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珍年

劉珍年，1898年生於直隸省南宮縣劉家莊(今屬河北省南宮市王道寨鄉)一個地主家庭。祖父劉黨升在清末作過武衞校尉(例授徵仕郎)，至其父劉書雲這一代，家道衰落。劉珍年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姊，下有兩弟。四歲喪父。幼年在鄰村寺旺受私塾教育。年十四時，與本縣東趙守寨村田玉存(時年十九歲，後更名國珍)結婚。十五歲去威縣賀釗村一家雜貨店學徒，因不堪店東虐待，用燒火棍打了店東，被趕回家。1914年秋，在外祖父的資助下，進南宮縣立中學甲班讀書，是年長女恆馨出生。劉珍年在中小學時代，性格倔強，喜好拳術，字寫得好，學習成績亦佳。1918年中學畢業，於8月赴北京考取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同年得子，取名恆敏。保定陸校需先經入伍一年，而後於翌年7月正式進校，編入步兵第八期第一隊。劉珍年學習勤苦，成績優良。1922年7月畢業，經人介紹，投奉軍第一師李景林部，在軍官教導團迫擊炮科見習，嗣任排長、連長。不久被選送東北講武堂學習迫擊炮，結業回隊任迫擊炮連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劉珍年指揮六門迫擊炮一舉摧毀直軍陣地，為奉軍步兵進攻開闢了道路，這是他第一次嶄露頭角。戰後升任團副，不久又轉任營長。

1925年冬，馮玉祥國民軍發動反奉戰爭，李景林部失敗，劉珍年在北倉戰鬥中，腦蓋骨被子彈擦去寸許，在天津東亞醫院治療半年始愈。後來，他常自稱這個傷疤是“軍人之花”。出院後在北京虎坊橋賃房小住，讀書自娛。不久又投直魯聯軍，任褚玉璞部第十六旅旅長。旋因過失，被褚責打一百軍棍，革去職務。劉珍年乃於1926年秋率部分親信從直隸去山東投奔張宗昌，任張之“模範團”第二營營長。在該團訓練中，劉營成績突出，頗遭同僚妒忌。有人勸其稍自溈謙，以避微詞。劉泰然對曰：“這有何妨!‘微雲綴月，適增其美’耳。”

1927年春，“模範團”擴編為兩個旅，劉任其中一個旅長，歸第二軍軍長張敬堯、副軍長班平秀指揮。該軍在安徽等地與北伐軍作戰，屢戰屢敗，同年秋退到魯南滕縣一帶。劉對人説；“張敬堯滿嘴胡説八道，老班胡吃悶睡，這種廢物統帥打仗，豈能不敗?”面對北伐軍凌厲攻勢，班平秀一籌莫展，乃請張宗昌將不足兩千人的殘部交劉珍年整頓，他欣然履任。部下或勸劉：“張(宗昌)、褚(玉璞)覆滅在即，咱們何苦接這個破爛攤子。”劉慨然曰：“前漢亡去有後漢，他們不幹咱們幹！吾輩學當致用，建功立業，此其時也。”劉奉命率這部分殘破不堪的隊伍，編成一個團，屬第四軍軍長方永昌指揮。劉大刀闊斧，嚴加整訓，使這支部隊的面貌為之一改。方永昌由此對劉的治軍才能頗為欣賞，任命他為第一二一旅旅長，並向張宗昌保舉劉任該軍參謀長。1928年夏，北伐軍進攻山東，張宗昌敗退冀東，任命方永昌為膠東防禦總指揮，第十三軍軍長劉志陸為副指揮，統轄魯軍殘部開往膠東，以備將來東山再起。方永昌不久遁往大連，復將部隊交劉珍年掌握。劉乃自稱軍長，從此以後，在他的軍人生涯中，翻開了自立門户、爭霸稱雄的一頁。

1928年5月，劉珍年與劉志陸兩部交錯駐紮於昌邑、平度、掖縣一帶。劉志陸率先與南京國民黨政府拉上關係，將五色旗換成青天白日旗，並一再致書劉珍年，要求他“改旗換元、共襄大業”，實際上意在吞併。6月10日，劉志陸以開會為名，將方永昌軍四個旅長中的三個(劉珍年託故未去)摘去兵權。劉珍年聞訊勃然大怒，迅即聯繫其他三個旅採取一致行動，拒絕劉志陸改編。6月中旬，二劉在掖縣城一帶展開激戰。13日，劉珍年率全軍衝出掖城，大敗劉志陸於城西福祿山。

