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

鎖定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1889年11月19日—1938年11月9日),生於俄羅斯雅羅斯拉夫爾省蘇聯元帥。他是蘇聯國內戰爭時期傳奇式的英雄,紅軍的優秀組織者和領導人之一,列寧近衞軍著名軍事政治活動家。中國大革命時期,曾化名加倫(源於其妻子的本姓加林娜) [1]  ,兩次奉命來華,領導和主持駐華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工作,協助孫中山及革命政府主持軍務和軍校、制訂北伐戰爭作戰計劃,是北伐戰爭的組織者、指揮者之一。 [2] 
中文名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
外文名
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
別    名
加倫將軍
布留赫爾
國    籍
蘇聯
民    族
俄羅斯人
出生地
雅羅斯拉夫爾省巴爾辛卡村
出生日期
1890年
逝世日期
1938年11月9日
職    業
軍事家
主要成就
蘇聯元帥
榮獲紅旗勳章和紅星勳章的第一人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人物生平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早年經歷

1889年11月19日,布柳赫爾出生在俄國的雅羅斯拉夫裏省巴爾欣克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其父是貧農,祖父是農奴,他畢業於當地的教會小學。他的曾祖父因為在抗擊拿破崙的過程中作戰勇敢,故被鄉親改以普魯士抗法名將布呂歇爾的姓氏(在俄語中一般譯作“布柳赫爾”)。 [3] 
1904年,布柳赫爾為生活所迫,隨父到彼得格勒,在一家布店當學徒,開始獨立謀生。幹了8個月後,由於忍受不了店主的欺凌,即到法俄合辦的貝爾德工廠當工人。在此期間,布柳赫爾受到革命浪潮的薰陶,目睹了彼得格勒“流血星期日”,加深了對沙皇封建專制制度的仇恨,在工友彼得·庫茲涅佐夫的影響下,投身於革命事業。
1908年,布柳赫爾被列入沙俄政府的黑名單,同年12月被廠方開除。
次年,他進入莫斯科梅提施車輛製造廠當鉗工,同時參加罷工活動。1910年2月,當局以煽動罷工罪判處布柳赫爾徒刑兩年八個月。服刑期滿,他先在雷賓斯克做工,後於1913年8月轉赴莫斯科,進行了喀山鐵路修造廠。 [2]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投身革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布柳赫爾應徵入伍,分派到在奧地利戰場參戰的科斯特羅馬第十九團。1915年1月,在捷爾諾波爾戰役中負了重傷,經一年零兩個月治療後,以一等殘廢退役。隨後,布柳赫爾進莫斯科沙涅夫人民大學學習。不久,在下新城索爾莫沃車輛製造廠當鉗工,復又轉到喀山城奧斯特爾曼機械廠。1916年,他在該廠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1917年初,因遭受警方迫害,被迫到喀山省彼得羅夫斯克城。同年二月革命消息傳來,他立即前往薩馬拉(現古比雪夫市)。5月,被薩馬拉黨組織派到一一二預備團。到部隊後,他很快便得到廣大士兵的信賴,職務不斷提升。同年6月,他被衞戍部隊推選為薩馬拉蘇維埃士兵代表,8月當選為團委員會主席和馬拉市蘇維埃軍事部副部長,11月擔任薩馬拉革命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主席是古比雪夫),同時,還出任薩馬拉衞戍部隊副政委和省革命秩序衞隊長。11月底,他被薩馬拉革命委員會任命為紅軍部隊政委,率領所部攻打奧倫堡哥薩克首領杜托夫,收復了切利亞賓斯克城。
1917年12月至1918年5月,布柳赫爾在切利亞賓斯克從事軍隊工作的同時,還大力開展在烏拉爾中部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活動,當選為切利亞賓斯克蘇維埃主席,並出任赤衞隊參謀長。
