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逢川

劉逢川，1909年出生于山東省牟平縣初家鎮於家疃村一貧苦農民家庭。他不滿10歲時，母親就因勞累患病與世長辭了，剩下他和父親二人相依為命，靠父親給大户人家代耕和推小車拉腳掙幾個錢來維持生活。父親沒念過書，不識字，為此吃過不少苦頭，所以儘管家窮，省吃儉用也要供劉逢川上學。1925年，他16歲時小學畢業，在家鄉找不到生活出路。次年，他闖關東，來到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大連，在海光堂裱具店裏當學徒工，一干就是六年。1930年，他不堪忍受日本老闆的欺壓凌辱，憤然辭職，返回山東。回家鄉依然沒有出路，這時，他從報紙上看到東北軍招收騎兵的啓事，決定習武當兵，報效國家，於1931年1月考入張學良的東北軍騎兵第三師軍事教導隊，從此開始了他的軍人生涯。 ^[1]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軍的廣大愛國官兵無不義憤填膺，紛紛請纓殺敵。然而，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部隊在日軍的進攻面前被迫步步退卻，從關外到關內，先後顛沛流離於熱河、河北、河南等地。1932年7月，劉逢川當上了騎兵第三師衞隊連的上士排副；1933年3月提升為騎兵少尉，調任師司令部副官處供職。1935年，蔣介石施展“剪除異己”、“一箭雙鵰”的陰謀，命令進關的東北軍開赴西北“剿共”，引起東北軍和西北軍愛國將領的堅決反動，終於導致了聞名中外的西安事變。這些年來，他耳聞目睹，知道了許多有關紅軍和共產黨的事情。知道了朱德、毛澤東領導的工農紅軍是為窮人謀利益的軍隊，與國民黨的軍隊不一樣。共產黨不計較黨派恩怨，顧全大局，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使他受到極大教育，認識到“剿共”沒有前途，只有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打回東北去，收復失地。這些思想深處的轉變，為他後來參加革命準備了條件。 ^[1] 

1938年10月，劉逢川率領部下在甘肅合水縣(西華池)下鄉徵糧，被八路軍俘虜，從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為他一生中的轉折點。 ^[1] 

參加革命後，劉逢川被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40年10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 

1941年8月，劉逢川經過特工訓練班培訓，與何漢清一起，被派到敵佔區大連做情報工作。 ^[1] 

1942年7月15日，劉逢川與蘇聯領事館正式接上了頭。蘇聯領事要求劉逢川今後的一切活動必須按照領事館的指令行事。並具體指示：一、要樹立長期隱蔽的作戰思想，為打擊中蘇兩國的共同敵人日本侵略者積極工作；二、交給劉逢川日本幣一萬元，開設一個商店，建立長期掩護點；三、指出劉逢川是軍人出身，不是商人，因此要學會經商，要像一個真正商人那樣，注意一言一行，取得周圍人的信任；四、安排好以後，可以讓何漢清和劉逢川家屬來大連；五、要一面經商，一面物色尋找適合安放無線電設備的地址；六、交待下次聯絡時間是10月1日午後9時，地點在大連神社東面約300米處的一棵大樹下，每次聯繫的具體日期、地點均由前一次接頭時臨時通知，如果因故接不上頭，就把要彙報或請示的內容寫在卡片上，裝入特製的小金屬盒裏，埋入指定的地點，再在上面放一塊小石頭作為標記；七、重申紀律，不準到不好的地方去，不許交接不好的朋友。 ^[1] 

1942年8月，劉逢川按照上述指令，託人將妻子雷玉蓮、兒子劉慶傑和何漢清一同領來了大連。 ^[1] 

何漢清進入大連之後，經劉逢川當面介紹，認識了蘇聯領事彼德羅夫和一等秘書卡利莫夫。他們向何漢清作了如下指示：一、重温在延安交給的任務，並努力完成之；二、工作方面必須認真服從劉逢川的命令；三、打算近期內交給一部收發報機，要抓緊熟練技術，不得有所懈怠；四、努力學習簡略符號，儘快掌握之；五、機器安裝好之後，要在凌晨迅速進行聯絡調試。 ^[1] 

為了搞好偽裝，做到長期隱蔽、確保安全，劉逢川、何漢清根據彼德羅夫和卡利莫夫的指令，開始着手建立職業掩護點和尋找合適的電台工作點。 ^[1] 