7月下旬，劉志陸復聯合張宗昌其他殘部如顧震、鍾振國等，從南、東北、西北三面重兵包圍了掖縣城。劉珍年授意掖縣民眾代表去見劉志陸，要求停止炮火攻城，以免殺戮百姓。劉志陸要代表轉告劉珍年：“總指揮(方永昌)既已棄軍他往，該第四軍自應由我副指揮統轄。若不聽命，我定以重炮夷平掖城，誅滅逆軍。”劉珍年立即掛起青天白日旗作為政治招牌，抗拒劉志陸。這時適逢方永昌自大連返回掖縣，方一到司令部，立即撕毀青天白日旗，怒斥劉珍年：“掖縣乃張督辦(張宗昌曾任山東督辦)家鄉，也是我方某的家鄉，你竟敢在這裏挑出青天白日旗來!目下戰事緊急，我暫不處理，看你此戰表現如何，戰後再説。”當夜，劉珍年指揮左翼軍率先攻至掖城西南二十里的鳳凰山，劉志陸軍西退，方軍全師掩攻，劉志陸大敗，逃往青島，通電下野。劉珍年譏劉志陸曰：“黔驢龐然，技止此耳!”

此役之後，劉珍年被方永昌任命為第一師師長，率部駐掖縣。然而他對方永昌的疑懼和忌恨終未消除，於是暗約駐蓬萊縣的第三師師長何益三殺方永昌，約團長劉開泰除掉方的親信、駐黃縣的第二師師長張藹亭。是年中秋節，劉開泰如約槍殺張藹亭及其親信多人。方永昌適至黃縣，聞第二師有變，急奔蓬萊何益三處，至蓬萊又悉何已去掖縣劉珍年師部。方見勢不妙，復棄軍下野，潛返大連。劉珍年乃取方而代之，同時與南京政府聯繫，重懸青天白日旗。蔣介石給劉部以暫編第一軍的番號，劉珍年任軍長兼第一師師長。

劉這時躊躇滿志，一改平素寡言鮮語的性格，動輒“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哪個不聽，就打他個兔崽子”!他軟硬兼施，將張宗昌在膠東的餘部及其他雜軍顧震、鍾振國(張宗昌乾兒子)、劉選來、施中誠等部，或武力吞併，或婉勸歸服，大體收拾乾淨，共編五個步兵師，另騎兵、炮兵、特務三個團，工兵、輜重、通信三個營。

9月14日，張宗昌、褚玉璞的直魯聯軍在昌黎、灤州一帶被白崇禧指揮的國民黨軍和張學良的奉軍繳械，張、褚逃往大連，但其野心不死，在段祺瑞和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於1929年2月19日，率方永昌、黃鳳岐等舊部及白俄分子組成的“毛子軍”在龍口登陸。已歸附劉珍年的第二師師長劉開泰、第四師師長李錫桐、第五師師長施中誠等又叛劉附張。張宗昌派人説服劉接受改編，劉提出要求先殺方永昌，再言其他。張命方離軍暫避，但方走後劉仍不聽命，張宗昌乃以武力解決。劉珍年因第二、四、五師叛離，本部只剩下自兼師長的第一師和何益三的第三師。劉奉蔣介石命令，將暫編第一軍縮編為新編第三師，劉任師長，何益三任副師長。劉命何在牟平城內外趕修工事，自己率部在福山縣一帶打了幾仗，終以眾寡懸殊，劉部不支，迤邐東撤。張、褚指揮其舊部和白俄軍，又勾結駐昌邑、濰縣的孫殿英部踵趾追擊。3月27日夜，劉軍放棄煙台，退守牟平。劉憑藉高厚堅固的城牆及預構的永久性工事，備足糧秣械彈，長期固守，伺機破敵。張褚軍號稱十萬，將牟平城團團圍住。自28日起，先以炮火轟城，4月9日以後，步兵晝夜輪番爬城。劉珍年親臨城頭督戰，為節約彈藥、以作持久計，他命城上士兵以開水、磚石、棍棒還擊，入夜則在鐵桶中燃放鞭炮，模擬機槍聲音，引誘敵人射擊，以消耗其彈藥。14日晨，劉命部隊出擊，激戰五小時，俘張褚軍七百餘人、白俄兵五十七名、督戰司令兩員、團長一員，繳獲步、手槍共五百餘支。此後兩軍每日隔城相對，形成僵持局面。張宗昌坐到系在城西一棵大樹的小板凳上，對城內嘶聲喊叫：“儒席老弟，快出來吧，自家人打什麼仗?我以前不知道部下有您這麼個好人材，班平秀也沒報告，我真是瞎了眼，班平秀也瞎了眼，我要是早知道，早就把全軍交給您指揮了。……儒席老弟，快出城合作吧!”劉珍年不予置理，張褚軍乃挖掘隧道，以炸藥爆破，城牆毀塌而修復者數次。劉珍年通過各種渠道掌握了張褚軍的虛實，制定了一個“鐵蛋碰雞蛋”的反攻作戰方案。他挑選三千精兵，披掛整齊，備足三日干糧，待充分休息後，於4月21日晚10時乘黑夜出東門，從敵人配備薄弱的空隙穿過封鎖線，集結於牟平城東七里的老人倉村，然後於拂曉前向士氣怠惰的敵軍奮勇出擊，連續作戰，務求全殲。出發前，劉珍年向出擊部隊講話：“敵人是七拼八湊的烏合之眾，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次作戰是以我節制之師，打敵烏合之眾，也可以説是以少數鐵蛋碰多數雞蛋，我鐵蛋雖少，但是必將大獲全勝!你們只要順利到達老人倉攻擊準確位置，我們就可以穩操勝券。到時候來他個左右大席捲，然後是縱深大掃蕩，再接上不分晝夜的大追擊，管保他們亂了隊，放了羊，官兵不見面，孩子離了娘，乖乖地繳槍投降。”部隊出發後，劉十分自負地對其部將説：“張、褚輩運用能力不過爾爾，摧枯拉朽，乃我指掌事耳!”

