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航琛

劉航琛,四川瀘縣人,生於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其父劉子休系天主教徒,在瀘縣經營“愛仁堂”酒廠,釀造大麴酒。以教會關係,向法國人學得“花酒”釀造技術,取名“露酒”,並改罐裝為玻璃瓶裝。劉航琛191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1922年畢業後回瀘縣任瀘縣中學校長。

1926年,四川煙酒税徵收局把玻璃瓶裝酒一律視為“洋酒”,課以重税。為此,劉航琛到重慶申訴,在呈文中譏誚局長王用九:“鈞座所訂規章,不問酒之洋不洋,只問瓶之玻不玻,若如鈞座穿西裝,着革履,遂謂之為洋人,可乎?”王大怒,要查封“愛仁堂”重慶分號,逮捕劉航琛,後以説情送禮了事。劉航琛受此刺激,發誓要進入仕途。

1927年,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第三師師長王陵基兼任重慶銅元局局長,因虧累不堪,束手無策,劉航琛由北大同學陳學池(時任王陵基所辦《大中華日報》負責人)推薦,任銅元局事務所所長。劉到職後,把流通的二百文值銅元改鑄為“新二百文”,縮小體積和重量;並拉攏上海鉅商湯壺嶠,由湯墊款在滬購銅,鑄成銅元后交湯經營的字號包銷,付還墊款。此舉迅即扭轉了銅元局的虧損局面,大獲其利,劉因此深得王陵基的賞識。其時,劉湘的第二十一軍為了擴充武力,爭奪地盤,急需軍費,經辦財政的人員一籌莫展。王陵基乃把劉航琛推薦給軍長劉湘,充任第二十一軍財政處的科長,不久升為副處長、處長。

劉航琛承辦第二十一軍財政,一變過去軍閥強索硬派的辦法,從捐税、公債、發行鈔票等方面廣為蒐括。他以“加重税捐,爭取鹽税,整頓特税”為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之計,成立重慶税捐總局,請劉湘兼總辦,使第二十一軍各部屬不敢恣意截留税款;又把當時名目繁多、關卡林立的苛捐雜税合併稽徵,做到他所謂的“苛而不擾”。四川鹽税穩當可靠,向為軍閥所垂涎,而川鹽的產區與銷區,時由第二十四軍和第二十一軍分別割據,兩軍為向兩區輪流提取鹽税,爭論多寡,時生矛盾。1928年成立兩軍財務統籌處,劉航深代表第二十一軍擔任副處長,兩軍以“產運結合”的辦法瓜分鹽税。劉航琛所謂整頓特税,是以“寓禁於征”為名,廣行蒐括之實。對鴉片煙產區固然大抽煙税,對不產煙的地區,也一律派以煙苗捐。他還在各地成立禁煙查緝處或稽徵所,名曰收繳税捐,實則辦理煙土的外運內銷。1930年,劉航琛建議成立了第二十一軍總金庫,自任收支官。劉以金庫名義發行糧契税券,規定納糧必用,實際上是變相的發行鈔票,至1934年發行額達數百萬元。金庫還大量發行各種庫券、公債,交由金融業推銷。從1932年3月到1933年10月,發行債券高達四千一百餘萬元。以上措施從財政上有力地支持了劉湘,使劉湘得以打敗第二十四軍劉文輝,獨霸全川。

劉航琛為了取悦於劉湘,早在1928年即從財政處按月撥出十萬元存入劉湘賬上,供其自由支用,既為劉湘提供了方便,又杜絕了第二十一軍將官借劉湘名義向財政處任意索取。劉航琛又將購買武器所得回扣二十餘萬元,全數交賬,不入私囊,以求取信於劉湘。劉湘對劉航琛聚斂有方,十分讚賞;但又認為他居心叵測,難以駕馭。1933年,劉湘受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綏靖主任,在籌組四川省政府時,財政廳長一席沒有提劉航琛。這時,劉擔任第二十一軍的駐南京代表,千方百計結交國民政府的達官顯貴,取得了財政部長宋子文的賞識。在宋的支持下,1935年2月他終於當上了四川省財政廳長。

劉航琛就任四川省財政廳長後,兼四川省銀行總經理。為整頓四川財政,他開辦了“財訓班”,培植一批親信,派往省內各地財税機關。他亟力整頓田賦,當時各縣的錢糧,全川每年共可以收得七百多萬元,加以從“統一田地買賣和典當税率”中的收益,徵收驗換契紙費,加重屠宰税附加,繼續徵收禁煙税等等,一年共蒐括四五千萬元。從1936年起,又徵收營業税,按照各企業的營業額提取百分之三為省地方收入。其時,國民政府已推行法幣政策,地方銀行不得發行紙幣。但劉航琛仍以四川省銀行名義發行大量輔幣,到1937年10月,實際發行額已近一千萬元。從省政府成立到抗戰開始,還先後發行了各種名稱的公債達一億四千五百餘萬元。劉航琛多方蒐括,扭轉了四川財政的困難局面,做到收支平衡,還有結餘。

