劊子手之歌

小説的主人公加里·吉爾摩是一個長期坐牢的囚犯。1976年4月他在親戚布倫達保釋下出獄，來到猶他州的普羅沃市。然而，在監獄中度過了蹉跎歲月的加里，並不能適應自由人的生活。該書的上部《西部的故事》講述了加里從出獄到犯下兩重謀殺罪的全過程。 ^[4] 

作品的下部《東部的故事》，圍繞律師、檢察官、媒體之間展開。 ^[4]  長期的監獄生活使加里劣性難改，由偷啤酒發展到偷槍支，並且不能和周圍的人和睦相處。後來加里同尼科爾在朋友家偶然相識，一開始他們的生活還算愉快。但其本性難移，隨着時間的推移，吉爾摩惡劣習慣越來越令尼科爾不堪忍受，終於尼科爾棄他而去。

失去尼科爾的痛苦、尋找尼科爾的無望使他喪失理智槍殺了與他素昧平生的加油站服務員和汽車旅館經理。吉爾摩被捕後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法庭判處他死刑。但美國已經有多年未處決過犯人，猶他州自1963年以來未曾執行過死刑。加里如依法上訴或許可免一死，可他的確與眾不同，他不願意在牢中度過餘生，主動要求正義的處決。於是吉爾摩頓時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聞人物，各大新聞媒體蜂擁而至，爭取第一手新聞。加里·吉爾摩成了熱門的商品。 ^[5] 

1963年至1977年1月17日，美國猶他州從未執行過死刑。根據美國法律，死刑適用條件大體上可以歸結為：“其一，死刑適用的犯罪行為僅限於殺人等極個別嚴重漠視生命價值的犯罪行為；其二，適用死刑的犯罪行為必須造成嚴重的危害後果；其三，必須有從重的情節；其四，必須是在實施其他犯罪時殺人，或在服刑或曾因犯罪被判處刑罰後殺人。

美國在1967年7月以後，曾一度停止執行死刑達10年之久，但隨着重大案件發案率的直線上升，公眾要求恢復死刑的呼聲日益高漲。 ^[7] 

吉爾摩是美國猶他州的一名殺人犯。1977年1月17日，吉爾摩被判處死刑並執行槍決。吉爾摩一案打破了美國整整10年的無死刑的記錄。以美國法律的標準來看，吉爾摩是十惡不赦的罪犯。他反社會的本性從少年起就初露端倪，他小時候的願望是當個暴徒，他打算的謀生方式也是當個暴徒。在吉爾摩只有13歲的時候，因私闖民宅而進了管教學校，而他私闖民宅偷取槍支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加入百老匯的強盜中去。從管教學校釋放出來以後，他繼續惹是生非：他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因為他進過管教學校，他有個硬漢情結。就是少年犯那種自以為是的處事態度，他留着個鴨尾頭，抽煙，喝酒，注射海洛因，吸大麻，服用可卡因，打架鬥毆，追逐調戲漂亮姑娘，他什麼都幹，偷、搶、賭、玩多米諾骨牌，參加地下舞會。吉爾摩在服刑期間暴戾恣睢，多次越獄，並一貫拒不接受改造。

吉爾摩被囚禁18年出獄後，他又殺害了素昧平生的加油站管理員和汽車旅館經理。吉爾摩的主審法官伍頓得出下列結論：“一、吉爾摩也許會伺機潛逃；二、他的存在將危及其他犯人和警衞的生命安全；三、他已經不可救藥。這些，再加上那一系列冷酷兇殘的殺人罪，已經足夠了。”吉爾摩最終被判處了死刑。 ^[7] 

1977年1月19日，電影製作人拉里·希勒邀請梅勒寫一部關於吉爾摩事件的作品，資料來源於拉里·希勒在吉爾摩執行死刑之前三個月內蒐集的大約9000頁的材料。然後梅勒從吉爾摩的情人尼科爾、親戚、朋友、他的僱主、受害者、警察、偵探、監獄看守、法官、律師、精神病專家、記者等人那裏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積累了大約有16000頁的採訪筆記， ^[5]  1979年，梅勒根據美國猶他州殺人犯吉爾摩事件寫成了一部新聞報道小説《劊子手之歌》。 ^[2] 