劉部下級官兵多系山東人，對張宗昌禍魯切齒痛恨，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進步政治工作已在該部產生了積極作用，更兼劉珍年知己知彼，這次反攻幾乎完全按照預定計劃一舉成功。22日凌晨2時，劉之突擊部隊從老人倉村兵分兩路，向城東北隅迂迴側擊，並以輕騎兵繞擊敵軍後方，張褚軍大亂，疑是南軍增援，紛紛向西潰逃。張宗昌在牟平城西七里店督隊肉搏數小時，終於不支。劉軍勇猛攻擊，窮追不捨。23日，張宗昌、吳光新(段祺瑞妻弟)等一干頭目乘船逃往大連；是日晨7時，劉珍年重佔煙台。僅一天一夜，俘敵五千餘名，繳步槍三千四百餘支、各種炮數十門、機槍兩百餘挺，自來得手槍五百餘支。劉軍繼續向西追擊張褚軍餘部，因動作迅捷，劉部一度追過褚軍，待發現失去追擊目標後，又掉頭搜尋。原來褚玉璞已率部進入福山縣城。

劉乃將福山城包圍得鐵桶一般，命令褚立即投降，褚派代表談判數次未能達成協議。劉珍年提出要褚之參謀長張駿出城面商，張墜城來見，卻被劉扣住不放。部屬中或以為兩軍交戰不應扣留軍使，劉珍年回答：“宋人呂東萊曰：哨口國之賢，敵國之仇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進而解釋説：“褚之左右多是飯桶，唯張駿陸大畢業，有些智能。那些土蛋一旦離開了張駿，就會昏了頭，不降何待?凡事既有經常，也有權變。古人云：兵不厭詐。我們扣下張駿，以賓禮相待就是了。”扣張後，劉命加緊攻城，他採用地道作業，近迫城基之下，準備以巨量炸藥爆破。福山巨紳林秋圃深恐家產受損，乃邀請煙台招商局長和美駐煙台領事出面調停。劉部提出：褚玉璞只要交出軍隊可以放他；士兵個人財物仍歸個人，願幹者留下，不願幹者可以回家為民。褚見大勢已去，自知孤城難守，乃表示只要保證其生命安全，條件可以接受。於是褚軍繳械投降。褚出城見劉，尷尬地説：“真是笑話，自己一家人打起來了。”劉冷冷地回答：“很對不住，督辦(褚曾任直隸省督辦)辛苦了，請到後方休息去吧。”

劉珍年將褚玉璞軟禁在牟平，並無立即釋放之意。褚之親屬故舊四處活動求劉釋褚，張學良也讓人傳話給劉：“你與褚過去都是東北軍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還是放了他吧。”劉要褚出二百萬元添助軍餉，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定為五十萬元。張意調解成功，乃派輪船，並由褚妾孫敬秋備足贖金，赴煙台接褚。這時，劉珍年在天津，其部下不敢專擅，密電請示，略謂：“款五十萬元已由匯豐(銀行)提出；褚某已解來軍部，大連接褚輪船現泊港外，是否開釋，請電示遵。”劉批“既已交款，應準開釋”八字。正待覆電，劉之秘書長進言道：“此事並不單純，還是再加考慮為好。”劉然其言，乃復：“款可照收。褚仍還押牟平，俟餘回軍再辦。”劉表面上對褚優禮有加，實則暗藏殺機。同年9月10日，劉命其親信第一旅旅長趙振起將褚秘密處決。趙當晚在宴請褚玉璞之後，持七音手槍，潛行至褚住室窗外，見褚正以骨牌占卜吉凶，便舉槍射擊，命中耳門，褚當場斃命。此事傳出，輿論大譁，鹹責劉言而無信，劉亦不以為意，甚至自認為是得意之舉。 ^[3] 