1918年8月至9月間,布柳赫爾指揮南部遊擊軍奇襲哥薩克白匪軍的後方,接着又率領這支由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匈牙利人、德國人、中國人等組成的特殊軍隊,歷盡艱險,跨過烏拉爾南部的高山峻嶺,穿越巴什基利亞茂密的森林和泥濘的沼澤地,與紅軍第三集團軍在孔古爾地域勝利會師。為表彰這次出色的遠征,第三集團軍革命委員會於1918年9月29日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的信中寫到:“布柳赫爾歷盡千辛萬苦,揮師進擊,只有當年蘇沃洛夫出師瑞士方能與之倫比。他率領一小批勇士,為我國年輕軍隊的史冊增添了新的光榮篇章。當以俄國革命的名義向這位領袖人物表示謝意和嘉獎。”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把剛剛頒佈的第一枚紅旗勳章授予布柳赫爾。此後,布柳赫爾歷任師長兼政委、集團軍副司令員、駐軍司令員、軍長兼政委等職,轉戰各條戰線,戰功卓著,聲名顯赫,並曾擔任遠東軍司令、遠東共和國陸軍部長和遠東共和國軍事委員會主席。 [2]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指揮東征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12張)
1924年8月,蘇聯政府應孫中山之請求,委派布柳赫爾赴中國任廣東革命政府首席軍事顧問,以接替同年7月在東江不幸以身殉職的軍事顧問團團長巴甫洛夫的工作。10月底,布柳赫爾抵達廣州。當時孫中山的革命政府實際上只控制了廣東省三分之一地區,其餘地區均被陳炯明和其他軍閥部隊所盤踞。11月13日孫中山離開廣州北上後,陳炯明自任粵軍總司令,捲土重來,進犯廣州。針對這種緊張形勢,在布柳赫爾建議下,12月24日國民黨中央成立了軍事委員會,由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蔣介石楊希閔等委員組成,布柳赫爾為顧問。布柳赫爾和同事及時向委員會提交一份文件《今後工作展望》,指出,對陳炯明部隊應當採取“不斷地催促和堅持不懈地提出轉入進攻”的戰略;同時還提出在雲南、貴州、廣西、廣州的各軍中以及在海軍、黃埔軍中進行正常的教育和開展政治工作,消滅土匪,加強防禦珠江的英國炮艦、密切注視商團殘餘等措施。軍事委員會接受了布柳赫爾的意見,首先決定將主要兵力投入東線戰役,迅速打敗陳炯明,牢牢地在廣東立穩腳跟。為此任命滇軍楊希閔為東線總指揮。
但是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狼狽為奸,企圖破壞東征。1925年1月18日,在軍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劉、楊竟藉口西線戰況惡化,要求重新討論陳的問題。劉震寰提出要將自己的部隊派往廣西,楊希閔則表示只願防守東江一線,並要把在梧州地區抵禦陳炯明的部隊,其中包括廣州第一師統統撤回,把滇軍的一部分派往西線。面對劉、楊咄咄逼人的架勢,其餘委員誰也不敢公開表示反對,布柳赫爾則提出了尖鋭的批評。他明確指出:把精力和兵力轉向西部將可能導致廣州的失陷。西線敵軍沈鴻英雖使譚延闓受挫,但並不足以構成威脅,駐守梧州的部隊能夠抵擋得住,而沈鴻英的支持者唐繼堯部隊尚在遙遠。因此他建議先消滅來自陳炯明方面的威脅,爾後視戰局的需要,揮師西進。
接着,布柳赫爾坦誠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成立軍事委員會,原是要將全軍集合在國民黨周圍,但楊希閔身為總指揮竟然對軍事委員會的工作加以掣肘,這是令人費解的。他希望大家:大敵當前,應拋棄個人的狹隘利益,以軍事上的成功,保證孫中山博士北上政治使命的成功,而如果依了楊希閔無異背叛孫中山,必然招致革命的失敗。
布柳赫爾在發言結束時,提出一個方案:“一、所提出的各種建議的政治意義交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審議,以確定各建議人與其現在黨內的地位是否相稱;二、從軍事觀點看,凡所提建議可能威脅廣州的安全者,則可不審議,予以否決。”他還請求在1925年2月1日之前,作出出兵討伐陳炯明的決定。布柳赫爾在這一關鍵時刻所起的作用,正如當時蘇聯駐北京武官格克爾1925年3月19日在寫給加拉罕的《討伐廣東省軍閥陳炯明》簡報中所説的那樣:“我們的軍事顧問加倫同志向廣州總部做了一個半月的説服工作,終於使他們明白了必須毫不遲疑地出兵討伐陳炯明。”
2月初,廣東革命政府組成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幹,包括粵軍、滇軍、桂軍、建國軍的聯軍,分左、中、右三路出師東征。東征軍迅猛出擊,打垮了陳炯明的主力三萬餘人,肅清了惠州以外廣東東部的軍閥勢力。布柳赫爾高度地讚揚英勇作戰的東征黃埔學生軍,他説:“這已經證明,追求本民族解放的中國人民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能這樣昂首闊步前進來保衞自己,對這種軍隊是不應妄加非議的。”