劉航琛力圖以經濟實力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再以政治勢力來維護和擴張他的經濟實力。初進第二十一軍即對劉湘獻策:搞財政不能不同金融業和商幫打交道,要利用他們的實力。1930年9月,他請準劉湘創立川康殖業銀行,宣稱資本額為四百萬元,實則只是從禁煙款下拿出六十萬,另加一點商股,不過一百萬元。從此他亦官亦商,在金融界擴展實力,利用劉湘交付的軍火款,在川康殖業銀行經銷公債,發行無息存票,攫取一般商業銀行所不易得到的厚利。抗戰爆發後,他又趁勢合併了重慶平民銀行和四川商業銀行,改組成為川康平民商業銀行,自任董事長,集股三百五十萬元,資本額冠於川幫銀行。他對重慶鹽商組織的川鹽銀行早存覬覦之心,通過他與滇行董事長吳受彤的關係而入股為董事,1937年吳受彤病危,力薦劉航琛繼任,劉如願以償,擔任了該行董事長,逐步攫取了該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股權。劉從此控制了川康、川鹽兩行,儼然成為重慶金融界的大亨,聲勢煊赫。

1935年,聚興誠銀行存户向財政廳控告該行舞弊,劉航琛也早想插手聚興誠,藉此事件即以財政廳長名義,密令重慶市長張必果提走聚行賬簿,迫使該行總經理楊粲三接納劉航琛入股,擔任了該行常務董事。1937年,重慶商業銀行因賭公債失敗,發生擠兑風潮,向川康、川鹽告急。劉不但拒不借款應急,反要求有關當局下令關閉重慶商業銀行。劉航琛挾持川康、川鹽兩行的資金,大量投資工商企業,幾年中攫取了重慶金融工商界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等七十多個頭銜,控制了重慶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廠、和沅豬鬃公司、興華保險公司等重要經濟事業,還掌握着《商務日報》、《益世報》、《新民報》等新聞機構。

1938年1月劉湘死去,王纘緒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對劉航琛素有惡感,下令徹查財政廳賬目,並擬逮捕劉航琛,劉聞風逃往香港。次年王纘緒下台,劉航琛在杜月笙、顧嘉棠支持下回到重慶。他大力整頓川康、川鹽兩行人事,大搞黃金、棉紗、藥材等投機買賣,不斷壯大自己經濟實力。

1941年,重慶糧食供應出現危機,國民政府糧食部長徐堪委劉航琛為糧食部特派員,去四川各地催調糧食。劉帶領川康、川鹽兩行親信,分路巡視各縣,利用過去分佈在各地的“財訓班”人員和袍哥勢力,籌集到了一批糧食,從而當上了陪都民食供應處長。1942年劉航琛升任糧食部常務次長,但不久受到排擠而下台。

抗日戰爭勝利後,劉航琛認為今後上海是金融業的前線,重慶是後方。他立即將川康銀行總管理處遷往上海,並在上海成立了川鹽、川康、和沅、電力公司等單位聯合辦事處。為了使“業務日臻現代化”,又在重慶以川康、川鹽兩行,聯合寶沅、沱江、華西、電力等十八家銀行、廠礦、公司,設立一個“聯合經濟研究室”,撥資兩萬美金,蒐集有關經濟情報。

1946年,劉航琛到上海,夥同四川旅行社總經理汪代璽,拉上杜月笙、顧嘉棠,籌組利濟輪船公司,希圖開辦海運事業。天主教南京主教於斌答應把天津教區的一部分海船交給他,李宗仁也表示願意把正在籌辦的一家海運公司交與他經營。1948年4月,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劉竭力為李宗仁拉選票,耗費頗巨。1949年1月,國民黨政權面臨全面崩潰,蔣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6月,劉航琛在廣州當上了經濟部部長。他見該部所屬香港國外貿易事務所存有鎢、銻、錫外銷礦產品,總數約值美金五六百萬元,遂見財起意,一面誘使該所所長郭子勳出國“考察”,一面組織商號,企圖將全部礦產品收買過來,予以吞沒。該所員工識破騙局,成立保護礦產品委員會進行抵制。劉航琛為此控告到香港法院,經法院判決,該礦產品暫時凍結。以後由香港當局移交給了新中國。

不久,國民黨政權全面崩潰。利濟輪船公司兩艘舊船靡費甚多,而李宗仁、于斌的許諾都不兑現。公司尚未組成,即告破產。劉航琛的老巢川康、川鹽兩行,由於投資多,虧空太大,特別是大量資金被抽到利濟輪船公司,難以週轉。劉曾挪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港幣二百萬元匯渝解救,亦無濟於事。劉航琛後去重慶,10月中旬攜眷去香港,以後又到了台灣。蔣介石藉口劉航琛對經濟部事務交代不清,下令逮捕懲辦,後經何應欽、張羣等人説情,取保釋放。

1975年9月28日,劉航琛在台北病故。 ^[2] 

祖父：劉德欽，號敬亭。 ^[3] 

父親：劉澤意，號子修。 ^[3] 

岳父：李春譚。 ^[3] 

妻子：李世芹，字泮香，1913年與劉航琛結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