劉珍年驅張俘褚後，名聲大噪，同年夏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委員(當時省主席為陳調元)，戰後親赴南京向蔣介石述職，受到蔣及其他中央大員的熱情款待；途經濟南、天津、又受到陳調元、傅作義等人的隆重歡迎。此行大大擴展了影響，公事私事均甚順暢。劉珍年春風得意，野心膨脹起來。他常對親信部將説：“我們若有三萬人馬，便可馳騁域中。”並説：“若交給我一省或一國，無論軍、政，全部不在話下，必能臻於治境。”戰勝張褚後，劉之兵力減至不足四千。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他積極擴充武力，大量收編流竄膠東各縣的潰兵，強編從天津等地騙來的青壯“勞工”。不過數月，軍隊激增至兩萬餘人。為了解決武器裝備，他重金招聘技工，開辦修械所，修造武器，同時多次從德、日等國購置大批槍械彈藥。為了提高軍隊素質，他在煙台創辦了芝罘陸軍軍官學校。軍校半年一期，每期五隊，隊約百人，校長自兼。他常把芝罘軍校同黃埔軍校相比並，自測“前有黃埔，後有芝罘，以時間言也；南有黃埔，北有芝罘，以空間言也”。

劉珍年處世治軍有一套獨特的“理論”和辦法。他讓部隊學習他編寫的一些小冊子，要求官兵熟記他制定的一些訓條和口號，如“真革命的真革心，不能革心的是假革命”，“怕死的是孬種”，“同志不如同行”等等。1929年夏，劉從外地請來的新任參謀長一進辦公室，看到牆上貼着“同志不如同行”的訓條，詫異地問劉：“俗話説，‘同行是冤家’。怎麼説‘同志不如同行’呢?”劉珍年朗聲大笑，接着闡發了一篇妙論：“此處不是‘同行’，而是‘同行’。本軍官兵來自各方，分子複雜，恩信未附，誰敢説誰是同志?只能要求他們先跟着走。孫子雲：‘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共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可見同舟即能共濟，也只有同舟才能共濟。‘同舟’者，即‘同行’也。”他又説：“歷代英雄，尤其是奸雄，欲揚其名，先張其功；欲張其功，首倡其亂，而後在紛亂擾攘的時局中，拉同行，爭與國，抓軍權，奪政權，一朝大權在握，自能取子在我，為所欲為矣。是故，不必怕亂，也不必怕患，亂患之際，正所謂同舟遇風之時，恰恰是爭取‘同行’的好機會”。為了加強自己，擴張勢力，有時就是要保持這種風雨飄搖、危難多端的局面。當時中國社會那種軍閥廝殺、列強覬覦、兵燹迭起、內亂外患交併的局面，正是劉珍年認為可以施展自己才華的天賜良機。為了確保自己能夠亂中取勝，他需要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因此，他對軍隊的訓練和要求極為嚴格。劉珍年規定士兵一律佩帶“不害國、不擾民、不怕死、不愛錢”的臂章，後來又把前六字改為“救國家、救人民”。他嚴禁士兵出入酒樓、茶館、妓院，連在大街上抽捲煙也在禁止之列，還規定士兵請假必須有二人同行，才能離營房外出。他責成軍警聯合稽查處，晝夜巡察，自己也常帶衞兵巡視，遇有違令者，立責軍棍，決不寬貸。劉部軍事訓練運動量很大，士兵很少有喘息時間，因不堪忍受那種疲於奔命的訓練，時有開小差者，一旦被抓住，就打得皮開肉綻，第二次逃跑者抓回槍斃。劉把司令部各部、處官佐也編成一個步兵連，由參謀長帶領進行軍事和政治訓練。他自己也同官兵一起操練，並經常檢查伙房，夜間查看馬號。劉珍年喜好運動，勤於讀書，在煙台期間，每天堅持學習外語。他不吸煙、不嗜毒、不嫖、不賭、不濫飲。他和家人着布衣，飲食亦較粗淡。為人崇尚儉樸，痛惡奢華。在南京“述職”期間，參加過一次出席數百人的豪華侈糜的宴會，劉當時十分氣憤，附耳對隨從人員説：“你看這羣人象革命的嗎?等着吧，有朝一日都得象梁武帝一樣餓死台城!”劉屬下的軍政人員特別是行政人員摸透了劉的特點，都投其所好，備有兩套衣服，平日衣冠楚楚，見劉珍年時則是夏着單衣打補釘，冬穿棉衣露花絮，鞋子也是後跟兒釘鞋掌，前臉兒打包頭。劉珍年每以此自得，説他用的人都是“清官”、“廉吏”。其實，其中不少是腰纏萬貫、不恤民意的聚斂老手，而其副軍長何益三更是吃、喝、嫖、賭、抽（鴉片）五毒俱全。

