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1917年4月16日，劉邦顯出生在陝西省臨潼縣紙李鄉廟劉村（現西安市臨潼區代王辦廟劉村）一户普通的農家。出生那天，正是農曆的閏二月二十五日。農曆的閏二月，在曆法上是數年，甚至數十年才會出現一次的。閏二月出生的孩子，如過農曆生日往往需要數年、數十年才可能有一次，因此，子女們將他的生日折算到公曆，定為每年的4月16日。劉邦顯的出生，是劉家的第11胎。前十胎均是女孩，且七個未成。他的出生使年已34歲的父親劉世凱驚喜萬分。

劉邦顯兩三歲時，父親用紅紙寫上了“上、下、左、右、天、地、人”幾個字貼在牆上，逗着他念，不幾遍，劉邦顯居然一一記住了，父母大喜過望，逢人便誇。母親手指《三字經》，一字一字地朗讀，兒子也跟着一字一字地朗讀。到五歲時，劉邦顯已讀完多本書。

父母送七歲的劉邦顯上了私塾，學習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私塾要求學生背誦課文，多數孩子讀書時搖頭晃腦，死記硬背，而劉邦顯不但背得快，而且力求融會貫通，學以致用。村裏人常常誇獎少年劉邦顯的一個例子是：從村裏到學校去的路上，有一條大路，但許多人總要從莊稼地中間抄小路，久而久之，將莊稼踩死，村裏人想了很多辦法阻止，但都無濟於事。少年劉邦顯看到這種現象，就想了個辦法，在路的兩頭各插了一個牌子，勸阻路人，從此再無人抄近路、踩莊稼。此事在村中傳為佳話。

1930年夏秋，剛滿13週歲的劉邦顯離別了生他養他的馬額塬，來到了省城西安，踏上新的求學之路。離開之時，母親陳智娃拉着獨子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嘮叨：出門在外，專心學習，不要惹是生非，冷暖生熟，全靠自己照料自己。父親劉世凱在送兒子去西安的路上，反覆叮囑道：世上的事，多看少説；遇到不管什麼事，多想少插言；碰到的人多了，不管人家幹啥，多分析少摻和；好人壞人頭上都沒有刻字，不要隨便結交人；學堂的先生們都是些有本事的人，多跟他們學。少年劉邦顯將父母這些囑咐牢牢記在心裏。

1934年春，他以優異成績考入陝西省西安師範學校。這個學校是一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早在1926年和1927年就建立有共青團支部和共產黨支部。劉邦顯同志在西師上學期間，就閲讀了《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社會進化簡史》以及李大釗、魯迅、郭沫若的著作，思想進步很快。先後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中國共產黨，毅然投身到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

為了籠絡青年學生，避免一二九學生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的再次發生，蔣介石擬在1936年10月10日的國慶節（亦為辛亥革命紀念日）在首都南京以童子軍大檢閲的名義，接見全國的青年學生代表。西安各校的學生代表共200餘人組成代表團，其中，西安師範學校既推選出當時積極參加革命學生運動的蘇一平、王博等人，也推選出在學校努力用功學習的劉邦顯等學生，共計十多名參加。200餘名陝西青少年第一次東出潼關，經過廣袤的中原大地，渡過寬闊壯觀的揚子江，來到了首都南京，也第一次見到了國民黨領袖蔣介石。

這次首都之行，所見所聞，同行同學之間的爭論、交談，引發了劉邦顯畢生第一次在人生道路上深層次的思考。一個是中國真大，也真窮！沿路的河南、安徽、江蘇，都是破房、草房屋啊！再一個，除了南京是兩極分化，一部分人穿得還體面點外，沿途所見人們的臉色都是面黃肌瘦，破衣爛衫，真可憐！最難忘的是，蔣介石身穿軍裝給大家訓話，內容不但沒有團結起來、抗日救國的任何話語，反而滿篇的“戡亂”、“剿匪”，對日本人侵略東三省、蠶食華北聽之任之。一路上，蘇一平、王博他們幾個不斷地説，這樣的政府，有啥指望！？這樣的領袖，哪能帶領大家救國？正是那次南京之行，使他的心靈深處開闊了，也開啓了他改變中國現狀、投身革命的思想。 ^[1] 

