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文藝復興

公元8世紀晚期至9世紀歐洲普遍處於文盲或半文盲狀態，除了教士以外，幾乎沒有人會讀書，而低級教士的水平也是很低的，同樣缺乏教育。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查理大帝廣納歐洲的優秀學者來到帝國，恢復和興辦學校與圖書館，形成了文藝復興的局面。 ^[1] 

查理大帝制訂了《卡洛林書》，規定了羅馬教義和宗教的基本儀式，從而使各處自發的對教義的解釋和凌亂的宗教儀式得以定型。他還利用王權的力量，指派阿爾古因組織人員在797年—800年對當時收集到的各種《聖經》文本進行了校勘，統一了《聖經》文本並將其譯成了拉丁文，成為後來天主教通用的定本。授權阿爾古因對基督教的文獻典籍(包括《本尼狄克院規》等)進行大規模的抄寫和修訂。

查理大帝要求每一座教堂和修道院都要設立學校與圖書館，用拉丁文傳授“七藝”（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學），“七藝”的課程後來發展為了較為完備而獨特的歐洲課程體系。

這時期著名的學者有——

學識淵博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教士、諾森伯里亞的學者阿爾古因（Alcuin）；

意大利比薩的副主教、語法學家、文學家佩特魯斯；

阿奎勒斯的保羅伊努斯；

倫巴德的歷史編纂學家保羅努斯和迪雅克努斯；

西班牙主教、古典派學者西奧達爾；

烏爾吉爾主教菲利克斯；

後來撰寫查理大帝傳的艾因哈德；

協同30名同伴從英國渡海而來的修女利奧巴，她被任命為陶伯比紹夫海姆修女院院長。

學習讀寫拉丁文成了教士們的必修課，而古典拉丁文的弊端又成為了他們學習的最大障礙。基於這種情況，查理大帝下令對古典拉丁文進行改革。在阿爾古因及其學生弗雷吉茲的努力下，改革的結果是出現了用大寫字母作為一個句子的開頭，句子的結尾用句點結束。這種新的書寫方式，改變了古典拉丁文句子與句子之間不分的書寫習慣。同時，加洛林小楷書寫體經過圖爾向外延展擴散，形成了一種字體優美清晰的“卡洛林小寫字體”（Carolingian minuscule）。這種字體整齊秀麗，簡便易學，影響巨大。拉丁文還在某種程度上幫助規範了各地區的民族語言，在英語、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記。

Lorsch Gospels 778–820. Charlemagne's Court School.卡洛林藝術包括780年—900年的120年時間。

由於查理大帝命令學校與修道院抄寫聖經，因此泥金裝飾手抄本的藝術開始發達，他們把文字的書寫提升為書法與設計的藝術。在查理曼王朝之前，抄寫員可以自由選取字體，包括onciale, semi-onciale, capital, rustic。查理曼時期，為保證抄本內容的準確性，統一為“卡洛林小寫字體”。789年，國王查理曼發佈命令，努力統一整個歐洲書籍的版面標準、字體標準、裝飾標準。並且愛爾蘭人的野性風格漸漸轉化為歐陸的文雅風格。這一時期著名的抄本有：Godescalc Evangelistary (781–783)，the Lorsch Gospels (778–820)，the Ada Gospels，the Soissons Gospels，和the Coronation Gospels等。

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術主要有書籍插圖和建築。著名的《聖馬太》是查裏曼福音書的插圖。亞琛大教堂（因查理曼在此加冕，又翻譯亞琛王宮）是依照意大利聖維塔爾教堂而建造的。

查理大帝統治時期，推崇古羅馬巴西利卡式建築，並受當時的拜占庭風格影響，開創了建築史上羅馬式建築風格的時代。

位於當時首都亞琛的亞琛大教堂為其代表作。

亞琛大教堂是查理曼時代最重要的建築工程，為了體現復興古典的願望，王宮教堂的設計以拉文納的聖維他爾教堂為藍本，平面佈局和結構基本上保持了聖維他爾的特點，只是在內部的處理上不像聖維他爾那樣活潑而更偏重於統一性和整體性，顯得莊重嚴肅。儘管如此，它仍然體現出查理曼帝國對古羅馬的嚮往。事實上在北歐建立一個這樣的教堂非常不易，其中的圓柱和青銅欄杆都來自遙遠的意大利。這個教堂還運用了羅馬建築中的方形柱和拱門。最引人注目的要屬教堂西面的入口了，由於當時羅馬在亞琛的西面，亞琛所有教堂的大門都一律朝向西面，這一向西的入口建築也叫"西面工程"。"西面工程"就是在亞琛大教堂第一次出現，即正西面的入口處有兩座高塔。這種建築樣式是北方的城堡與南方羅馬風格結合的產物，在反映出對羅馬嚮往的同時也成為後來羅馬式教堂的基本形式。