加里是一個智商超羣、情商超低、有藝術氣質但嚴重不適應社會的人。 ^[4]  根據醫生的診斷，吉爾摩屬於某一類精神病患者，對於道德上的精神失常和犯罪，醫學上有個術語，叫做野性失控。精神病學家稱之為“精神變態個性”或者“反社會個性”即蔑視社會。這種特有的無政府主義的破壞性正是美國存在主義者的另一重表現特徵。 ^[2] 

就殺人犯劊子手吉爾摩而言，他也是一個有完整人性的人。在和布倫達一家共度復活節週末時，他常常逗得孩子們歡聲笑語不絕，他還幫助弗恩修理車道，臨死前還交待親屬帶給他母親1000美元，而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對尼科爾真誠而熱烈的愛，入獄後一直堅持給尼科爾寫信。人性本善，他的本性中也有着善良、同情與關愛，只是他缺少機會來表露，他生存的環境阻礙了他情感的釋放。

吉爾摩一會兒是魔鬼，一會兒是上帝的聖徒，以至於梅勒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對吉爾摩瞭解的越多，知道的卻越少，他太複雜了，不能歸於某一類人。

在梅勒的筆下，吉爾摩是殺人犯，是精神病患者，卻也是一個英雄。英雄必須能夠公然反抗混亂，有檢驗自我的勇氣與信心，創造一個依據自身改良的而非社會改造的自我。吉爾摩敢作敢為，勇於承擔責任，他是一個有勇氣面對自己行為後果的英雄。在選擇生存和死亡的過程中，他不斷挖掘自己的靈魂，他一直想完善自己，願意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直到認為自己是清白與無愧地站在上帝一邊，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死亡作為補償。對於吉爾摩來説，他選擇死亡也就是一種接受了自己的善良和邪惡、生和死，並且努力來靠近自己的靈魂與上帝的選擇，也可以説他把死亡作為一種償還債務和對自己殺人行為負責的一種方式。他選擇死亡就是選擇了自由——以肉體的消亡為代價實現靈魂的自由，“跟上帝一樣泰然自若”。

吉爾摩選擇死亡來維護自己的尊嚴，他要帶着尊嚴告別人世。“在我35年的生命中，我有18年是關在監獄裏的。我恨透了那18年的分分秒秒，監獄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對大多數人的影響都要大，它吸乾了我的精力。”終身監禁對於他來説“流轉三界，苦無了期”。吉爾摩寧願死也不願生活在監獄裏，他不想在那兒度過他的後半生。監獄作為囚犯活動的特定場合，其特殊性在於不僅剝奪了人的自由，還剝奪了囚犯作為“人”的基本屬性或基本權利，並隨着人身自由權的喪失而喪失，極大地扭曲了囚犯的人性、人格以及作為人的尊嚴，從心理上徹底毀滅了囚犯們的生命意義。所以刑罰帶給人的痛苦不只在於有形剝奪，更重要的還在於有形剝奪所派生的種種無形的剝奪。囚犯們，這些被剃去了頭髮、剝奪了一切權利包括姓名的人在懺悔中無情地踐踏自己的尊嚴和價值。他們的眼睛漸漸無光，他們不再知道我是誰，淪為時間的奴隸，成了行屍走肉。在吉爾摩看來，“死亡的伴隨物每每比死亡自身更為駭人”，所以吉爾摩選擇死刑，要求速死，早日進天堂，因為“那裏沒有煩惱，沒有悲傷，沒有嘆息，只有安寧、歡樂和永生”。

不可否認，吉爾摩曾經想過藉助於自己是個精神病人這個藉口來逃避罪責，也曾經試圖逃跑來獲得自由，這是他對生的眷戀，是人的本能，但是嚮往死亡的衝動一直佔據着他的心。吉爾摩相信：“這次生命只是延續生命形式的一個驛站，而且選擇死亡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可以帶着尊嚴去死，也可以帶着屈辱去死。”吉爾摩帶着尊嚴去死的想法是非常嚴肅的，斯曼神父被吉爾摩的這種想法感動，他表示如果吉爾摩是真心的，他願意助吉爾摩一臂之力。死亡對人類來説並不陌生，人在死亡面前大都會失去平日的勇氣。但吉爾摩在臨死之際對穆迪説：“現在我不覺得有任何恐懼感，我想明天早晨我也不會害怕，我從來沒有感到害怕，如果讓害怕主宰你的生活，你完全把恐懼説成罪過。”行刑即將開始，當獄長弗恩問他還有什麼要説的話時，吉爾摩抬起頭，看看弗恩，猶豫了一會兒，平靜地説：“讓我們開始吧。”就這麼一句話，可以説是世界上最臨危不懼的表現。吉爾摩的聲音乾脆果斷，沒有發顫，也沒有沙啞。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吉爾摩用自己的最後行動表現了大無畏的信心和勇氣。 ^[7] 

