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營

有關勇營起源的問題，學術界的看法並不一致。一説為勇營始出現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福康安鎮壓林爽文起義之役；也有説法認為為勇營“為應太平軍之際會而形成”。其實勇營早在雍正年間就已出現，當時稱做防軍。防軍是清初分佈地方的、在八旗與綠營之外的非正規軍隊，兵員都是專征將帥臨時招募的，數量多少不定，戰時隨清軍出征，戰後即撤。 ^[1] 

雖然勇營存在的時間不短，也曾立過戰功，偶爾露崢嶸，但它一直只是清軍的附庸。據《清史稿》載“額數之多寡不齊，器械之良窳不一，餉章之增減不定，良以聚散無恆，故與額兵迥異，無編制之可紀。”由此可見，直到曾國藩建立湘軍時，勇營才正式的制度化，規範化。

作為清軍編制中的後起之秀，勇營曾在鎮壓白蓮教起義和太平天國起義中發揮重要作用。

勇營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中一戰功成，遂名著於時，“各處俱設有鄉勇名目”。因而在太平天國起義 初期，勇營即大量出現。咸豐三年（1853）， 向榮所統“兵勇二萬”中，就有張國木樑之捷勇、福興之廣 勇以及廣西勝勇、湖南彪勇、四川義勇等勇營萬餘人，人數超過清軍。 ^[1] 

和湘軍一樣，淮軍也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應急募集而成的地主階級的地方性武裝力量，也是一種勇營組織。 它是繼湘軍之後 晚清勇營的又一 支重要武裝 。 ^[2] 

湘軍崛起之前，那麼多的勇營在同太平軍的爭戰中，與清軍一樣碌碌無為。但勇營制度創立後，勇營不復是以前的勇營了，而是以湘軍為代表的新勇營了，“是以所向有功”。薛福成曾言：曾國藩“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擴勇營之制也。” 實際上，曾國藩“擴勇營之制”所產生的影響一直持 續到清朝滅亡，撲滅太平天國起義只是其最直接、最切近的影響，而其間接的或更深遠的影響則有下列 幾方面： 首先，主導晚清軍制及其變革。勇營制度創立後，雖因各地勇營紛紛採納，甚為流行，但由於不為 清軍所接受，所以未能成為當時軍制的主流。有趣的是，它對清軍的滲透卻正是在清廷努力改變“勇漲 兵消”局面的過程中實現的。早在咸豐末年，鑑於勇營的不斷壯大、綠營的日漸疲弱，清廷就“屢令統兵大臣以勇補兵額”，企圖通過以勇補兵達到削弱勇營、擴充綠營的目的。然而，隨着第二次鴉片戰爭 的失敗，清廷也意識到此舉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綠營的疲弱問題，欲自強，必先練兵，於是決定“以直 隸額兵酌改練軍”。

同治四年（1865），“兵部、户部諸臣會議選練直隸六軍，始定練軍之名。各省練軍 乃踵行之。練軍雖在額設制兵內選擇，而營哨餉章，悉準湘、淮軍制。” 也就是説，練軍是從綠營中抽 選兵丁訓練而成的軍隊，先建成於直隸，再推行到全國；作為經制軍，練軍所用的軍制是勇營制度。在 編練練軍的同時，因勇營鎮壓捻軍的軍務告竣，清廷不得不考慮其去留。清廷的本意是全部遣撤，但因 綠營形同虛設，練軍又未練成，而勇營“誠為勁旅”， 清廷不得已在裁撤之餘，保留了一部分，“於直隸、 江淮南北扼要之處，留勇營屯駐，遂有防軍之稱。

據《清史稿》記載：練軍“屯聚於通都重鎮”，“重 在屯防要地，其用亦與防軍同”。 可見，防軍與練軍一起構成了晚清國防力量的主體。“其後綠營兵屢加 裁汰，各省衞戍之責，遂專屬於防、練軍。光緒中葉後，防、練軍改為巡防隊。

宣統時期，各省巡防隊猶都還未裁盡。防、練軍仍然是清末清軍的主力，而它們的軍制又都是勇營制度，所以勇營制度實際上成為晚清軍制的主流。在此期間，清政府曾推行軍制改革，用西方近代化的軍事制度編 練新軍。但新軍的軍制仍受到勇營制度的影響，表現在其營制、餉章有參酌勇營制度之處；勇營的兵為將有特性也為新軍所繼承，造成後來的軍閥割據局面。可見，勇營制度對晚清軍制的影響很大，起着主 導的作用。而它從體制外進入到體制內，也使清代軍制經歷了一個由八旗綠營制度而勇營制度、而新軍制度的嬗變歷程。 ^[2] 

隨着後來清末新政的推行，新軍的地位逐漸提高，漸漸取代各舊營軍隊，勇營也由此開始徹底退出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