從1942年10月至1944年4月，劉逢川先後幾次與他人合夥開商店做買賣，都因種種原因中途停業。可他本人對外總得有個名正言順的職業作掩護才行，1944年8月，他去大連惠比須町九十二番地(現在的黃河路69號)“泰陽堂”裱具店當了店員，重新操起他十幾年前曾經做過的給日本人家糊紙拉門、縫製木屐帶、草墊子等舊業。而何漢清則進入大連船渠工廠，在制罐車間當上了勤雜工人。劉逢川和何漢清找到了比較穩定的公開職業，這對於他們隱蔽身份，站住腳跟，從事以後的秘密情報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掩護作用。 ^[1] 

物色電台工作點，也費了一番周折。他們找到的幾處房子，都因地勢不太合適，唯恐架設電台往來電波收發不暢，而沒有得到蘇聯領事館的同意。直到1943年的11月下旬，才找到了比較理想的房子，即何漢清在黑石町212番地，租到了兩間草房。這個地點位於山坡上，地勢較高，周圍100米外只有一兩户分散的居民，環境比較理想。房子情況報告給彼德羅夫和卡利莫夫，他們表示同意在這裏安設地下工作電台。 ^[1] 

為做到長期隱蔽，早在1942年9月，劉逢川就介紹自己的侄女劉慶英與何漢清結了婚。 ^[1]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戰爭形勢明顯朝着有利於同盟國而不利於軸心國的方向發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了反攻階段。1944年6月1日的晚上9時，蘇聯領事彼德羅夫和卡利莫夫在大連聖德公園(現在的中山公園)與劉逢川進行第八次接頭時，向劉逢川下達了正式開始蒐集情報活動的指令，要求劉逢川儘快制訂出一個今後開展蒐集情報的詳細工作計劃，並且指出在這個計劃中要把對甘井子石油工廠的情況調查作為重點對象。同時彼德羅夫和卡利莫夫還向劉逢川指出：蘇日開戰的時機日趨接近，一旦蘇聯對日宣戰，蘇聯領事館人員即可能被日方拘留，到那時候要求劉逢川、何漢清必須自己承擔起一切工作責任。 ^[1] 

根據上述指令精神，劉逢川認真地制訂出了一份工作計劃。計劃制訂出來之後，劉逢川和何漢清就積極熱情地開始了情報蒐集工作。 ^[1] 

他們蒐集情報的主要方法：一是，查閲公開發行的各種報紙刊物；二是，親自到現場進行實地調查。例如，劉逢川自己去火車站、碼頭觀察敵人運送兵員和物資情況。有時候派其子劉慶傑去現場觀察。三是，利用職業掩護，蒐集情報。劉逢川蒐集到的有關大連船渠廠的設施、職工人數、修造船隻能力、新船下水等情況，主要是通過何漢清在船渠工廠幹活，直接蒐集來的。四是，在重點目標內交朋友，通過朋友瞭解有關情況。 ^[1] 

從1944年6月1日，彼德羅夫、卡利莫夫下達蒐集情報指令以後，到1944年12月4日，劉逢川、何漢清被捕為止，在僅僅半年的時間裏，他們二人就蒐集到關於軍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大量情報，報告給蘇聯領事館。

1944年12月3日午夜12時，何漢清按照預定的時間走進電台工作室。12時45分，雙方通訊結束。就在何漢清將要關閉機器的瞬間，只聽屋外響起一聲刺耳的哨音，緊接着就是“咚咚咚”踢門砸門的巨大響聲。何漢清預感大事不好，急忙站起身來打開後窗想跳出去，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後窗外面佈滿崗哨，一隻黑洞洞的槍口從窗外伸進來直接瞄準了他，前門也被砸開，擁進來十多名警察、巡捕。何漢清被捕了。 ^[1] 

殘暴的敵人，抓住何漢清拳打腳踢，立即就地審訊。 ^[1] 

12月4日凌晨2時，敵人從搜查到的信件和情報等證據上，知道了劉逢川的地址，並分析出他是個重點人物，立即派出一支小分隊，乘汽車來到嶺前長春台57番地劉逢川的住宅。這時劉逢川全家正在炕上熟睡，敵人破窗而入，將劉逢川逮捕了。 ^[1]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佈無條件投降。就在這舉世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第二天中午，一輛小汽車從大連嶺前監獄將劉逢川、何漢清接走，送到旅順刑務所絞刑室。日軍在當天午後2時左右將他們兩人秘密殺害了。劉逢川、何漢清在反對日本法西斯戰爭勝利時被殺害，是令人惋惜的。他們是抗日戰爭中秘密戰線上的英雄，永遠值得人們懷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