由於卡洛林王朝重視恢復古典文化，在宮廷羅致了文人學者整理古籍，著書立説，自然也促進了書籍插圖藝術的發展。

《聖馬太》是"查理曼福音書"的插圖（約800-810），它在風格上力圖恢復古代的寫實手法，在構圖、造型和人物的精神狀態上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充分顯示出"宮廷派"繪畫所具有的寫實技巧。而比它晚約二三十年的另一幅《聖馬太》插圖卻反映出新的加洛林繪畫語言。在《艾伯總主教福音書》的一頁中，雖然有明顯的"查理曼福音書"的痕跡，但是畫面卻充滿着一種活力，畫中的每一件東西似乎都被風裹了起來，這位傳道者已經由以前平靜的羅馬作家變成了一位受聖靈引導的先知，顯出全心依賴上帝的意願和一顆虔誠、單純的心靈。

4世紀以來，基督教從地下走向公開，迅速向各地傳播，不同地區的教會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禮拜方式和禮拜特色。格里高利聖詠形成於約8、9世紀，但是格里高利聖詠的形成並不能完全歸於格里高利一世的貢獻，事實上格里高利聖詠是在格里高利一世之後一百多年的加洛林時代才開始廣泛傳播。最早從羅馬帶到高盧的聖詠可能只有詞而沒有音樂，為了讓法蘭克人掌握羅馬聖詠，必須興辦歌唱學校並從羅馬引進歌手。查理大帝為此不遺餘力建立學校，訓練人才。羅馬音樂通過這種口傳形式進入了高盧，然而高盧本身的聖詠又被融合到外來的羅馬聖詠中，因此產生了一種新型的聖詠——格里高利聖詠。

一些歷史學者認為，就時間的意義上而言，加洛林文藝復興主要發生在歐洲8世紀下半葉的查理大帝統治時期和其後的一段歷史發展階段。

“8世紀初的西歐，被日耳曼人武裝遷徙攪動的社會動盪逐漸地塵埃落地，經歷了查理·馬特確立的采邑制、丕平建立的加洛林王朝以後，西歐開始向封建制度邁步。”發生在加洛林王朝時期的“加洛林文藝復興”，可以説是一場適應鞏固封建制度需要，奠定西歐統一的基督教文化基礎的思想文化運動。

在這次文藝復興時期，取得了很多思想文化成果。其主要表現如下：

加洛林文藝復興的標誌之一是開始了基督教教義和宗教活動的初步規範工作

查理大帝在崇尚基督教一統地位的前提下，對基督教文化的規範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宗教文化範本的定型工作。

他在位期間，制訂了《加洛林書》，規定了羅馬教義和宗教的基本儀式，從而使各處自發的對教義的解釋和凌亂的宗教儀式得以定型。

更為重要的是，他還利用王權的力量，指派阿爾古因組織人員在797—800年對當時收集到的各種《聖經》文本進行了校勘，統一了《聖經》文本並將其譯成了拉丁文，從而成為後來天主教通用的定本。同時還授權阿爾古因對基督教的文獻典籍（包括《本尼狄克院規》等）進行大規模的抄寫和修訂。還有些抄本主要是福音書、插圖和繪畫幾乎都是表現基督及其使徒的形象。

不僅如此，查理大帝統治時期，還模仿當時的拜占庭風格，建築和修繕了很多精美的宮殿與教堂。因此，加洛林王朝的教堂大多是以拜佔廷建築為樣本的“巴西利卡”式建築。這些建築，充分地體現和發展了羅馬式的建築藝術風格，開創了建築史上羅馬式藝術風格的時代。

應該説，查理大帝是從維護封建統治的角度來做這些工作的，然而，也恰恰是他的這些努力，在中世紀歐洲這個歷史上的“黑暗時代”裏，為中世紀新的文化形態的形成，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2] 

