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樹屏

幼年即有文名，初考縣試時獲第一名，與從兄劉可毅、弟劉歡並稱常州“三劉”。劉樹屏家境清寒，曾在鄉里設帳授徒，聊以自給，生徒甚眾。1885年被江蘇提學使黃體芳賞識，拔為貢生，選送京城國子監就讀，1890年中進士，後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檢討、國史館纂修。劉樹屏與蔡元培是貢士同年、翰林院同事。在翰林院供職期間，為博覽西書，吸取新知，蔡元培與劉樹屏、唐文治、王書衡等人在北京羊越衚衕江寧試館組成了一個日語學習班，聘請紹興人陶大均及日人野口茂温教授日語，這個日語學習班的成員後來大都成為引領中國教育革新的風雲人物。

劉樹屏一生和教育結下不解之緣，他被稱為“常州倡導新學第一人”。和蔡元培等許多有識之士一樣，他沒有留戀翰林院的優裕待遇與錦繡前程，而是將憂慮的目光投向了內憂深重、外患頻仍的國家，毅然南下興辦教育，試圖用教育科技的力量來挽救這個垂危的民族。他積極奔走於蘇滬皖三地，辦學經歷幾乎涵蓋了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等所有門類學校，成為中國近代教育之先驅。甲午戰爭後，“鑑於排偶聲韻之文，學非所用，慨然有改革之思”（張維驤編：《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卷九》，常州旅滬同鄉會1944年版）。他從京城回到常州，矢志改革舊學，於1896年與地方士紳惲祖祁、劉保良等，將局前街龍城書院（今常州局前街小學）改為常州致用精舍。聘請近代數學家華衡芳任山長，開設算學、輿地、時務、策論等有益社會、經世致用的課程。成立修學社，翻譯編輯各種科技方面書籍，併購置上海製造局格致書院廣學會翻譯出版的《梅氏叢書》《續幾何原本》《數學精藴》等書用於教學。該校因而成為常州地區最早推行新式教育的學校，吸吮了一批有志青年來校就讀，如後來成為教育家的蔣維喬、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湯愛理、奉天省教育廳長謝蔭昌等，就是第一批來此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1902年，劉樹屏與惲祖祁等又改組常州致用精舍為武陽公立兩等小學堂，教授新學，該校為常州最早的新式公立小學。

1900底，實業家葉澄衷在滬上捐資興建的澄衷蒙學堂（今上海市澄衷高級中學前身）即將竣工，常州人趙鳳昌受校董樊時勳之託，推薦同鄉好友劉樹屏任總理（校長）。1901年正月，熱衷教育的劉樹屏欣然就任。然而，新式學堂之設，此前朝堂未下詔令明示，尚無先例可循。他面前一張白紙，亟待他畫出新教育的藍圖。這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與識見。劉樹屏旋即與校董們馬不停蹄地謀劃開學的各項工作，他在為校董樊時勳祝壽一文中回憶道：“予間關至滬，葉氏介樊君推為蒙學校長，時築學未竟，嘗與樊君商量校室之部位，書籍之庋置，教育之方法，學業之程限。或日一見焉，或日數見焉。”（劉樹屏：《樊公君芳六十壽序》，《蛟川樊氏宗譜·卷四》，1911年石印本，上海圖書館藏）劉樹屏創造性地訂立了《澄衷蒙學堂章程》，確立了澄衷蒙學堂的學制、課程、規章、制度，明確了教習、堂董、監起居、學生等不同人員的職責、要求，強調教習訓蒙 “以開發性靈為第一義”，“即或秉質不齊，亦宜循循善誘，不必過事束縛，以窒性靈”，符合現代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為解教材緊缺的燃眉之急，劉樹屏專門設置“編纂室”和“澄衷印書局”，組織教員編印新式教材。《字課圖説》就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劉樹屏利用其地緣人脈資源，廣納賢師，組織了一支精幹強大的編纂隊伍，既有如蔡元培、章梫之類博古通今的“宿學通儒”，又有沈頤、嚴保誠、夏清貽、姚明輝等脱穎而出的年輕新秀。由總教章梫總攬《字課圖説》的編纂事務，蔡元培負責此書的主審定稿，武進書法家唐駝繕寫課本，吳縣吳子城專事繪圖。劉樹屏則親自主持策劃，確定編寫體例，撰寫凡例。在《凡例》中，劉樹屏闡明瞭本書的編寫宗旨、選字原則、詞類劃分、編排體式、教學方法，強調“是書專為小學堂訓蒙而作，故詞尚淺近，一切深文奧義不及焉”，對於難字難義，“不特艱於講解，且恐阻窒其性靈也”。在編寫過程中，劉樹屏要求教員結合兒童心理特點，捨棄深奧艱澀的傳統蒙學內容，借鑑西方教科書生動活潑的形式，力圖做到通俗易懂，兼容幷蓄。《字課圖説》共選擇3291字，為當時“世俗所通行及尺牘所習見者”，既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幫助兒童識字，又汲取了近代科技文明成果，為兒童普及科技知識。可以説，《字課圖説》自始至終就是在劉樹屏的組織策劃和思想主導下編纂而成的。此後，由澄衷蒙學堂自己編印的《小學本國史教科書》、《最新幾何畫法教本》、《澄衷學堂格致讀本》、《溥通國文讀本》（六卷）、《新編外國地理》（四冊）等校本教材相繼問世，影響甚巨。《清史稿》對此亦有記述——澄衷蒙學堂“制《字課圖説》、修身、輿地諸書，諸校用之，以為善本”。劉樹屏親自撰寫了《澄衷蒙學堂落成記》，詳述學堂興建的緣起與規模，闡明為師之責及為師之道，鼓勵學童“相與淬厲奮發，以無負乎君之所期”。此文由清末狀元張謇書寫，銘刻成碑，現豎於澄衷高級中學碑廊內。澄衷蒙學堂是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班級授課制學校，作為首任校長，劉樹屏和同仁一道，開時代風氣之先，建立了較完善的近代學校教育制度，開設了門類齊全、中西兼容的學科課程，將西式教育的理念融入了學校的教學管理之中，奠定了澄衷百年名校的基業，亦為日後清政府“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的頒佈實施提供了最佳樣本，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影響，不可等閒視之。

