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道安

劉道安的父親劉學詩，是早期同盟會成員，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反袁稱帝鬥爭。劉道安自幼從父親那裏得到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啓蒙，深受新文化運動思潮的薰陶。當國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時，他看到了中華民族解放的曙光，於1927年初參加了國民黨左派，任偃師縣黨部宣傳部部長。在這期間，他深入宣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宣傳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大力提倡婦女放足，移風易俗，深入田間地頭和羣眾一起參加勞動。他把村塾改造為申陽小學，在全縣率先實行男女生同校，使申陽村在全縣開了風氣之先，在當時影響極大。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劉道安為了追求光明，探索新的道路，毅然脱離了國民黨，到省城開封尋找中國共產黨組織。1934年3月，劉道安在開封加入中國共產黨，負責黨內機密文件的保管和油印工作。身負黨的機要工作重任，他時刻保持高度的責任心和警惕性，兢兢業業，沒有出現過任何差錯。1935年1月，劉道安被國民黨反動派追捕，轉移到北平，考入東北大學，當選為學生會代表。1936年3月，他擔任共產黨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北平西北區區隊長，積極組織和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運動中，劉道安始終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在天安門廣場與反動軍警的英雄搏鬥中，左臂受了傷，被同學們譽為“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先鋒”。

1937年“七七”事變後，劉道安回到家鄉工作，擔任中共偃師縣委書記和偃師、鞏縣、登封中心縣委書記。當時，偃師縣雖然已有秘密黨組織，但黨員數量不足20人。由於白色恐怖，黨員都是單線聯繫。劉道安一方面嚴格遵守秘密環境下黨的紀律守則，一方面遵照黨中央關於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建立黨組織的指示精神，慎重而又積極地發展黨員，組建農村黨組織。在劉道安的大力工作下，1938年6月，偃師全縣已成立了50多個鄉村黨支部，黨員人數已達800多名，成為當時各縣黨組織中黨員人數最多的縣份。偃師縣委向延安、竹溝先後輸送了大批黨員及進步學生、教師，這些人後來都成長為抗日救國和解放戰爭的骨幹力量。由於劉道安建黨工作和抗日救亡組織工作成績突出，河南省委特別給予其嘉獎，獎發為期一年的《新華日報》一份，這在當時已是很高的榮譽。

1938年7月，劉道安調任中共豫東南特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39年任陝縣地委書記、豫東地委書記。在豫東他組織和領導了一支抗日武裝，活躍在蘇魯豫皖邊區一帶，後編入新四軍第四師。

1940年6月，劉道安作為河南省的七大代表之一，奉命到延安學習，為黨的七大召開做準備工作。到達延安後，他先後受到毛主席和陳雲同志的接見，並向他們彙報河南黨的工作情況。在延安學習期間，劉道安積極參加了延安整風和大生產運動，並總結了河南黨的工作。

1946年11月至1948年6月，劉道安先後擔任中共豫西工委副書記、中共太嶽五地委書記，為恢復和發展豫西地方的黨組織做出了貢獻。1948年10月，鄭州解放後，劉道安調任中共鄭州市委第一副書記兼任組織部部長、鄭州市總工會主席。剛剛解放的鄭州，貧窮落後，百廢待興，劉道安肩負着新政權組織建設的重任，工作繁忙，日夜操勞。由於長期在惡劣的政治環境和白色恐怖下工作，他的身體積勞成疾，病倒後躺在病牀上，仍念念不忘工會工作和鄭州職工羣眾的生活。

1950年9月，劉道安逝世後，中央組織部將其遺體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並在墓誌中讚揚他：“對黨忠實，積極負責，作風正派，生活樸實”。 ^[1] 

在劉道安16年的革命生涯裏，他經歷了多個工作崗位，為黨做了大量的工作，足跡遍佈中原大地，可以説是“黨指揮到哪裏，就到哪裏，從不討價還價”的典範。劉道安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事業無私奉獻、鞠躬盡瘁、忠貞不渝的一生，人民將永遠懷念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