劉珍年極力培植個人親信，大量接納並提拔重用家鄉籍及臨近縣份的親友故舊。所謂“會説南宮話，就把洋刀挎”，就是流行於劉珍年部隊及其家鄉的口頭禪。但是他要發展自己的勢力，就得吸收有真才實學的人。在1928到1930年期間，劉接納了平津等地一些進步的知識青年，中國共產黨也從上海、武漢、平津等地先後調派曾希聖、李楚離、彭雪楓等幾十名共產黨員，通過其政訓處長劉錫九(劉珍年胞弟，於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等人的關係，到劉部隊中從事軍運工作。劉珍年見這些人有文化、有能力，可以幫助他治軍，大都委以比較重要的職責，如司令部秘書、政治處副處長、芝罘軍校政治指導員等等。起初，劉對共產黨有一定同情，甚至還閲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他認為共產黨有辦法，讚賞共產黨人的政治宣傳工作。1929年底，蔣介石通過派進劉部的特務偵悉有共產黨活動，急電劉珍年逮捕李通良(即李楚離，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乃密派心腹給李送去手諭：“李通良請長假照準”。李楚離情知有變，連夜撤離。翌日，劉始張貼布告，明令通緝。不久，蔣又電令劉逮捕張霖之(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部長)等共產黨員，劉依舊“先縱後捕”，一一放走。蔣聞訊十分震怒，覆電申斥劉“包庇共黨”，飭劉對“共黨分子”“即時嚴加禁絕，否則必予嚴懲!”劉珍年不得不要求繼任政訓處長、中共黨員李素若將劉軍內共產黨員或部分、或暫時全部退出。經中共中央赴煙(台)代表關嚮應同意，劉部共產黨員全部安全撤出。此後，劉珍年由容共、驅共走向反共。1930年秋、冬，他先後逮捕了趙洪功、許端雲等共產黨員，使中共煙台、蓬萊等地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雖然劉珍年個人生活相當儉約，農忙時派出部隊義務支農，在煙台市政建設以及興辦膠東教育等方面，也有過某些”善政”，甚至頗獲時人好評。但是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在剝削、搜刮人民方面，比起同時代的大小軍閥，並無二致。驅張殺褚以後，確立了他在膠東的獨霸地位，他以煙台為政治中心，以萊陽、掖縣為軍事基地，向膠東各縣委派縣長、公安、税務等局長，儼然成為山東半島東部的“土皇帝”。膠東雖素稱富庶，但是在西起平度、東至海濱，區區十三縣蕞爾之地，要養活、維持劉珍年數萬軍隊，實在是膠東人民不堪負擔的重累。蔣介石支給劉部的軍費不敷開支之半，餘者均需取自於膠東人民。據當時膠東各縣鄉紳的控告信揭露，1928年，劉珍年將每地丁銀一兩加徵九元，而軍需特捐每銀一兩加徵至三十四元功口上軍隊給養實物折洋，全年總計兩千多萬元，不僅大大超過了膠東百姓民國以來歷史最高負擔額，也超過了山東其他地區。1930年，山東全省規定每銀一兩徵收六元二角，而劉珍年從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共徵六次，總計每兩達四十一元多，超過近六倍。他常以“綁票”的形式，勒逼富户繳款。1930年僅黃縣張、丁，掖縣張、杜四姓即“綁“去大洋四百七十萬元，其他十萬，二十萬者更不罕見。劉珍年巧立名目，徵税聚財，税目幾近二十種。他派往龍口辦理印花税的人，因其軍部自印的印花税票印刷質量太差，向他建議：“今後不必自印，可向省局洽領，他們的印花是中央發的真正的印花税票。”劉珍年一聽勃然變色，斥問道：“你説什麼!?我們印的是假的，他宋子文印的才是真的?哼!……你也太奴性了!實話對你説，我們不設銀行，不出錢票，就算我們滿老實。”劉珍年對敢於抗捐抗税的羣眾實行血腥鎮壓。1928年10月，派軍隊三百餘人，於12月深夜血洗牟平縣南鄉抗交捐税的段家、三甲、石城一帶村莊，當夜殺害羣眾四十餘人，捕去一百多人，燒燬房屋一千五百多間。對被捕羣眾“……以非刑逼供，至露肋斷筋，絕無所得，任意指定八人，架赴刑場梟首”。