由於查理對宗教教育事業熱情關注，並採取多種措施鼓勵基督教教育的發展。因此在8世紀出現了粗糙的專門教育機構——宗教學校和收集人類已有知識和文獻的機構——圖書館。

787年，查理寫給佛倫西亞地區的主教與修道院院長的諭令中，就要求每一座教堂和每一所修道院都要設立學校和建立圖書館。查理大帝建立學校目的是用拉丁文傳授“七藝”，“以培養教士與俗人的讀書、寫作能力”。在哲學、文學和藝術等方面造就適宜封建統治所需要的人才。

他不僅讓教會學校召集依附人的子弟和自由民的子弟學習，而且要求鄉村牧師免費教授窮孩子們學習。為了保證教學質量，查理從有學問、有知識的神職人員中選任教師，甚至從意大利和英格蘭請來一些具有較高水平的教師。

如在他自己親自下令創辦的宮廷學院中，就網羅了很多學者前來任教。其中比較著名的學者有學識淵博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教士、諾森伯里亞的學者阿爾古因；意大利比薩的副主教、語法學家、文學家佩特魯斯和阿奎勒斯的保羅伊努斯；倫巴德的歷史編纂學家保羅努斯和迪雅克努斯；西班牙主教、古典派學者西奧達爾；烏爾吉爾主教菲利克斯等以及後來撰寫查理大帝傳的艾因哈特等等。

甚至一些有學問的婦女，也被網羅到其門下。例如，8世紀，包尼法修斯意欲在維爾茨堡附近建立陶伯比紹夫海姆修女院，寫信給英國的修女，希望他們前來協助。

後來，修女利奧巴協同30名同伴渡海而來。利奧巴是一名貴族家庭出身的女子，從小生活在修道院裏，受過極好的古典文化方面的教育，能夠用拉丁文寫六音部詩行，學識非常出色。她很快被任命為陶伯比紹夫海姆修女院院長。她深得查理大帝妻子的賞識，查理大帝對她也非常尊敬，樹她為當時婦女的典範。

這些學者不僅在教育事業上功勳卓著，而且通過他們對宗教和古典文化典籍的研究整理，將各個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都融入到基督教文化中來了。

查理大帝還非常注重教材的建設，在789年的敕令中，他下達命令：“每一主教教區和修道院，要注重詩篇、樂譜、讚歌、年與季的計算及文法等的教學，所用一切書籍要周密審定。”例如，“七藝”的課程就發展成為了較為完備的獨特的歐洲課程體系。

為了保證學生的學習和研究，查理大帝還下令各個修道院和教堂建立圖書館，以收集基督教文獻，並收集了一些古代希臘羅馬的典籍文獻，甚至包括收集整理了蠻族古代的傳説和歌謠。他不僅要求宮廷抄寫員認真收集和抄寫拉丁文和希臘文手稿，更要求修士們研讀它們。正是在他的授意下，一些瀕於散失的古代文獻得以保存下來。

據史料記載，阿爾古因在主持聖馬丁修道院時，就經過他的同意，從英格蘭的約克搜獲到一批手稿。而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的著作《第五個十年》，也是在這個時期從英格蘭被收集到另一個修道院（地處烏洛勒支的洛史修道院），並在後來廣泛影響到歐洲的。

可以説，沒有查理大帝的支持，就不會有知識和文化的積聚的圖書館出現——儘管這些所謂的圖書館非常簡陋，藏書也不過幾百冊，但在8世紀的歐洲，仍然可以被看做是一個創舉。以至於西方學者克里斯托弗·道森認為，只有通過修道僧和修道院的圖書館，古典文化的典籍和著述才得以保存。 ^[2] 

