中，哈羅德還針對通貨膨脹問題和開放經濟問題對增長理論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哈羅德贊同凱恩斯以國家調節和實際需求管理的主張，認為應該用膨脹性財政政策來彌補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哈羅德的長期動態分析，政府的政策目標應該是充分就業，即加強政府需求管理使經濟能按自然增長率C_n進行。這就使得他與凱恩斯一樣，主張政府以擴張主義政策來調節經濟。為了回答當時社會上的種種質疑，哈羅德進一步説明失業是一種比通貨膨脹更大的禍害，因而必須以避免失業為基本的政策目標。他指出，不應該為了制止國內物價，上漲或糾正國際收支狀況，而使經濟增長降到它可以達到的水平以下。

哈羅德否認擴張主義政策是引致通貨膨脹的原因。他和其他許多凱恩斯主義者一樣，認為戰後通貨膨脹主要歸結為成本推進型，而不是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是由於供給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特別是由於工會的壟斷，勞動市場的不完全性、工資剛性等因素引致工資成本上升而造成的。因此，醫治的辦法，就是採取眾所周知的收入政策即“由官方對工資和物價的進程加以於預”。進一步地，他甚至認為擴張主義政策是克服戰後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礎上，哈羅德進一步提出了所謂“哈羅德二分法”，把國民經濟分為兩大類：報酬遞減部門（如糧食和原料的生產）和報酬遞增部門（如加工製造業和服務業）。如果貨物和勞動的生產基本上受報酬遞增規律所制約的話，則任何緊縮需求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勢必使企業主由於縮減產量而增加成本，從而導致價格上漲；反之，如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卻會使得他們能夠降低價格。

在此前提下，哈羅德還提到，如果有保證的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長期偏離的情況下，應該以財政赤字和財政盈餘來調節儲蓄的變動造成的G_w的變化。而當G_w和G不相等時，則應該以見效迅速的貨幣政策來調節實際增長率G，使之與有保證的增長率取得一致。

哈羅德的增長理論和模型，本來是建立在封閉經濟的基礎之上的。但由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就有必要研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增長問題。因面哈羅德在該書中也依據自己的增長理論和模型，就對外經濟關係問題作了理論上和政策方向的闌述。他認為一切對外經濟政策都必須服從於擴張主義的國內經濟政策。為了維持國內經濟活動水平和就業水平，應該對進出口貿易實施國家干預，並且通過固定匯率制或非固定匯率制的辦法來恢復對外收支平衡。總之，哈羅德堅持以避免失業作為至高無上的政策目標，維護擴張性的國內經濟戰略，要求內外經濟政策等都從屬於這一政策目標和經濟戰略。 ^[2] 

《動態經濟學》的出版標誌着增長理論開始成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該書也由此成為增長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就像該書的副標題“經濟理論的一些最新發展及其政策應用”所示，該書可以被看作是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理論在40年代由凱恩斯主義者所進行的理論發展和政策應用。 ^[2] 

《動態經濟學》由羅伊·福布斯·哈羅德於1972年重寫，並在1973年出版。 ^[1]  1981年，中文譯本出版，之後陸續出版2003版本，2013版，2017版等。 ^{[1]  [3]} 

羅伊·福布斯·哈羅德（1900~1978），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一多馬增長模型”的奠基者之一。哈羅德的主要理論貢獻是他的經濟增長模型，這一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長期均衡穩定發展所需的條件。人們往往將之與埃弗寨·多馬的增長理論一起並稱為“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此外，哈羅德對於不完全競爭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及經濟週期理論也作出了重大貢獻。哈羅德的主要著作包括：《國際經濟學》（1933）、《經濟循環》（1936）、《動態經濟學導論》（1948）、《凱恩斯的生平》（1951）、《經濟論文集》（1952）、《歸納邏輯學基礎》（1956）、《改革世界貨幣》（1957）、《貨幣論》（1969）、《動態經濟學》（1973）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