吉爾摩死時年僅36歲，其中22年在監獄中度過。 ^[3] 

尼科爾是吉爾摩的表妹。她不到20歲，忠實、善良、年輕漂亮，相貌超羣，嫵媚動人。她出身下層，生活貧苦。父親的朋友強姦了尼克爾；父親迫使她接受了第一次婚姻；第二個丈夫逼她賣淫；叔叔的耳光把她趕出家門。

尼克爾從小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和教育；結婚時候只能接受簡陋的婚禮；婚後被自己家庭撇下；她忍受着齷齪的生活只有忍無可忍的狀態下才做出抗爭，可是每次無力的抗爭之後又會重新依賴另一個男人。

尼科爾是加里·吉爾摩的情人。尼科爾和吉爾摩的愛情是真摯的，命運卻又安排他們面對死神的考驗。最後，吉爾摩被判處極刑，最後她竟然聽從加里的安排服安眠藥自殺。 ^[8] 

《劊子手之歌》主題思想：在異化的美國存在主義中呼喚人的尊嚴。

主人公加里·吉爾摩是典型的“美國存在主義者”，他的心理特徵和反社會行為高度濃縮了諾曼·梅勒的“美國存在主義”這一人生哲學，即：你不能逃避自己，你必須面對自己。面對異化的20世紀，梅勒提醒：“人們只有一條出路。成為美國存在主義者，並以追求感官享受和暴力行為來反抗這個異化的社會。” ^[2]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異化使人的精神受到壓抑與摧殘。現代科學技術破壞了人性的完整性。人所建立的龐大的社會機器佇立在人之上，人不僅不是社會的創造者，反而是社會的奴隸，人變成了萬物機器的齒輪。在這種境遇中，人感到自己的渺小無能，感到煩惱、孤獨、迷惑。恐懼、孤獨和憂慮成了當代人的主導情緒。為了擺脱這種孤獨、無依靠的存在，人竭力要解決人本質的固有矛盾。善的定向發展了自己；而惡的定向則毀滅了自己。在《劊子手之歌》中，吉爾摩無疑是選擇了惡的定向，使用暴力行為可以稱為迴歸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生存矛盾。 ^[5] 

在小説中，“希波斯特”一詞作為美國存在主義者的代稱，以“白色黑人”這一形象的名稱為美國存在主義者畫了一幅肖像。“希波斯特”是一個人，他對於身體（感官）的重視要高於他對於理智的重視。”“希波斯特”信仰肉體的神秘主義和自身感覺。吉爾摩正是這一信條的堅定的執行者。

美國的60、70年代是動盪不安的年代，傳統道德在迷茫中沉淪和喪失，青年反常行為和犯罪現象的瘟疫在四處蔓延，生活的隨波逐流帶來的緩慢死亡扼殺了創造性。吉爾摩正是這種社會環境的產物——一個典型的“希波斯特” 。“劊子手”吉爾摩成了梅勒筆下典型的“ 希波斯特”，即美國存在主義者，他是梅勒筆下的英雄人物。 ^[2] 

在《劊子手之歌》裏梅勒繼續被人性中對立因素所吸引，並且相信非尋常的人通過再生可以得到靈魂的解脱。為了理解外部，首先要向內心挖掘，梅勒説：“一個人應當向自己的內心深處挖掘以找到自己的本性。”這是對人的本性的探索，他的重心在於人的自身而非社會。

吉爾摩在選擇生存與死亡的過程中不斷挖掘自己的靈魂，思索着自己離上帝近些，還是離魔鬼近些。“他一直想完善自己，願意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直到他認為自己是清白與無愧地站在上帝一邊。”即使在不可知的環境中，他還是盡力地做了，他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死亡作為補償。他對現在的處境無所謂，吉爾摩認為，眼前發生的一切是命中註定的，在他的內心——在他那塊萌發良知的寧靜的地方——他一直知道這一點。