查理大帝所主張建立的修道院的學校，不僅提供了學習基督教文化、古典文化以及拉丁文的場所，而且也鼓勵人們對拉丁文進行了文字改革。7世紀以前，在法蘭克的教會中尚沒有法蘭克血統的僧侶，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日耳曼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後，他們既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不會讀寫拉丁文。隨着教會政治和社會影響的擴大，社會的基督教化必然需要對基督教的教義進行解釋和研究。要解釋和研究首要條件是要學會閲讀、書寫拉丁文。這就決定着當時的人們要獲得教會的神職，踏上仕途必須要掌握這門知識。沒有文化，或者説不能讀寫拉丁文，使得很多人只能夠成為低級教士。這樣，學習讀寫拉丁文也就成為教士們的必修課，而古典拉丁文的弊端又成為了他們學習的最大障礙。正是基於這種情況，查理大帝下令對古典拉丁文進行改革。在阿爾古因及其學生弗雷吉茲的努力下，改革的結果是出現了用大寫字母作為一個句子的開頭，句子的結尾用句點結束。這種新的書寫方式，改變了古典拉丁文句子與句子之間不分的書寫習慣。同時，加洛林小楷書寫體經過圖爾向外延展擴散，形成了一種字體優美清晰的“加洛林字體”。這種字體整齊秀麗，簡便易學，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影響極為巨大。有鑑於此，德國曆史學家施奈德曾把這個時期稱為“書寫文化”的時代。他並且認為，這種文字改革的努力，不僅促進了教士們對基督教教義的學習研讀，而且一些民間傳説也用拉丁文整理記錄保存下來。同樣，拉丁文還在某種程度上幫助規範了各地區的民族語言，在英語、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記。

在查理大帝的倡導和鼓勵下，在當時神職人員中(僅僅是神職人員中)，學習拉丁文，研讀宗教典籍和古代文獻蔚然成風。查理大帝加冕之初就發現，當時的教士等神職人員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舉止粗魯，習俗落後，在他看來，這是不利於封建制度的鞏固和發展的。因此，他多次勉勵教士、修士努力學習拉丁文，學習宗教文化知識，潛心進行學術研究。應該説，這在中世紀的粗魯和暴烈的時代是極不尋常的，查理大帝能有這樣開明的見識也是難能可貴的。在中世紀的歐洲，正是查理大帝開創了君主獎掖學習和學術研究的風氣。他在給鮑格爾夫主教的信中就指出：“你們既是教會的戰士，就應當名副其實，思想虔誠，談吐文雅，行為端正，語言流利，不要忽略文字的學習，更應當用最謙虛的態度熱烈鑽研，以求能更容易地、更正確地探索聖經的奧秘。”在他的鼓勵和要求下，很多教士僧侶進行哲學和文學研究，使宮廷學術氣氛日趨活躍。特別要看到，查理大帝在鼓勵當時的人們把古代希臘羅馬文化和文明發掘、整理、研究和保存下來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把當時思想情感、哲學概念融會其中。因此，是查理大帝促成了日耳曼文化同古典的和基督教文化間的第一次融合。

在此期間，宗教性的文學藝術也有了初步的發展。體裁大多是一些聖經故事、聖徒傳以及用拉丁文寫作的教誨詩、聖歌、讚美詩和傳記等等，水平雖不高，但畢竟已經出現了中世紀宗教文學自己的作品。誠如威爾·杜蘭所言：“在這個短暫的文藝復興時期裏，有許多人寫詩”，但很多詩作是“不成熟的”。然而他又指出，在這些“不成熟的東西里面，狄奧多夫的詩是比較令人愉快的”。他還肯定了愛因哈德所寫的關於查理大帝的傳記等作品 ^[2]  。

查理曼大帝是歐洲中世紀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作為歐洲封建社會初建時期的政治家，他不僅促進和鞏固了西歐封建制度，而且在宗教文化政策上也有過很多建樹。可以這樣説，正是他的宗教文化政策，給後代歐洲的文化風貌奠定了基礎。 ^[2] 

在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由於查理大帝的支持和文化政策的作用，出現了一些非常有名的思想文化上的代表人物：