1939年劉邦顯同志在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後，被分配到中共陝西省委工作。1940年10月任臨潼渭河南縣委書記，負責全縣黨的工作和對敵鬥爭。當時陝西國統區地下黨的工作重點，主要是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廕庇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劉邦顯同縣委的同志一起，採取表面不動實際動的“鴨子浮水”方式，更加縝密地進行黨的活動。一般是儘量少開或不開黨的會議，不搞公開的大規模的羣眾活動,有意識地中斷同一些黨員的聯繫，把一些易於暴露的黨員調離隱蔽起來。黨組織同黨員之間，實行“單線聯繫，異地領導”。即一個地方的黨員只發生垂直關係，不發生橫的關係；一個地方有兩個以上黨組織的，也不發生橫的關係，即使這個組織被破壞了，另一個組織還可以繼續堅持鬥爭。這樣縮小了暴露目標，達到了長期埋伏的目的。

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劉邦顯先後任中共華（陰）潼（關）工委書記和東路工委書記，管轄渭南、華縣、華陰、潼關、大荔等縣黨的工作。這時隨着解放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黨的活動方式，已由隱蔽精幹轉變為積極開展活動，採取多種鬥爭形式，廣泛聯繫，廣交朋友，做好一切準備工作，迎接關中解放。特別是對農村的鄉鎮長和縣城的武裝力量，採取“德威並重”，攻心為主的方針，積極做好爭取工作，儘量化敵為友，為我所用。一種是“打進去”，派共產黨員去掌握實權；一種是“拉出來”，讓他們與共產黨合作，名為國民黨，實為共產黨辦事。這樣經過教育爭取，分化瓦解，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在當地縣城解放時,沒有經過激烈戰鬥，敵人縣城的武裝人員一般都起到了“開城門”的裏應外合作用，收到了好的效果。

在陝西黨內長期爭論的“渭華問題”中，劉邦顯同志忍辱負重，顧全大局，是人所共知的，也是令人景仰的。1951年開展“三反”運動時，渭華地區的一些黨員和幹部，對當時渭南地委、專署兩個主要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作風問題，提了一些批評和意見，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但領導上卻認為是當地幹部“反黨反領導”的問題，對提意見的同志進行打擊報復，甚至錯誤地逮捕和處分了一些幹部。時任地委副書記劉邦顯和他的夫人田穎以及渭南縣委書記等，也因此受到懷疑，甚至把他們也列入三十名被偵查的幹部黑名單中。當時省委在處理所謂的渭南華縣問題時，沒有傾聽多方面意見，偏聽偏信，因而有不少同志多次向黨中央反映，認為省委的處理結論不妥，要求複查。

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閉幕後，中央委託習仲勳、賈拓夫同志召集有關同志座談，集思廣益，取得共識，形成了《座談會紀要》。明確指出渭華問題的錯誤“是屬於地委領導上壓制民主、壓制批評的性質，而不是渭華幹部反黨反領導的問題，省委的《結論》上沒有明確指出這一點，是不妥當的。”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這個《座談會紀要》，並派賈拓夫同志到陝西傳達這個紀要。在省委常委會議上，劉邦顯聽了傳達報告後發言説：中央指出渭華問題錯誤的性質是完全正確的。所謂的渭南華縣問題，就不應當叫渭南華縣問題，而應當叫原地委、專署兩個主要領導人的問題，是他們壓制民主、壓制批評的問題。而不是渭華幹部反黨反領導的問題。這就把真實還給了歷史，是真正對幹部對歷史負責的。渭華地區的黨組織和黨員幹部，對中央專門召開座談會，傾聽不同意見，作出客觀公正的結論，是非常感激的。並願接受歷史的經驗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使前車之覆成為後車之鑑。

劉邦顯同志解放前後長期在渭南地區工作。他對農業和農村工作很熟悉，也很有經驗。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中和六十年代初，他曾兩次擔任中共渭南地委書記，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並在八大會上作了關於加強農村工作的發言，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傾注了全部心血。用他自己的話説：“我把一生最寶貴的年華都獻給了渭南人民。”在工作中，他全面貫徹執行黨的農村工作政策，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帶領渭南地區的廣大幹部和羣眾，集中力量以發展生產為中心，為完成渭南地區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嘔心瀝血,運籌決策，做出了顯著成績,使渭南地區成為全省提供商品糧棉最多的地區。同時他根據省委指示，為了促進農業生產，改變“秋倒夏，夏倒秋，兩料不如一料收”，盲目擴大複種指數的惡性循環，對渭北旱原地區的農作物配置和輪作倒茬，實行以種糧為主，糧食以小麥為主，小麥以正茬麥為主的“三為主”方針，並根據耕作粗放情況，採取“深耕、保墒、施底肥”的主要技術措施，使渭北旱原地區迅速扭轉了盲目擴大複種指數的局面，促進了糧食全面增產。