梅勒相信“人性中上帝和魔鬼在進行鬥爭。”不可否認他毫不憐憫地殺害了素昧平生的加油站管理員詹生和汽車旅館經理布什內爾，但吉爾摩也並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傢伙，他偶爾也流露出善良的一面。

在復活節和布倫達一家過週末時，他逗得孩子們歡聲笑語不絕。他還幫助弗思修理車道，可以説他本性中有着善良、同情與關愛，只是他缺少機會來表露，他生存的環境阻礙了他這種情感的釋放。正如他自己説，他一直處在謊言與敵意、欺騙與卑鄙、邪惡與仇恨的氛圍之中，他眼中的世界充斥着懷疑、恐懼、仇恨、欺騙、嘲弄、自私和虛榮，所有的人認為無法接受的東西他都當作合情合理的東西不加改變的全部接受下來了。吉爾摩一直在尋找內心深處的穩固根基——上帝，然而，在這樣的時間與地點，深層與穩固的根基僅僅是一個夢想，他生存的處境給他惡的本性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他意識到自己的邪惡要多於善良，魔鬼常常佔上風，上帝只有退避三舍。

吉爾摩認識到在美國這個國家自身存在的深層矛盾，並且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生活在矛盾邊緣的人。他有時懷疑自己是“不應當生存在這個世界的人之一”，有時他又認為：他不是魔鬼，魔鬼比他高明十倍，魔鬼殺人如麻，魔鬼從來沒有絲毫懊悔與自責，而且魔鬼無法感受到愛。就這樣，一會兒是魔鬼般的吉爾摩，一會兒是上帝聖徒般的吉爾摩。

吉爾摩曾經想過藉助於自己是個精神病人這個藉口來逃避罪責，也曾經試圖逃跑來獲得自由，這是他對生的眷戀，是人的本能，但是嚮往死亡的衝動一直佔據着他的心靈。

吉爾摩相信：“這次生命只是延續生命形式的一個驛站，而且選擇死亡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可以帶着尊嚴去死，也可以帶着屈辱去死，這注定要影響到你的來世。因此，他毅然決然地要求由國家法庭對他執行槍決，而不是在監獄裏蹲上20、30年。如果讓他的靈魂在監獄裏承受痛苦的煎熬，他的來世就會受到極壞的影響。”因此，他堅決要求執行死刑，拒絕上訴。吉爾摩“帶着尊嚴去死”這一想法是非常嚴肅的；米爾斯曼神父甚至為這點深受感動，“他對加里説，如果他是真心的話，他願意助他一臂之力”。吉爾摩選擇死亡意味着他意識到了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必要性。

吉爾摩在行刑現場表現得從容鎮定：“動手吧！”這就是他的臨終遺言。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吉爾摩表現了信心與勇氣，以自己的行動，帶着對來生的期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劊子手之歌》中，梅勒引起了讀者對20世紀普遍存在的異化現象的深層思索，意識到以“吉爾摩”為代表的西部人固有的精神內容的貧乏，探索了吉爾摩等人精神變態的原因。把社會的異化與人的異化聯繫起來，表現了人的處境的荒謬，反映“羣體社會”中人的精神危機與精神空虛，他提出了一個值得讀者深思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該部小説對於人類社會學方面的一大貢獻。但是，讀者可以看到，梅勒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作家，有他的侷限性，他對吉爾摩的同情與誇讚，對被吉爾摩殺害摩門教徒的寥寥幾筆的描寫，對他宣揚的因果報應與存在主義哲學，反映了作者消極與悲觀的人生態度。 ^[5] 

康德説，死刑是人類的標誌，只有理性的人才配得上死刑，動物是沒有死刑的，因此，選擇死刑就是選擇了人的尊嚴。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人有尊嚴，它包括尊嚴地活和尊嚴地死。正如吉爾摩的律師博亞茲所説：“在繼續活下去還是被處死這個問題上，他做出了明智的選擇。他是以一個神志清醒，具有責任能力的人的身份做出此項決定的，他已經接受了人民的判決，他希望像一個男子漢那樣帶着自尊和尊嚴死去。”生活沒有使吉爾摩的尊嚴泯滅，他也沒有麻木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和廉價的同情，而是開始拾回失落的人格。