1930年夏，爆發了中國近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軍閥混戰。握有三萬多精兵的劉珍年在馮玉祥、閻錫山與蔣介石之間的這場新軍閥戰爭中是一個份量不輕的砝碼，各方都急於把劉拉到自己一方。早在大戰爆發前夕，蔣介石即在徐州召劉會談，給劉以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上將軍長名義(後不久又縮編為第二十一師，但軍隊數量等一仍其舊)，並給現款三十萬元，着其在煙台待命。閻、馮亦不甘落人後，分別派人赴煙台活動聯劉反蔣，閻錫山還經由傅作義送給劉一百支衝鋒槍、十萬發子彈，並給劉以晉軍第二十一路總指揮的頭銜。劉珍年來者不拒，款、槍照收，惟對各方虛與委蛇，避不明確表態。戰端一開，濟南之韓復榘部首先潰敗，殘軍幹餘人退向魯東；閻軍傅作義所部豐玉璽、張蔭梧兩路沿津浦、膠濟兩線進展迅速。這時雙方拉劉益急，蔣介石、顧祝同迭電劉珍年增援韓復榘。劉之左右有的主張乘機滅韓，進取徐海，指向寧、漢。然而劉一改機敏果決的素性，對兩種意見都點頭稱“是”，但一直按兵平度，作壁上觀。而對雙方送來的餉、不但一律“哂納”，還指示其駐各方代表不斷索求，一要再要。劉的中學和保定陸校同學趙甫忱對此十分氣憤，向劉提出：“侍秦侍楚我無意見，中立也可以，但應表明態度，不該今天要這，明天要那，誅求無已。光要錢、不辦事，失信於人，照這樣下去，我是不敢再回太原了。”劉正色答道：“您這話可不對，您意志薄弱，不懂主義。須知蔣馮閻都是軍閥，我們才是革命的。他們的錢和物都是來自老百姓，既不是姓蔣的，也不是姓閻姓馮的。照理説，他們應當把錢、地、東西全部交給我們才對。當然嘍，早晚是要交給我們的。他們三人，偌大年紀，不懂事理，無故陳兵中原，視國計民生為兒戲，傷天害理莫此為甚。他們之間的混戰是十字街頭狗咬狗，我們幫助哪一方都不光彩。希望你們駐晉代表速回太原，駐京代表仍回南京，向他們繼續要錢、要東西，越多越好!”劉珍年那種一味模稜的態度，引起了雙方軍閥的恚怒，特別是韓復榘對劉珍年眼見自己陷於困難而坐視不救，恨徹肺腑，戰後，韓對劉的參謀長説：“你代我謝謝劉軍長，我退到濰縣、坊子時，他要打我一下，我就垮了。多謝他那時沒有動我的手。”怨憤之情溢於言表。而這也是造成韓劉之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韓、劉矛盾不止一端。韓之山東省政府委員、廳長鬥樹春、何思源等人以及國民黨山東省黨務委員會等曾向南京政府控告劉珍年把持民政、擾亂財政、容納CP(共產黨)、干涉實業、聚斂無度……要之，這些“罪狀”皆可以歸結於劉搞“獨立王國”，不服從韓的政令。劉對韓復榘所委官吏一概直接或變相地加以拒絕，截留舊賦和各項税金，甚至將省政府所委膠東特派員張九祥等予以殺害。韓多次派人疏通，要求劉完全聽命於己。劉則委婉而堅決地給以拒絕。韓聯絡疏通不成，就與失勢軍閥李景林勾結，策劃利用劉之重要官佐均系李之舊部的關係，分化劉部，伺機倒劉擁李。然而李派去的人潛入煙台不久，即被劉察覺，驅逐出境。韓一計不成又生—計，當得知劉本人及其旅以上官佐俱曾為李景林之預備軍長張憲部屬時，便以事成之後以張代劉、歸順於韓為條件，請張繼李分化劉之左右。劉珍年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派人赴濟南分化韓的部隊。事為韓偵知，韓愈加惱怒，對僚屬説：“劉珍年盤踞膠東，飛揚跋扈，簡直是我們胸前劍，不除此獠，寢食不安!”於是韓復榘積極着手武力解決。

劉珍年事先得到韓復榘將要進攻的情報，乃將煙台及其附近各縣兵力集中於掖縣、萊陽兩地準備迎敵。1932年9月17日，韓復榘以劉珍年拒絕省軍到劉防區“剿匪”為藉口，集中其第三路軍之大部約五萬之眾，向駐昌邑一帶的劉軍發動猛烈進攻。劉急分電蔣介石、何應欽，請求制止韓的進攻，同時親自馳赴掖城，決定全軍官兵立發雙餉，以勵士氣，並派部破壞橋樑交通，以遲滯韓軍行動。韓復榘於18日向南京政府發出“先斬後奏”的巧電，申明“弔民伐罪”之意。19日，蔣、何電覆劉珍年，謂已電韓令其停止進攻，20日，行政院電令“雙方即日停止軍事行動，聽候中央查明處理”。但韓對此不予置理，依然督師分取掖、萊，蔣介石十分惱火。劉雖積怨於蔣，但蔣、韓亦有矛盾，蔣意以劉掣肘韓，俾使其控馭。韓竟敢先斬後奏，繼又“弁髦中央命令”，蔣自然不能容許，乃調徐州劉峙、河北商震分由兩路攻韓援劉。南路軍一部進抵魯南時，異波突起，北平張學良發表援韓通電，並派一個炮兵團加強韓的攻擊力量。蔣、張的軍事介入頓使韓、劉之戰複雜化、全局化。參加“國聯”大會的中國代表施肇基自美國來電稱：現值國聯開會，盼朝野團結，消滅一切紛爭，以作外交後盾。國內各界人士鑑於日本帝國主義在山東有不少僑民和資產，擔心韓劉之戰極有可能成為其侵華的新藉口，故紛紛致電 國民黨中央，要求“制止魯省內戰，同赴國難”。蔣乃接受山東籍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等人的建議，轉而採取“調停”方針，派蔣伯誠等分晤韓、劉。韓陽示遵從中央，象徵性地撤回一部分軍隊，實際上仍在伺機進攻。韓乘劉“收攏五指，握拳迎敵”之機，抵虛蹈隙，派兵佔領了煙台及附近縣份，劉珍年一度僅能控制掖、萊及棲霞、牟平四縣。25日，韓軍展書堂師進攻萊陽，劉部梁立柱旅出擊，俘韓軍約三個連。10月6日，韓軍榮光興等三個旅復向萊陽進攻。7日晚開始，韓軍孫桐萱、曹福林兩個師在重炮、野山炮、迫擊炮等約二百門重火器配合下攻擊掖縣城。劉珍年指揮所部竭力抵抗，韓軍終未能攻入。19日，國民黨中央以何應欽名義分電韓、劉，提出四項解決辦法：(一)自即日起，韓軍撤回濰河以西原駐地，限26日前撤完；(二)劉珍年第二十一師暫駐福山、掖縣、萊陽、棲霞、牟平等五縣及龍口；(三)第二十一師原駐之蓬萊、黃縣、招遠、海陽、文登、榮成、平度等縣暫不駐軍，由原軍警維持治安；(四)各軍移防後，整飭軍紀，聽候中央處置。韓對這個貌似公允、實際袒劉的方案極不滿意，改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於21日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張學良提出辭去山東省主席職務，藉以要挾國民黨中央政府調劉出魯。韓復榘此舉激起強烈反響，社會各方面人士特別是一些軍政要人多主張挽韓調劉。這時關鍵在於劉的態度。