1963年和1982年，在陝西省第三屆和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劉邦顯曾兩次當選為陝西省副省長，主管農業和財貿工作，積極推行各項改革富民政策，為陝西國民經濟的繁榮發展和改革開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勤政愛民，作風紮實，一貫堅持每年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時間深入基層，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傾聽羣眾呼聲，掌握第一手資料，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他無論在哪個地區、哪個單位，也無論做什麼工作，始終保持着同人民羣眾的密切聯繫，始終相信和依靠羣眾做好工作。他平易近民,深知農民疾苦，又善於做農民工作，深得農民羣眾信任。

1965年冬至1966年春，他遵照省委指示,帶領一個工作組赴榆林鎮川葛家村大隊蹲點搞社教工作。他住在農家窯洞，吃着農户百家飯，挨家挨户走訪談心，同農民拉家常。無論農夫農婦，都把“老劉”當成自己人,貼心人，給他講實情，説真心話。通過深入地調查瞭解，他胸有成竹地説：“這個大隊的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為羣眾辦了許多實事好事，要正確對待他們。”從這個實際出發，他力排“左”的干擾，總結出一套比較切合農村實際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對幹部解放比較快。這個大隊到社教結束時，除充實和加強領導班子外，沒有處分一個幹部，也沒有撤換一個幹部，只是用和風細雨的方法讓幹部洗了個“温水澡”，受到了深刻教育。同時他反覆強調社教與生產緊密結合，生產搞不好，社教就失敗。當時全國正在突出政治，批判“業務掛帥”。劉邦顯同志語重心長地對工作組幹部説：“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政治掛帥如果不掛在生產上，政治掛帥也掛不好。”這個大隊解放後二十年只修了一百多畝水地，社教五個月就修了水地二百多畝，而且把一個百畝不平的五里坪，社教一個月就全部修成了水平梯田，讓農民得到了實惠。

劉邦顯同志離開領導工作崗位後，人老心不老，官休志不休。他受省政府重託，擔任陝西省扶貧顧問組組長，並主動聯絡幾位副省級離退休老同志，組建了陝西省扶貧基金會，集眾人之力資助一些地區改變貧困面貌。“身為野老已無責，路有流民總動心。”心存百姓的人，總是心憂百姓。邦顯同志雖然不是在職領導，仍然心繫貧困地區人民，關心人民疾苦。耄耋之年，他不顧體弱多病，不避嚴寒酷暑，還多次深入到陝南、陝北一些貧困地區，走村串户，調查研究，或訪貧問苦，或開諸葛亮會，瞭解實際情況，反映人民呼聲，為改變陝西貧困地區落後面貌，給省委、省政府決策一些重大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起到了重要的參謀作用。

“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時。”劉邦顯同志在陝西工作了七十個春秋，足跡踏遍三秦大地，廣大幹部和羣眾對他的政績和人品，早有好的口碑。他平時起草文件或審閲修改文件，字斟句酌，嚴謹縝密，非常認真。有時為了一個詞、一句話，反覆推敲，一絲不苟，務求恰當切貼，切中肯綮。有時送他審閲的文件，如果字跡潦草，塗改不清，他即退回，要求重新書寫工整。他在生活上甘守清貧，儉樸成習。身上穿着補了又補的補丁襯衣，牀上鋪着普通農家的粗布牀單，一日三餐，嗜糲如精。他戲稱：“五穀雜糧豆稀飯，油潑辣子饅頭面，紅白蘿蔔加大蒜，一杯清茶喝一天。”始終保持着一顆貼近人民的“平常心”，摯愛勞苦大眾，不忘勞動人民本色。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家屬子女，在他的教育影響下，大都養成了戒奢崇儉，清約守樸的良好作風。及至在他病榻彌留之際，還諄諄告誡家屬子女：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千萬不要忘記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一句淳樸的叮嚀，濃濃深情無限。他的人生感悟，就是“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他認為只有經常存有知足心的人，才能在物質利益面前經常感到滿足，避免貪慾的災禍。他常説：“事因知足心常樂，人到無求品自高。”這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準則和養生信條，也是他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的真實寫照。 ^[1] 

劉邦顯同志一生嚴於律己，不搞特殊化。1961年，他家裏生活非常困難，兒子少英因缺乏營養得了浮腫和肝炎，5歲的少林身體也很虛弱。雖然人民大廈和八號院有特供小賣部，可以有限制地買點生活必需品，但他堅決不讓家人去那裏買東西。一次組織上給常委以上領導補助一袋麪粉，他發脾氣説：“羣眾的饑荒還沒解決，我有什麼理由搞特殊？”公務員只好含着眼淚把麪粉退了回去。他衣着樸素，平時總是布衣布履，僅有的皮鞋和毛料衣服也只是在工作需要和工作有要求時才穿着。他常説：“穿得像個新女婿，自己把作，也脱離羣眾。”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