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陶

十二、三歲時，隨其父學道士。十六歲時曾私自逃跑入重慶城內，到同鄉劉老德所開設的綢布店學做生意。劉老德嫌其遲鈍又貪睡，轉介紹去全信裕商號當學徒。

全信裕是金秀峯(外號“金十萬”)所開設的商號，經營的業務，上貨以匹頭為大宗，兼辦棉花、百貨；下貨販運白臘、桐油、成都蜀錦等。劉繼陶到了全信裕後，再不貪睡，謹慎從事，博得金秀峯的歡心，對他加以培養。出師以後，當上了先生，後來又派他到外莊進貨，他所經辦的事，也都處處順手，無往不利。

咸豐十年(1860年)，金秀峯派他到成都追收客户貨款，並吩咐他將款就地採購貨物運渝。當時成都市面銀根吃緊，客户交不出現金，而將歷年積存的滯銷品絲棉花邊(俗稱“闌干”)作抵。劉裝船東運，途經嘉定，遇險翻船，他把打撈起來的水漬貨運回重慶，深受老闆責備。

無可奈何，劉繼陶只好將全部水漬闌干送到染坊，染為青蘭二色，下運宜昌、漢口推銷。闌干乃婦女服裝和清軍軍服鑲飾衣邊所用，貴在色彩絢爛，但青蘭二色過於樸素，即使削價，也難以脱手。

事有湊巧，時值咸豐皇帝逝世，全國百姓都須縞素，不能穿紅着綠，劉繼陶運抵宜昌和漢口的青蘭二色闌干，恰逢其會，意外的得到暢銷，轉禍為福，獲得幾倍厚利，全信裕年終結算盈餘，劉繼陶也從中分得了一筆優厚的紅酬。

劉繼陶販運闌干獲利，被人們傳為趣談，他在商場中，從此有了“福將”的名聲，金秀峯對劉也格外信任，逐漸將號上重要事務委託與他。光緒元年（1875年），金秀峯不幸得病癱瘓，不能到商號料理業務，就派他為大掌櫃，全權主持全信裕的業務。

光緒四年(1878年)，金秀峯病死，其妻金陶氏無意繼續經營，將全信裕結束。因劉繼陶對金家的生意頗有勞績，金陶氏分給了他一萬多兩銀子的酬勞金，並將客户所欠的貨物尾款一併轉贈與他。當時商場中一些人認為他會做生意，都願與之合夥經營，於是，劉繼陶就將分得的錢，加上湊集的股金共約五萬兩銀子，組成德生義商號。

德生義創立，承襲了全信裕的全部業務往來，並以經營山貨、藥材為主，加上劉繼陶本人的聲望和他的鋭意經營，不到兩年的時間，德生義的資金，就積累到十萬兩銀子以上。之後，劉繼陶更加放手經營，不斷擴大業務，曾先後派出他的學徒陳吉安、孫筱叢等深入滇、黔產地大量收購山貨、藥材。劉繼陶培養學徒，首先是派到滇、黔等省邊遠山區去出莊收購，經過兩三年的艱苦磨鍊，再調回重慶委以重任。他也經常親去這些地區視察業務並向出莊人員傳授收購物資的生意經。

他經營德生義十多年，一帆風順，盈利越積越多。特別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後，餘棟臣反情滅洋的農民起義在川東爆發，川江木船運輸，受到威脅，重慶市場緊張，物價大跌，一般商人害怕風險，大都停手；而劉繼陶卻趁此機會，大量收進下貨，同時，責成宜、漢外莊多進棉花、布匹等。後來餘棟臣起義被清朝鎮壓下去，軍務平息，重慶市場缺貨，物價陡漲一、二倍，德生義經營的上下貨，恰好碰上檔口，賺了二十多萬兩銀子，連同當時德生義的資金號稱百萬。劉繼陶遂成為重慶最早的一個“百萬富翁”。

劉繼陶年近六十後，精力不支，退居幕後，結束德生義，將德生義三字拆開，先後成立了德厚榮、聚義生和同裕義三家字號。劉繼陶的全部資產，除一部分投入房、地產外，大都由德厚榮繼承下來，成為劉氏後裔獨資經營的企業，以他的親外侄蔣沛霖主持業務，聚義生則由他的另一親戚黎煥章負責經營同裕義交，由學徒李迎春等負責經營。

當時劉繼陶培養的經營人材，已經分化為新舊兩派，如劉華庭、陳吉安、黎仲賢、化雨波、牟錫卿等屬於舊派，一向採取穩紮穩打的經營作風，在每年農曆除夕前，常常集中生銀於總號，結算庫存打八折。新派則以蔣沛霖為首，主張“錢不落空”，把業務擴展到省外，因而頗得劉繼陶的歡心。由於新舊兩派的矛盾，舊派掌管的聚義生與同裕義相繼與劉家脱離了關係，同裕義後來發展成為重慶著名商號之一。

劉繼陶腰纏百萬，自然成了官府勒索的對象。他在臨江門馬家巷新建漂亮樓房一幢，因其屋頂高於夫子池文廟，被巴縣知縣耿士偉加以“欺聖”罪名，拘案傳訊，責令他捐款修文廟了事。因此，他到了晚年，延請名師如資陽舉人蘭子方設館於家，嚴格督課他的兒孫習科舉之業，並築“傳經”書室，藏書近萬卷。

劉繼陶活了六十二歲，於光紹二十六年(1900年)死去，他的子孫曾耗費了兩萬兩銀子在磁器口附近給他修建了一座大墳園(人稱“劉家墳”)，採用峽石塑造的人物形象，極盡精雕細刻之能事，還特別請了當時的狀元為他寫了一篇墓誌。解放後，有人在其墓碑上題詩説：“翁仲都成潦倒身，空餘墓表護碑亭，狀元縱是生花筆，難抹一生剝削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