劉珍年起初並不打算離開膠東這方廝殺數年才爭得的安身立命之地，但在其參謀處長、政治處長的竭力攛掇下，終於改變主意。他感到同韓復榘的戰爭雖暫時制止，但終難相安，且局蹄膠東一隅之地，勢難有大的發展，不如調出膠東另尋地盤。因於25日電呈南京中央政府要求調走，並指出其正在南京與韓復榘代表談判的參謀長韓洞當面求蔣調動。蔣故作懷疑地對韓洞説：“你問問劉師長真想調防嗎?嗯?願意調到什麼地方?”韓洞轉電詢劉，劉復電：確願調防，地點希望調海州、徐州或豫東、豫西均可。起初決定調駐湖北隨縣、棗陽一帶，旋遭湖北頭面人物夏鬥寅等及湖北旅滬同鄉會等反對。繼改調寧波，浙江報紙立即載文反對。蔣介石召見劉的代表，故作扼腕地説：“哎呀，你們二十一師名聲實在太壞了，到處遭到反對。”最後改調温州，輿論寂然。時人或疑此係蔣曲意安排。

第二十一師離魯調浙，使劉珍年與韓復榘之間矛盾隨之解決，但是劉與蔣介石的矛盾以及劉軍內部矛盾卻日趨尖鋭和表面化。

劉、蔣之間本是一種微妙的關係。蔣對他是拉攏、分化、控制；他對蔣則是既利用又戒備，形式服從，暗中抵制。蔣要他在部隊中發展國民黨，但他的軍隊中許久沒有國民黨組織。國民黨中央多次催促，他總是敷衍。直到蔣介石電促：“校官以上特許入黨，速造表呈報。”劉才將校級以上軍官集合點名，草草舉行了個儀式，表報南京，完事大吉，以後連起碼的活動也沒有。蔣多次派人“遊説”，要劉真心歸順，但都遭到劉的冷遇。

1932年12月，劉部陸續開赴温州，當地人感嘆：“從此冬底郡邑無安枕日矣。” ^[4]  蔣介石在該部南調過程中即着手瓦解劉的部隊。劉接蔣電令，着將騎兵團留駐江北滁縣，但他裝聾作啞，仍將騎兵團運抵温州。温州地域褊狹，難以容納劉軍數萬之眾，蔣即命劉部裝備最精良的第三旅(亦稱獨立旅)進駐福建省北部的蒲城，劉兵力無形中被拆散。劉部官兵均系北方人，調防後，大多不服水土，人病馬死，怨聲沸騰。特別是離開經營數年的膠東，依靠蔣介石撥付的有限軍費，遠遠不敷支用。”1933年1月，劉親自見蔣，要求將第二十一師仍恢復為軍的編制。蔣以全國軍的編制定額已滿，予以拒絕。劉拂袖而去，以離軍休息向蔣施加壓力。參謀次長熊斌等人前去勸阻，且告以蔣已答允增撥兩團軍餉，但劉遠不滿足，帶部分隨從人員徑去杭州，蔣恨之益深。同月25日，(舊曆除夕)劉部第一旅第一團駐泰順縣的第一、二兩營，因該團團長陳肅剋扣了士兵的賞金(每人二元)，激成譁變。士兵們三五成羣，闖入民宅，肆行劫掠，並將縣長陳鯤提到營部，勒去現洋數百元和幹元支票一張。正月初一、二、三三天又分別在離城二十里的鐘坑、六十里的百丈口、四十里的洪口等處搶劫，一時輿論大譁。蔣介石立即借“泰順兵變”之機，將其第一、二兩旅西調衢縣、常山、開化，在開進途中又改調贛東北的河口、弋陽、貴溪一帶“圍剿”紅軍。