阿爾古因(Alcuin，735?—804)是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當時的文化領袖。他生於英格蘭的約克郡。781年，他遇見查理大帝，並受查理大帝之邀，來到法蘭克，從此追隨在查理大帝左右，成為加洛林文藝復興的主要組織者和代表人物。796年，他被任命為圖爾的馬丁修道院院長，該修道院後來成為了加洛林帝國的學術中心。據説，他極為重視和不遺餘力地研究古典學術與聖經學説，一生曾主持收集整理了很多文獻典籍，並按查理大帝的意願編撰了《加洛林書》，還留下了三百餘封拉丁文的書信以及主持了拉丁文字的改革工作。查理大帝對他也是愛惜有加，甚至親自去阿爾古因主持的學校中聽課。可以説，查理大帝的基督教文化思想和文化政策，無不深深地打着阿爾古因的印記。阿爾古因對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思想領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不僅協助查理大帝制訂了適應西歐封建社會發展的基督教文化政策，而且還把對古代文化肯定的態度嫁接到基督教文化之中了，因此後人認為正是他較為系統表現出了基督教人文主義精神。原因在於，他把目光越過了羅馬而盯住了希臘，並把希臘的哲學思想和文化精髓與基督教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使中世紀的基督教真正具有了西方的文化形態。例如，他推崇的“七藝”，即算術、幾何、音樂、天文、文法、修辭和邏輯，就是希臘文化的結晶。但是，阿爾古因又不是古典文化的弘揚者，而是要將其進行改造後，使之成為為基督教服務的東西。具體來説，在阿爾古因的眼中，文法指的是拉丁文法；修辭專指宗教教義闡釋和講經佈道的辯才；邏輯則指供神學論證和駁斥異端邪説的形式推理方法；算術用來解釋《聖經》中的數字；幾何成為根據《聖經》的思想來解釋大地的工具；天文學用來推算宗教節日和按教會傳統來構築宇宙圖式的手段；音樂更成為了以禮拜聖詩為內容藝術形式，樂曲被用於宗教儀式。這樣，希臘的“七藝”經過阿爾古因的改造，成為了中世紀宗教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也可以説，“七藝”在阿爾古因眼中這一惟神學是尊的特殊性質，已經完全不同於它在希臘文化中的功能了。

然而，無論阿爾古因如何惟基督教是尊，他還是通過對古典文化的收集、整理、抄寫、研讀等努力，讓缺少古典文化傳統的日耳曼人，尤其是那些宗教人士，接觸到了古代希臘的優秀文化。這在當時實際上起到了初步的保護和傳承古代文化的歷史作用。同樣，他沒有不由分説地對希臘羅馬的文化進行全面的否定，而是改造和利用了它，並提出對待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的嶄新觀念。

拉巴努斯·莫魯斯(Rhabanus Maurus，776—856)既是阿爾古因的學生，也是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宗教學者和修辭學家。他在阿爾古因死後接替老師主持修道院學校，845年前後被任命為美因茨地區主教。在主持修道院學校期間，他亦同老師一樣，大力推行“七藝”教育，鼓勵學生閲讀和研究古典文獻，並編寫了內容豐富的教材供僧侶和修士們學習。他還寫下了大量的讚美詩。莫魯斯最主要的思想貢獻如同他的老師一樣也是在神學框架中倡導古代文化，為把古代希臘羅馬文化帶進中世紀做出了努力。

約翰·斯克特·QD埃裏金納(John Scotus Eriugena，約810—880)是加洛林文藝復興最後的集大成式的代表人物。埃裏金納是愛爾蘭人，早年在修道院接受教育，精通希臘文。845年，查理大帝的孫子，法蘭克國王禿頭查理請他出任宮廷學校校長。877年禿頭查理死後，他回到英格蘭。他的主要著作有851年寫作的《論神的預定》和在865年前後寫成的《自然的區分》等。但是，真正建立他作為偉大集大成式學者聲譽的，則是他對《狄奧尼修書》的翻譯。

《狄奧尼修書》原是希臘文，埃裏金納在858年奉禿頭查理之命翻譯這部著作時，同時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論述了現實世界與天國神意的神秘聯繫，即和諧永恆的神意天國原型藉世俗的形象彰顯自身，世界因此極似一種天國本體的隱喻和象徵。把這個思想運用到藝術上，那麼，在埃裏金納看來，它意味藝術作品雖然是物質客體，然而其本原在上帝。藝術觀念的原型是上帝這個“邏各斯”，“邏各斯”下達到藝術家的魂，再由靈魂下達到物質。因此，在埃裏金納眼中，藝術同自然一樣，其美在於神聖秩序的彰顯。這樣，在埃裏金納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藝術的重心已經從古代希臘羅馬所主張的藝術是對現實模仿的見解，轉向了對神聖原型的模仿。古典藝術思想與基督教思想真正融合在一起了。應該説，這樣的看法，基本上是對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特徵的總結，也基本上概括了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理論特徵。