芸芸眾囚中只有他坦然地接受厄運的降臨，劊子手的刀只能砍下他的頭，但他選擇死亡的勇氣和優雅態度卻是對命運和社會的一種蔑視。

文本中的“劊子手”有雙重含義，既是指死刑執行人，又是指兇狠的連環殺手吉爾摩。《劊子手之歌》既是執行人在死刑執行過程中懲罰罪犯的正義之歌，又是殺人犯吉爾摩勇於承擔後果，彌補過失，最大限度維護自我的尊嚴之歌。

《劊子手之歌》是一部扣人心絃、引人深思的非虛構長篇鉅著，主人公吉爾摩悽愴的心路歷程，使人撕心裂肺。人格的失落、人生的迷惘、生命的掙扎與呻吟、命運的蹇楚與彷徨，凝匯成一個人學的命題：呼喚人的尊嚴！諾曼·梅勒通過“劊子手”藴含的雙重含義，揭示了一個主題：人類社會的主流是正義懲罰罪惡，人類社會盪漾着正義，需要每個成員做正義的踐行者；作為人，應該時時處處保持自己的尊嚴，不論好人還是壞人，不論生存還是面對死亡。 ^[7] 

《劊子手之歌》成功地運用新聞寫作技巧和文學藝術相結合的手法。

《劊子手之歌》也是由上、下兩卷組成：西方的聲音；東方的聲音。從西方的聲音中，聽到的是女性急切的呼聲。她們是母親、情人、表妹、姨母。在美國的社會生活中，對立的恐怖主義不僅使文學界失語，而且在西方經驗中心造成一大片的空白。人們所作的種種努力大都瀕於徒勞、失敗。殘酷的現實使人們驚恐萬狀、瞪目結舌。他們發出的聲音猶如飛機放煙、無聲無息，頃刻間便會無影無蹤。從東部聲音中，聽到的是男性的聲音。他們是起訴人、法官、警察、監獄長、監獄看守、精神病專家、律師以及記者。他們匯合成的聲音威嚴、強勁。西方的聲音和東方的聲音這兩股聲流組成了長長的交響樂章。樂章的尾聲是加里· 吉爾摩的死及其骨灰由飛機從空中撒落。

在《劊子手之歌》中，作者的自我銷聲匿跡了。作者不再是無所不在，而是悄悄地躲在一邊，不再是解釋者、譯議員的面目出現在讀者面前，而是打開“門户”，讓讀者進去，親自體驗。作家以一種不帶個人情感色彩的超然態度客觀地轉述通過調查、採訪獲取的第一手材料。論述平鋪直敍，“語言樸實、沒有修飾、沒有隱晦的比喻，也沒有聯想和典故。 ^[9] 

《劊子手之歌》中描寫男性的語言很具有威懾力量。“加里冷不防扇了她一個耳光，她的腦袋像鬧鐘似的叮叮作響，這是第二次打他了。”“他開始把她在屋裏摔來摔去，就像喬·鮑勃·西爾斯干過的那樣。他一次次拎起她摔在地上。”“我寧願死後在地獄中燒成灰也不願看到別的男人和你在一起。我不能與人分享你——我要完全佔有你—— ”這種描寫男性的堅硬語言帶給男性邪惡力量。這些男性無情的折磨，吞噬尼克爾，佔有她，直到她消失。《劊子手之歌》中不僅作者的敍述模式和觀察視角是男性化的，其中使用的語言也是男性化的，話語的主體是男性，尼科爾的話語被她所面對的強大的男性羣體所淹沒，她不得不成為一個無聲者。 ^[8] 

《劊子手之歌》作品的非虛構文本的藝術結構，其對非虛構的“真實性”充滿矛盾的詮釋傳達了一種辯證性的存在，即非虛構文學中“真實”的敍述性。 ^[10] 

——梁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作家）

《劊子手之歌》最打動人的地方在於它以一個愛情故事貫穿全劇。加里與女友尼科爾共同上演了一出當代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所不同的是，現實版更加黑色、更加荒謬。作為“新新聞寫作”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嚴格按照冷靜客觀的方式敍事，然而寫完尼科爾的問題少女生涯之後，他還是忍不住加了一句評論：“這一切真像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怪故事。” ^[4] 

——西部網

諾曼·梅勒，1923年生於美國新澤西州，美國著名作家，國際筆會美國分會主席，美國“全國文學藝術院”院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院士。代表作品：《裸者與死者》（1948）、《夜幕下的大軍》（1968）、《劊子手之歌》（1980）、《林中城堡》（2007）。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