劉在杭州西湖“嘔”了兩個多月，得知蔣介石把他數年慘淡經營的劉家軍調往剿共前線，雖然憤懣不已，也只能徒喚奈何。4月初，他回到河口，將部隊倉促縮編，上層軍官因職街調整，嘖有煩言，下層被裁汰的官兵既無適當安置，又不發編道路費，任其隨處飄流，怨聲載道。同時，第三旅亦因蔣之策動，脱離第二十一師。該旅旅長張鑾基致電劉珍年，望鈞座下野出國，否則本旅將不為鈞座所有。劉大怒，立即派人分化該旅官兵，企圖將該部拖回，但事為張察覺，劉派去的人被全部扣押。劉珍年電告蔣介石：張鑾基叛變，他要率兵討伐。蔣回電稱，張叛變你，並未叛變我。劉憤怒不已，但亦無計可施。德式裝備的第三旅終於直接加入蔣系編制，編為獨立第四十五旅(後改編為新編第三十五師)，直屬於軍政部。於是劉再度離軍赴杭，出示抗議，蔣介石自廬山電令劉赴廬，劉拒不應召；蔣命其離杭赴贛，又置之不理；陳誠、何應欽、顧祝同等一干大員紛電促駕，劉——概視若罔聞。其親信部將焦急萬分，皆勸及早銷假回防，免生不測。他充耳不聞，只是一味強頂，既不回防地，又不續假，將自己置於同蔣介石公開對抗的地位。劉珍年還發豪語：“丈夫切莫當人子，男兒豈甘作馬牛!”這時蔣介石已內定劉“違抗軍令，擅離職守，煽動部隊叛離”等罪名，密令浙江省主席魯滌平調查劉之“罪狀“，必要時得便宜行事。

5月6日午夜，劉珍年終於被魯滌平和浙江省保安司令俞濟時派隊逮捕，同時在其西湖劉莊飯店寓所搜出帶有反蔣內容的日記及劉所保管的第二十一師公款一百二十萬元(中國銀行存摺)。魯滌平於5月10日電呈行政院報告捕劉情況，同時忸怩作態，説自己“權宜處置，跡近擅專，並乞予以處分”。19日，林森、汪精衞等聯合簽發了國民政府令：“陸軍第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破壞法紀，違抗命令，著即褫職，聽候查辦”。劉被捕後先軟禁於浙江保安司令部，後軟禁在西湖北岸一座豪華別墅。其間，蔣介石曾派周至柔持其手諭令劉寫悔過書，遭劉堅拒。劉的同鄉同窗趙甫忱曾找陳誠，以“讓劉今後永遠脱離部隊”為條件，請陳在蔣面前代為緩頰，陳託辭不見。劉的參謀長韓洞面見蔣介石欲代劉求情，未及啓齒，蔣便説：“劉師長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早日返回防地吧。”韓見陳誠，陳説：“劉儒席太不聽話，這怎麼能行!”劉珍年後來似乎覺察到一味硬頂，凶多吉少，曾囑原特務團團長崔振東代他去廬山向蔣輸誠。崔偕劉之駐寧辦事處主任楊力川等謁蔣。蔣這時已委原副師長梁立柱為代理師長、李仙洲為副師長，劉已完全在其股掌之中，無須再顧忌什麼，乃對崔、楊説：“劉珍年從來不聽命令，可以問問你們的參謀長(指韓洞)，以前在山東時我鞭長莫及，現在到我範圍之內，仍不服從，豈能容許!他一貫獨斷獨行，我連調換個旅長、副師長都不能擅專，可見他目無中央法紀。”

劉珍年被羈押到1935年，蔣命顧祝同在南昌組織軍法會審。同年2月，劉被打入囚車，由杭州解到南昌。劉在特別法庭上態度依然倨傲不屈。在審訊“泰順兵變”事件時，審判長顧祝同問：“泰順兵變是否你們上級嗾使?”劉答道：“天地人間寧有此理!帶兵者誰肯嗾使部屬譁變，你們也帶兵多年，試問能這樣作嗎?”顧又問：“泰順兵變誰應負責?”劉昂然回答：“全營譁變，該營營長應負主要責任，直屬團、旅長等應負部分責任，若再往上推，那麼我當師長的也有責任。不過，我乃委員長直屬部下，因之，如再往上推，則蔣先生也有責任了。”顧祝同頓時氣得面色慘白，立即電蔣：“劉珍年態度橫蠻，舊態不改，無可理喻。”蔣乃電覆：“處死!”

是年5月13日，劉珍年被以“縱兵殃民”等罪狀，槍決於南昌東郊荒地。時年三十七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