此外，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著名學者還有愛因哈德。他記述查理大帝行跡的傳記作品《查理大帝傳》，就當時的社會文化條件而言，水平還算較高。在這部傳記作品中，他雖然在其中對查理大帝進行了多方面的美化，其行文也呆板有餘，活潑不足，但仍然是查理大帝時代最有價值的史傳材料之一。

加洛林文藝復興是與鞏固西歐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的現實需要密不可分的。在歐洲文化史上的作用，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它是西歐封建制度和查理王朝需要鞏固的產物，是與其經濟和政治的要求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建設

加洛林文藝復興是建立封建階級的思想文化體系。在這個文化體系中，核心是基督教思想，是上帝萬能論。但這個思想文化體系又吸取了當時出現的各種文化因素並在基督教思想的統籌下建立起來的。歐洲的統一首先發生在文化領域的，正是有了加洛林文藝復興運動，構成了歐洲文明的各種成分——古典、基督教、日耳曼等文化成分，才在一定的程度上第一次被基督教思想綜合起來。所以，這個時期建立的基督教文化形態，已經不是基督教興起之初即公元1世紀前後的原初時期的宗教形態了，而是基督教的中世紀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化初步形成時期的形態。

第二，加洛林文藝復興奠定了中世紀歐洲各種文化融合的基礎，併為12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做了古典文化典籍收集、宗教文化典籍的初步整理、宗教文化學術人才的初步培養以及拉丁文字定型方面的各種準備

在查理大帝的支持和扶植的文化政策下，才有了這些基礎性的準備工作，並形成了12世紀以“經院哲學”為特徵的基督教思想文化體系的大規模的出現。同樣，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收集、整理古典文獻和基督教文獻的活動，還帶來了崇尚文化、崇尚學術研究的新風氣，這在中世紀初期的西歐蠻族社會的黑暗沉寂中，給人們以一抹輝煌的文化亮色。儘管中世紀的加洛林文藝復興更多地是對被毀壞文化的初步恢復，並且這種恢復又侷限在宗教僧侶的狹小圈子中，而且還是為基督教所利用，但是，不可否認，它的出現，讓中世紀剛剛脱離開原始文化的日耳曼等民族感受到了人類古典文化的光芒並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延續了歐洲文化的生命。對此，馬文·佩裏寫到：“加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的確完全改變了成為中世紀初絕大部分時期之特徵的文化衰退的進程。知識永遠不會再跌落到羅馬衰落之後的那幾個世紀的低下水平。”

筆者認為，中世紀西歐學術研究傳統內涵之一是假“基督”之名而行來研究各種學問，探索未知世界。這樣的傳統雖然是為建立基督教的統治地位服務的，然而也決定着這種研究在為宗教服務的同時，逐漸在這樣的研究中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等知識系統和文化體系的萌芽。甚至在14世紀的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中，這個傳統也是一直存在的(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達·芬奇等人一直用宗教題材來宣揚人文主義思想和科學知識的原因了)。歐洲中世紀學術傳統的內涵之二是當他們把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時候，古代希臘思想，特別是柏拉圖的哲學中的“理式”和基督教中的“上帝”合為一體，成了現實世界的本體——這其實是要在現象世界中尋找真實本體世界、在經驗世界中尋找理念世界的思維模式的反映，從而成為西方文化中“邏各斯中心主義”和“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濫觴 ^[2]  。

·一些瀕於散失的古代文獻因此得以保存下來。阿爾古因在主持聖馬丁修道院時，從英格蘭的約克搜獲到一批手稿。而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的著作《第五個十年》，也是在這個時期從英格蘭被收集到另一個修道院(地處烏洛勒支的洛史修道院)，並在後來廣泛影響到歐洲的。西方學者克里斯托弗·道森認為，只有通過修道僧和修道院的圖書館，古典文化的典籍和著述才得以保存。

·構成歐洲文明的各種成分——古典的、基督教的、日耳曼的文化成分，被基督教思想綜合起來，形成了基督教的中世紀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化初步。延續了歐洲文化的生命。

·古典文化典籍的收集、基督教文獻的整理、宗教文化學術人才的培養，帶來了崇尚文化、崇尚學術研究的新風氣，這是黑暗時代中一個比較明亮的時代，改變了中世紀文化衰退的進程。

·初步形成了中世紀學術研究的傳統。在這樣的研究中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等知識系統和文化體系的萌芽。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