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禮年

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國共產黨員。

1929年，任連政治指導員。

1930年，入紅軍學校學習。

1931年，任團政治委員。

1932年，任師政治部主任。

1934年，隨紅6軍團突圍西征，後參加長征。

1935年，任紅6軍團第16師第47團政治委員。

1936年，任紅6軍團第16師政治部主任。

1937年1月，紅6軍團縮編，任第53團政治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359旅第717團政治委員。

1938年，隨部隊開赴山西寧武縣抗日前線，在一次巡視陣地時，被日軍炮彈擊中頭部，壯烈犧牲。

“勇敢上前線，努力殺敵人”這是紅軍戰士劉禮年的大哥勉勵他參軍的話。由於不甘心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壓迫，劉禮年十三歲就參加了紅軍，他牢記大哥的囑咐，在革命的隊伍中英勇奮戰，屢立戰功。從長征途中到抗日前線，由一個紅少年成長為工農紅軍的年輕指揮員。

劉禮年是蓮花縣路口鄉人，1915年生。1928年參加紅軍。那時他不僅年齡小，個子也矮，帶的短槍還長的打小腿。戰士們都叫他“小鬼”。所在那個連的連長見了他，就對排長髮脾氣，説：上級怎麼搞的，收這麼個孩子來當紅軍？但是過了三個月，對他熟悉了，又覺得這孩子聰明伶俐，辦事穩重，很有主見，所以很多事都樂意交給他辦，甚至重要事情也找他商量了。

劉禮年在部隊進步很快，十四歲當連指導員，十六歲當團政委，十七歲任師政治部主任。他作戰勇敢，衝鋒陷陣，如猛虎下山，威不可擋。但作為指揮員，卻又有勇有謀，在沒有充分把握之前，決不任性輕敵。有一次，部下一位連長，見劉禮年年紀輕輕就擔任部隊領導職務，認為他只是僥倖獲得提升罷了，決沒有什麼實際本領。但當接觸敵人時，見劉禮年沉着冷靜，指揮若定，從容帶領部隊打垮了敵人的進攻，這才真的佩服他。1937年，劉禮年所在部隊由一個軍縮編為一個團，叫七一七團，是個有四千人的大團。10月份，團政治委員（原叫政宣局主任）劉道生調走，由劉禮年接任七一七團政委。

劉禮年不僅作戰英勇，而且能文能武，工作能力強。長得又很漂亮，會搞文藝，還會編歌曲。長征途中，不管炎熱酷暑，還是天寒地凍，他總是走在隊伍前頭，為了鼓舞掉隊的戰士趕上隊伍，他總是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編出各種鼓動口號，以及快板、歌曲等，交給宣傳隊去宣傳，每次歌曲編出後，先教政治局的同志，然後幾個人分頭到連隊去教。有一天晚上，天氣很冷，幾個負傷的同志沒有趕上隊伍，大家都垂頭喪氣，沒有勁頭再趕路了。突然其中有一位説：你聽，誰在唱我們劉政委編的紅軍歌曲呢？於是片刻間大家精神都振作起來了，幾個人唱着歌，繼續往前趕，不久就發現了篝火，找到了隊伍。這雖然是一個傳説，但也可以説明劉禮年的宣傳工作在當時是很有成績的。劉禮年身體本來就很單薄，以後在一次戰鬥中又中了彈，子彈穿過臉部，留了一個疤，不但破了像，而且以後內傷經常發作，日夜發寒發熱。他有股拼命精神，為了革命，甘願吃苦，不怕犧牲自己的一切。他當團政委從不騎牲口；當時幹部都帶手槍，而他卻背馬槍，帶子彈袋。行軍時，他不管馬伕、伙伕，總是和你肩並肩走，一邊行軍，一邊瞭解同志們的思想和生活情況。一到宿營地，更是忙個不停，要把全團幹部戰士的住宿和膳食安排好了，他才安心去幹其他事情。有一天晚上他發高燒，還支撐着病體下去查牀鋪，給戰士們蓋被子。有個戰士醒來，摸到劉禮年那隻滾燙的手，不覺感動得熱淚盈眶。