東征軍攻下潮、梅地區後,正準備圍攻惠州、徹底搗毀陳炯明的老巢時,楊希閔、劉震寰等滇、桂軍閥,勾結雲南的唐繼堯,串通香港的陳廉伯,在廣州發動叛亂。對此,布柳赫爾建議立即回師,為保衞廣州而戰。6月底,東征軍揮戈廣州,在廣州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徹底平息了叛亂。
布柳赫爾高度評價了國民革命軍討陳勝利。他説:“孫中山以往軍事上迭經失利,使許多中國人認為國民黨無能,其實力不足以左右社會事態的發展。不獨國民黨的敵人這樣認為,就連國民黨的同情者亦有同感。討陳勝利和在廣州稱雄一時的軍閥軍隊的潰敗,既顯示了黨的生命力,也顯示了作為黨的後盾的實力。無疑,敵人必將因此而加緊糾集力量以對付國民黨,然而此舉亦必將提高黨在那些同情黨的階級和階層中的威信,增加黨員人數,從而使黨能夠對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總進程施加更大的影響。” [2]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佈置北伐

1925年7月,布柳赫爾由於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及其它原因回國治療。對此,蘇聯駐北京政治代表加拉罕1925年7月23日的一份報告寫道:“非常遺憾,布柳赫爾不得不離開廣州,因為他完全病倒了,繼續留廣州是絕對不行的。讓他離開中國是非常可惜的,因為他一身兼有軍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質,這是任何其他工作人員所不能比擬的。他非常適應和了解中國國情,他有驚人的判斷力,能夠在最困難的時刻作出正確的決斷。”
回國途中,布柳赫爾順道在上海、北京、張家口等地稍事停留。在張家口,他寫下了《廣東(戰事隨筆[1924年12月—1925年7月])》的記事體文章,回顧了1924年12月至1925年7月廣東發生的歷次重大政治軍事事件及導致這些事件的社會原因和政治原因;記述了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三次汕頭會議的經過和爭論的內情,反映了他在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他在這些爭論中的態度,並闡明瞭他對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的看法,對研究中國大革命史很有參考價值。
1926年,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北伐時機已經成熟。同年5月,蘇聯政府再次派布柳赫爾來華協助北伐。早在1925年夏季,布柳赫爾就制定一份國民黨軍事工作計劃。他認為,由於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還有矛盾,因而他們在此時是不太可能對中國的北伐戰爭進行武裝干涉的;必須通過軍事打擊,才能粉碎軍閥不斷加強的反革命運動;廣東根據地內部,國民黨左派得到各革命階層的廣泛支持;工農運動的發展,必然使南方的革命運動更加深入發展。基於這些分析,他得出結論;必須不失時機地進行北伐。“現在,為了民族革命運動,再一次提出舉行北伐,並向長江進軍,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他明確指出:“這次北伐可能在1926年的下半年開始。”
北伐軍的原定進軍路線是:首先進軍湖南,佔領湖南和江西,進而在武昌會師。布柳赫爾認為,這樣北伐軍會形成兩面受敵,從兵力上説,必須同時派出15個師出擊,廣東只剩不到6個師的兵力,後方空虛,後備力不足。1926年6月,布柳赫爾制定了新的北伐戰略計劃,提議要避免兩條戰線作戰,説明軍事行動的目的是佔領武漢;為了防止東線孫傳芳進攻,分兵警戒江西一線,待西線得手後,再集中兵力進攻東南各省。這一建議,獲得軍事委員會的通過。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正式誓師北伐。蔣介石任北伐軍總司令,布柳赫爾任軍事總顧問。在北伐戰爭中,布柳赫爾親臨前線,貫徹作戰計劃,並且多次乘飛機飛臨敵軍陣地上空偵察。他還密切注意各地工人運動的發展,認為工人運動是中國革命的先鋒力量,高度讚揚上海工人和廣州工人的忘我鬥爭精神。 [2]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離開中國

