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綬松

1952年任武漢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講中國文學史，1955年出版《文藝散論》（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曾於武漢大學講授毛澤東詩詞，深受學生歡迎，並撰有《崇高的理想，豪邁的詞篇——讀毛主席<崑崙>》（《文學知識》1958年第3期）、《讀毛主席<婁山關>》詞（《文學知識》1959年第8期）、《讀<毛主席詩詞>》（《武漢大學學報》1959年第10期）等文章。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作家協會，任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出版《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被定為高等院校教材。1958年出版論文集《京郊集》。1961年赴北京擔任《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委、副主編。次年當選為中國作協武漢分會副主席。還曾任《長江文藝》副主編，武漢市文聯常委、文學部部長，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團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1969年3月16日與其妻張繼芳一起自縊，含冤辭世。

《中國新文學史初稿》是高教部委託出版的高校現代文學史教材。在緒論裏，他闡發了研究現代文學的三大任務和目的：第一，敍述“五四”以來先驅者使用文藝武器與統治階級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實況；第二，把各個歷史時期的戰鬥史實和經驗加以正確的敍述和總結；第三，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不過，在當時政治文化的主導下，他強調説：“必須在新文學史的研究工作中，劃清敵、我，分別主、從。”在這樣的文學史框架中，朱自清、戴望舒等作家，必然要作出低調的處理。然而，到1958年，留給這位現代文學學科奠基者的只有“檢討”。他在《〈中國新文學史稿〉的自我批判》中説：“我錯誤地肯定了許多反動的作品，把毒草當作香花，起了很壞的影響。胡風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還特別立了一節談《七月詩叢》，究竟我肯定這些作品的什麼東西呢？翻開我的書，不外是“情感豐富”之類的詞句，而脱離了作品的思想內容和政治傾向，……我還肯定過丁玲的反黨作品《在醫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時候》，馮雪峯的《靈山歌》和《鄉風與市風》等雜文集；對這些毒草的內容我毫無批判，而是當作香花來肯定了，這除了説明我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們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難用其他原因解釋的。”

即使如此檢討，他還是難逃文革厄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開始展開。時任湖北省文聯主席、省作協主席的駱文同志首先提出為劉綬松平反昭雪。開始，遇到的阻力很大，經過一番鬥爭，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深入調查，認真審閲調查報告，親自起草平反文件。終於，得到了武漢大學黨委的同意和支持以及家屬的配合，在武大體育館召開了“劉綬松平反昭雪大會”。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了《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8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劉綬松文學論集》。

劉綬松，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授，他的妻子張繼芳是該校職員。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們夫婦都被“隔離審查”，1969年3月16日劉綬松張繼芳夫婦一起上吊自殺。當時40來歲。

張繼芳曾經在抗戰期間在重慶當過廣播電台播音員以及參加過“三青團”，被指控為“特務”。劉綬松被指控為“交代問題不老實”。當時有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領導“運動”的“軍工宣隊”威脅要把劉綬松當作 “從嚴處理”的“壞典型”處理。

1969年3月16日是星期日。劉綬松和張繼芳得到允許從被“隔離審查”的地方回家。他們回到在武漢大學一區的教工宿舍後，在家裏樓上堆雜物的小閣樓中豎起一張單人木牀，然後一邊一個，在木牀欄杆和牀腿上，上吊自殺。他們的骨灰沒有準許留下。

劉綬松和張繼芳夫婦留下了在中學和小學上學的孩子以及劉綬松的老母。他們死後，武漢大學收回宿舍。劉母只好隨孩子們“下放”農村。文革後，劉綬松夫婦被“平反”後，學校“照顧”他們最小的孩子到中文系當了資料員。

1955年春天，中國作協武漢分會召開作家會議，討論創作問題。《長江文藝》編輯部也邀請一些通訊員列席，我也是列席的通訊員之一。兩三天的小組討論，我剛好在劉先生的那個組，總坐在劉先生身後一排。自己作為一個學習寫作的青年，只是傾聽作家們的討論，始終不敢發言。

劉先生幾次轉過身來低聲對我説：“你也説説吧。”休息時也鼓勵我：“有什麼意見、感想，大膽講。”我深深感到他對我的關愛。那時，我寒假寫的一首長詩習作，《長江文藝》編輯部已提出修改意見。散會時，編輯部的同志對我説：“稿子修改後，先交給劉先生看看。我們已同劉先生説過了，他很高興，答應了。”回校後，我把修改了的稿子送給劉先生，他很快就看了。我到他家拿回稿子時，他説：“有些筆誤和錯字我都改正了，寫得不錯，題目也好。

”表示沒有什麼意見，讓我寄出。對我今後的學習和寫作，説了不少熱情勉勵的話。這篇習作就是1955年6月號《長江文藝》發表的長詩《百鳥衣》。此後，劉先生對我的創作一直很關心。

在校園路上相遇，向他問好致敬時，他總會停下説幾句，問最近又寫了些什麼。有時我説忙於功課，很少寫。他説：“時間少，你可以寫些短詩，要多練習。”當年大學中文系的培養目標是師資和研究人才，並不提倡學生文學創作。劉先生對我的創作的關懷和鼓勵，也是難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