正因為他克己愛兵，所以受到廣大幹部戰士的歡迎和愛戴。他下去調查的情況，保證都是真實的。有些幹部之間不和，他一找談話，就解決了問題，批評了的人也心情舒暢，從不罵人。無論是誰，沒有一個講他不好。他民主作風極好，遇到問題，總是分頭爭取各級幹部和全體戰士的意見，從不一人説了算，即使有不同意見，也是堅持擺事實，講明道理，耐心説服。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挑起戰火，侵略中國領上，蹂躪中國人民；而國民黨反動派卻一味妥協退讓，不予抵抗。目睹內憂外患，作為一個愛國青年，劉禮年在長征北上抗日途中，經常給家中寫信，用筆墨向他大哥傾吐胸中愁懷。1936年底，發生“西安事變”，在全國人民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同意國共合作，一致對外。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終於全面爆發了。得到這個消息，劉禮年欣喜欲狂，他到處奔走，給戰士們講團結抗日的偉大意義；並且編寫抗日宣傳提綱，抗日救亡歌曲，向廣大羣眾進行宣傳。這期間，他也多次向親友寫信，表示自己獻身抗日和民族解放事業的信心和決心。

1938年，劉禮年隨部隊開到山西寧武縣城抗日前線。在這裏，日本人有兩個主力連，等於兩個團的兵力與我們交戰。而劉禮年所在的一二O師三五九旅七一七團因為長途跋涉，減員很大；而且武器裝備不如敵人，形勢是嚴峻的。但劉禮年和所有八路軍將士一樣，深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有必勝的信心。就在交戰前的一天清晨，劉禮年坐在指揮所裏給大哥寫下了最後一封信：

大哥：

半年來未通訊了，弟現在八路軍（即原紅軍改編的）服務，現在國共合作成功了，我軍隊伍開到晉北抗日最前線打日本，打了幾個月了，打了許多勝仗。此時我正在向敵人衝鋒，因此不能多寫，詳情以後再告。

晉北的氣候，早晨多霧，有時對面不見人。在一片霧靄迷濛之中，劉禮年和團政治局鋤奸部部長老袁走出指揮所，一道去巡視陣地。不遠處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和炮聲，敵人很快就要反撲了。兩人很鎮靜地站在山頭上，老袁端起望遠鏡向遠處觀察。劉禮年忙命令説：“老袁，你快下去，這裏不安全！”老袁猶豫了一陣，經不住他一再催促，才慢慢走下山來。剛走到半山腰，只聽得山頭上一陣巨響，接着是一片火光，敵人一下子幾十發炮彈都落在山頭指揮所中，下來的人都非常擔心劉禮年安全，焦急地停下來觀察動靜，果然不久劉禮年就被擔架隊抬了下來，是頭部中彈，傷勢很重，抬到半途心臟就停止了跳動。劉禮年犧牲後全團幹部戰士都痛哭起來。劉禮年犧牲時才二十三歲。 ^[1] 

劉禮年同志是三五九旅七一七團的政治委員，我們全團幹部戰士聽到他的名字就感到特別親切，大家從內心中尊重他、欽佩他。

劉禮年是江西省蓮花縣人，從小參加了革命，因為聰明能幹，工作積極作戰勇敢，十五歲就當了連政治指導員。他當指導員時，被一條駁殼槍槍殼尖打在腿肚子上，開始有人看不起他説：“哼!還沒有連部的勤務兵高。”但是由於他工作以身作則埋頭苦幹，同戰士們打成一片，關心戰士們的生活和疾苦，在吃飯困難時，他寧願自己餓肚子也要讓戰士們吃飽。在行軍中他常常替掉隊的戰士背槍揹包。特別是在戰鬥中，他總是衝鋒在前退卻在後不怕流血犧牲。本來他是一個眉清目秀英俊漂亮的小夥子，但在一次戰鬥中他向敵人衝鋒時，被一顆子彈打穿了臉部，因此，臉上留下兩個深深的疤痕，嘴巴也歪了，可他卻毫不在意。他因出色的工作贏得了全連的肯定，幾個月後，全連同志都伸出大拇指誇獎他是個好指導員，就連該連連長也都敬佩他。

一九三五年，我們部隊撤離湘鄂川黔蘇區開始長征，他那時在紅六軍團十六師任團政委。長征後期他擔任師政治部主任，當時他還不滿二十歲。一九三七年八月，紅軍改名為八路軍，紅六軍團改為一二零師三五九旅七一七團。紅軍改名後，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團只設政訓處，主任是由原紅六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劉道生同志擔任。同年年底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劉禮年同志被任命為七一七團政委。由一個軍改為一個團，許多幹部都降了幾級。可是他幾乎沒有降級，這説明他是一個年輕有為的優秀幹部。

劉禮年同志在七一七團任政委期間，仍然保持了紅軍時期艱苦樸素的作風。那時候團政委一般都住司令部，但是他不住司令部，而是和政治處劉理明主任還有我住在一起，從不單獨住一間房。我當時在七一七團任鋤奸股長。開始我很奇怪，問他：“你為什麼不單獨住一個房子呢?”