北伐軍進展迅速,8月下旬,前鋒已到達湖北境內,10月10日即勝利佔領武漢三鎮。1927年3月,在蔣介石大反武漢“赤化”時,布柳赫爾帶着他的助手來到武漢,繼續擔任國民政府軍事顧問的職務。
四一二政變後,中國革命進入了緊急關頭,全國政治形勢由南北政權的對立轉變為漢、京、寧三個政權分庭抗禮的局面,三方軍事力量鼎足而立。在急劇變化的形勢面前,是隨着客觀形勢的變化,東征討蔣呢?還是按原計劃繼續北伐?在決定這個重大戰略決策的問題上,鮑羅廷、布柳赫爾等人一開始就舉棋不定,爭論不休。據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回憶説:“當在革命的武漢階段提出了繼續北伐的問題時,我們同志中間對進攻方向問題意見不一,有三種方案:1.打蔣介石;2.向河南推進;3.撤回廣東。”鮑羅廷主張先北伐,後東征,即先“積極向河南推進,以便打擊奉軍,並把對付奉軍的戰場讓給馮玉祥,而後自己沿隴海鐵路向南京推進。”“加倫支持組織討伐蔣介石,但他同其他蘇聯人一樣,對於名義上屬於武漢政府的部隊是否可靠沒有把握,對這些部隊的將領們是否贊同率部反對蔣介石同樣沒有把握。”周恩來在談到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曾説過,當時那種“所謂的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開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接馮玉祥出來,與國際打通”。
蔣介石在上海和南京先後發動反革命政變以後,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蘇聯顧問被迫陸續動身回國。6月中旬,在慶祝國民革命軍從河南勝利歸來的宴會上,布柳赫爾險遭鴆毒殺害。七一五政變後,布柳赫爾不得不於8月11日最後一批離開中國返回蘇聯。 [2]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後期活動

布柳赫爾生前的住所 布柳赫爾生前的住所
1927年布柳赫爾回國後,擔任烏克蘭軍區副司令。
1929年發生中東路事件後,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將遠東所有武裝力量統一編入遠東特別集團軍。布柳赫爾被任命為該集團軍司令。他指揮軍隊打敗了中國奉系軍閥張學良的部隊,並且在遠東建立了強大的防禦。他積極地參加了該邊疆區的社會活動和經濟建設。
布柳赫爾在1934年聯共(布)第17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聯共(布)中央候補委員。他還擔任過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且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1935年,蘇聯政府首批授予布瓊尼、布柳赫爾、伏羅希洛夫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等五位著名的蘇軍將領以最高軍銜——蘇聯元帥稱號。
1937年,布柳赫爾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1938年,在聯共(布)黨內肅反擴大化運動中,布柳赫爾因“日本間諜嫌疑案”被秘密處決。 [2]  由於他在國內及軍內享有很高的威望,斯大林不敢公開指控布柳赫爾,甚至也不敢宣佈他死亡的消息,甚至有傳言説他現在改用另一名字在中國作戰。 [4]  據説抗戰期間蔣介石曾請蘇聯派布柳赫爾來華指導抗戰,未獲允許。1956年,獲得平反。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主要影響

布柳赫爾在中國採用蘇聯和世界現代的軍事理論、軍事技術進行講授和訓練,而且又注重日常的軍事操練和演習。他運用這些有效的軍事教育方法,為中國革命培養了許多優秀的軍事人才。
布柳赫爾紀念郵票 布柳赫爾紀念郵票
同時,布柳赫爾特別重視對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多次強調黃埔軍校在整個廣東省的政治形勢中所起的作用。他説:“國內發生的每一政治事件,都會反映到學校中來。到(1924年)10月,軍校的政治影響即已超出黃埔的範圍,成為廣州時局中舉足輕重的(因素)……軍校在政治上日益活躍,它通過在工人組織中工作的共產黨,同工人組織取得聯繫,成為廣州羣眾社會政治運動的指導力量。”此外,在援引歷史上的種種先例,強調形成革命軍人的宣誓傳統的意義問題上,布柳赫爾認為,黃埔軍校畢業生,應當到黃花崗革命烈士墓前宣誓忠於革命。