他反問道：“一個人住一間房子是為了擺格麼?”我沒做聲，他又笑着説：“我們在一起住不是更便於商談工作嗎?”按照規定，團以上幹部都佩戴小手槍，但是他不佩帶手槍而是背一支馬槍和步槍子彈，穿戰士服裝和草鞋，所以很像一個通訊員，根本看不出他是個領導幹部。在生活上他也是和戰士們同甘共苦從不搞特殊。有一次他的警衞員看他工作忙生活又艱苦，怕累垮了他的身體，於是叫廚房單獨給他炒了一個菜。這事他知道後，將警衞員叫到跟前嚴厲批評了一通，從此以後，警衞員再也不敢單獨給他加菜了。組織上給他配了一匹牲口，他也很少騎多數時間給傷病員騎，有時傷病員騎，不上去，他就親自扶他們騎上牲口，並吩咐馬伕要好好照顧傷病員，不要讓他們摔下馬來。馬伕見他經常把牲口讓給傷病員騎有些不樂意，嘟囔着説：“有牲口不騎自己走路，還要我去伺候人家……”劉政委聽到後對馬伕説：“我年輕身體又好，走點路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為革命負了傷，傷口還沒有好，走路很吃力，把牲口讓給他們騎，照顧他們不能叫伺候，我們應該講階級友愛嘛!”後來我和其他同志也都勸過劉政委，可是他始終堅持把自己的牲口讓給傷病員騎。

劉禮年同志工作特別深入。經常利用行軍走路的時間同下級幹部戰士以及勤雜人員在一起交談。他走起路來，總喜歡用一隻手抱着幹部戰士或勤雜人員的肩膀，有説有笑非常親熱，沒有任何官架子。一路上他問長問短問寒問暖問這問那。總之，部隊的思想情況、戰鬥情況、部隊管理教育的方式方法、戰士生活的好壞，有什麼意見等方方面面的情況他都瞭如指掌。由於他深入下層密切聯繫羣眾，體貼戰士們的疾苦，所以，連隊的同志對他的印象特別好!幹部戰士、勤雜人員都願意同他接近，有什麼心裏話都願意同他説，把他當成貼心人。我們警衞連有一個山西戰士名叫張大寶，因為嫌部隊太艱苦不想幹了，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劉政委，劉政委聽了覺得他很坦白，並沒有責怪他而是對他説了許多道理。最後張大寶的想通了，打消了不想幹的念頭。

劉禮年同志的民主作風也特別好。他處理問題從來不獨斷專行，不一個人説了算，他總是要徵求同級和下級同志的意見。大一點的事情他都要同其他團的首長商議辦。有關營裏的事他還要同營的領導商議，徵求他們的意見取得一致或基本一致後，他才作出決定。當時政治處除了一個刻蠟板搞油印的張棟同志外，只有劉理明主任和我兩個人。劉禮年政委、劉理明主任和我經常三個人住在一間房子裏，因此大事小事他幾乎都要同劉主任和我商談，徵求我們的意見和看法。有些事我認為徵求劉主任的意見就可以了，不需要徵求我的意見，但只要我在場他還是要徵求我的意見。他的這種民主作風使我們對他更加尊敬，在他的領導下我們的心情特別舒暢，幹起工作來也特別有勁頭。

劉禮年同志在戰時處理問題很有魄力，非常果斷敢負責任，敢挑擔子從不猶豫，因為在戰場上，時間就是生命。

劉禮年同志還善於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對落後的同志總是説服教育以理服人。一般犯了錯誤的人怕上級找他談話，但是我們團裏那些犯了錯誤的同志最喜歡劉政委同他們談話，劉政委談了話，包袱放下來心裏痛快了，工作幹勁就更大了。為什麼?因為他對犯錯誤的同志從不吹鬍子瞪眼，不謾罵不諷刺不挖苦，而是和風細雨的講道理指出他錯在哪裏，錯誤對個人對革命事業有什麼不好，如果認識不到，不改正錯誤讓它繼續發展下去，又有什麼壞處等等。這樣，凡是犯了錯誤的同志很快就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真正做到口服心服。