布柳赫爾為在國民革命軍中推行黨代表制度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曾向蔣介石提出在軍校內設立黨代表制,蔣介石以沒有人選為藉口加以抵制。於是布柳赫爾提議把問題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處理。中央執委會確認軍內設立黨代表制是必不可少的,但卻規定只能在團一級建立。布柳赫爾又委託隸屬總顧問的一個政治委員會制定了《軍隊黨代表條例》,規定黨代表不僅擁有行政經濟的權力,而且擁有監督作戰命令的權力,從而使黨代表與軍事指揮官享有平等權利。蔣介石出於無奈,只好形式上表示同意。後來的事實證明,由於共產黨參加軍隊的政治工作,使軍隊軍政素質有了很大提高。
布柳赫爾在工作中有自己獨特的方法,據在黃埔軍校工作過的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回憶:“他在對某個戰役作出決定之前,從不聽取我們一般性議論。他總是先讓每個人為他解決個別問題。碰到具體問題時,布柳赫爾就去詢問中國活動家。他把全部材料彙總起來,用心研究,而後作出決定,再向我們宣佈,讓我們去執行。布柳赫爾在問‘一個學員的給養是多少?’時,我們答不上來,推説前任總顧問不準深究這類問題。布柳赫爾反駁道:‘但你們清楚地知道,黃埔軍校成立時,孫中山既沒有經費,也沒有槍炮。現在擴大軍校的問題提出來了,在確定擴大軍校必需的補充經費時,我應該相信中國將軍的話,但我也要參加計算工作。因此,你們應該過細地瞭解你們在其中擔任顧問的學校、團隊或各部隊的經濟情況。否則,我們的建議就得不到尊重。’”
布柳赫爾高度讚揚國民革命軍士兵的戰鬥素質。在總結1925年3月攻打軍閥林虎的戰鬥時,他寫道:“士兵、下級軍官和軍隊中的一些黨代表,其素質不僅勝過上級軍官,而且他們作戰勇敢,往往以一當五,甚至更多……仔細考察這場戰鬥,人們以往對中國士兵的種種不良印象就可以一掃而光。在第一團,政治工作才剛剛開展,然而這個團卻已經向人們表明,無須多久,為民族解放而英勇獻身的中國人民必能造就一支捍衞自己的這樣軍隊:在這支軍隊面前,那些譏諷、嘲笑者都將被迫住口,而中國人民的朋友則將發出一片讚歎之聲。”
布柳赫爾在中國大革命時期親自參與了許多重大軍事決策的討論,負責制訂過一系列重要軍事計劃和軍事措施。例如:為防範陳炯明進犯廣州,他在《近期工作展望(綜合報告)》中提議:“為已進入準備狀態的許將軍的內河艦艇備好燃料,以便待命出動”;“及早着手組建海軍,以便從上海向陳炯明後方出擊”。在《布柳赫爾對蔣介石計劃的意見(1925年9月20日)》中指出,“沒有必要建立‘國防委員會’一類的專門機構,因為軍事委員會和總司令部能夠執行它的職能”;“水雷廠和造船廠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如果修復,無異於重新建造,而這是我們所負擔不起的。故目前我們應把這一點從計劃中抹掉”;“官兵薪餉務必增加,否則,他們不會擁護軍隊改組”等等。但是,作為蘇聯政府派駐中國的首席軍事顧問,他又負有執行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使命,不言而喻,其見解必然帶有侷限性和片面性,有時同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甚至大相徑庭。如他不同意武裝農民協會和舉行農民起義;主張各地在打倒軍閥後建立起比廣東革命政府右一些的地方政權機構等等。 [2] 
參考資料
  • 1.    瓦·瓦·布柳赫爾著;高瓦譯.《黃埔軍校首席顧問布柳赫爾元帥》: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81頁
  • 2.    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精選本)》第16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84—92頁
  • 3.    瓦·瓦·布柳赫爾著;高瓦譯.《黃埔軍校首席顧問布柳赫爾元帥》: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2頁
  • 4.    羅·亞·麥德維傑夫著,趙詢、林英譯.《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上冊: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