有一個連隊幹部犯了錯誤，劉禮年政委找他談話，這個幹部來時低着頭，眼裏含着淚水情緒非常低落，但是經過劉政委談話，這個幹部的情緒馬上變了，出門時臉上還掛着笑容。另外，有個單位幹部之間關係不好，劉政委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找雙方談話，問題就解決了雙方都表示滿意。

劉禮年同志對原則問題從不馬虎，對不良傾向從不妥協敢於鬥爭，對工作嚴肅認真，對同志平易近人，他的性格開朗，什麼時候都很樂觀，在非工作時間愛開玩笑。例如：他在晉西北同我們政治處的同志開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玩笑，他説：“我們政治處有個幹事，家有兩棟一串院，十一口人吃飯，四十五畝地，本人漢口做生意。”要我們分析這個幹事是什麼成分?有的説是地主兼商人，有的説是富農，有的説是富裕中農。但是他笑着説：“都不是。”他解釋説：“兩棟一串院即一個破房子兩個大窟窿(洞)，從東邊進從西邊出;十一口人吃飯既是一個人吃飯，是個單身漢。四十五畝地即事實上沒有(無)地。本人漢口做生意，即他是一個靠吹嗩吶過日子的人。”他説完後大家都笑痛肚皮。因為他到過這個幹事的家裏，對這個幹事的情況很熟悉。

當時我們部隊新戰士很多，想家的現象比較嚴重，但是部隊又缺少文化人，為了活躍部隊和鞏固部隊，劉禮年政委自己編了一支鞏固部隊士氣的歌，首先教會劉主任和我，然後我們三個人分工各去一個營教歌。部隊自從唱會這首歌，開小差的人減少了，因為這支歌的內容很好，聽了很感動唱起來也很有氣魄。

劉禮年同志也有缺點，他有事愛喝酒，喝了酒話就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在山西忻縣官莊，他喝了酒有些醉，同部隊講話一講就講了兩個多小時，有些話重複了好幾次。當時天氣很冷部隊有些不耐煩了。因此我向他建議：“你講累了，今天就講到這裏，下次再講吧。”他同意了。回到團裏他的酒醒了問我：“我講錯了沒有?”我説：“錯是沒有錯，但有些重複，戰士們聽了不耐煩。”他皺着眉頭思考了一會兒，説：“今後我一定注意!”自那以後，再沒有見他喝酒誤事。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們一二零師奉命反攻同蒲路，七一七團在忻縣一帶先後攻克平社、豆羅等車站。在平社車站反攻的第一次戰鬥中，一營全殲了該地守軍，活捉了十七名日本鬼子。同蒲路戰役我軍打得日寇驚慌失措，因此調來後宮等師團由大同向我晉西北地區進攻。二月至五月間，我們團又參加了收復晉西北之河曲、保德、偏關、岢嵐、五寨、神池、寧武等七個縣的戰役。打了三井後，部隊緊接着猛追日寇並連續收復了幾個縣，我們追到寧武將鬼子包圍在縣城內。劉政委在寧武城東邊一個小山頭上指揮，當時政治處主任譚文邦，組織股長廖明，教育股長熊晃

①和我都在指揮所裏，這時敵人已經被我我們打得走投無路要同我們拼命，劉政委見指揮所裏不安全，就要求我們離開這個地方，我們不想離開，就對他説：“你不怕，我們還怕什麼?”

他拿着望遠鏡一邊觀看，一邊嚴肅的説：“我要指揮打仗，你們沒有指揮任務，趕快離開這裏!”於是，我們離開了指揮所，剛下到半山腰，鬼子的幾十發九二式鋼炮炮彈就落在指揮所，我們立即返回一看，劉禮年政委頭部被炸開，人已經犧牲。見到他的遺體，我們幾個人忍不住立即痛哭起來。

劉政委光榮犧牲，我們全團沒有一個人不傷心流淚，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個文武雙全的好領導好乾部。至今，我們仍在懷念着他!註釋：①熊晃：湖南省瀏陽縣人。原新疆軍區副政委。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