1902年12月，劉樹屏應督辦盛宣懷之邀，出任南洋公學 ^[2]  總理（校長）。劉樹屏與盛宣懷系同鄉好友，交往甚密，劉樹屏此番赴任，頗有些“救火”意味。在此之前，南洋公學發生“墨水瓶事件”，為抗議總理汪鳳藻強行開除學生的專制行為，二百餘名學生憤然集體退學。劉樹屏到任之初，根據盛宣懷的指示，頒佈了《整頓學堂條陳十則》，加強對學生的管理，整頓教學秩序。依據其多年積累的辦學經驗，改革學校管理體制，增設提調，專管教務和行政工作；改監院為齋務長，下設監學官、檢査官。齋務長主要職責為考察學生品行，管理學生宿舍，並稽核監學官、檢査官的工作。

經過幾番苦心孤詣的整治，學校各項工作趨於穩定，劉樹屏也因此深得盛宣懷的器重。1903年春，劉樹屏卸任南洋公學總理，以候補道員身份，赴安徽代理徽寧池廣太兵備道兼蕪湖關監督。此後，他與南洋公學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曾應盛宣懷之託，於1904年9月東渡日本考察商務學堂，以為南洋公學開辦商務學堂提供有益借鑑。劉樹屏走訪、調查了日本東京、京都、神户、橫濱、大阪、長崎等城市的商業學校，歷時兩月有餘。劉樹屏在致盛宣懷的信中記述了日本之行的觀感：“自馬關沿內海至神户，又自神户坐汽車至東京，風景之佳，固令人應接不暇，而樹屏所心折者，尤在農政。觀其田禾之茂美，林木之鬱葱，幾於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邦之盛亦有由也”。（王爾敏，吳倫霓霞編：《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第1013頁）回國後，劉樹屏向盛宣懷書面彙報了日本商業學校的辦學情況，並提出了關於設立商務學堂的一些建設性意見。建議開辦商務學堂“其規模不能過隘，然值商務幼稚時代，其程度又不能遽高，必兼中等高等而有之方為合格”，應當分層設學，循序漸進。同時在商務學堂外，應添設商學教員講習所，以備商務教習之選。認為“理化一科於商務大有影響”，課程開設除商業類課程外，宜增設理化速成一科（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劉樹屏致盛宣懷函》，上海圖書館盛宣懷檔案，檔號：044486—1）。後來南洋商務學堂在學制安排、課程設置等方面，吸納了劉樹屏的一些建議。1904年南洋公學更名為“高等商務學堂”。

在安徽任職期間，劉樹屏仍熱衷地方教育事業，傾心於興建校舍，創辦學堂。上任幾月，即大刀闊斧地整肅吏治，革除陋規積弊，沒收官員舞弊之款以籌建學校。1903年3月，劉樹屏將安徽蕪湖中江書院改名為“皖南中學堂”，並附設小學堂。隨即在蕪湖赭山之麓興工創建校舍，聘用當地開明士紳主持校務。中江書院在蕪湖東內街辦學長達133年，為讀書誦經、講課授徒、藏書研修之所，學習內容多囿於儒家經典義理。劉樹屏將書院改製為學堂，增加了物理、化學、地理等西學科目，開蕪湖近代官辦中小學新式教育之先河，至今為皖南人士所稱道。至1903年底，皖南中學堂搬出東內街，遷至赭山，以後八易其名，逐步發展成為今日的蕪湖市第一中學。劉樹屏對安徽近代高等教育亦有建樹，1903年，劉樹屏擔任安徽大學堂（今安徽大學前身）總辦（校長）。安徽大學堂位於當時的安徽省會安慶，是安徽省近代第一所高等學堂，劉樹屏以候補道身份擔當此任，足見安徽官府之重視。但當地官僚士紳各懷心事，學堂管理頗受掣肘。劉葆良倚重地方力量，協調各種關係，聘請著名經學大師姚永概擔任學堂總教習（教務長），強化教學管理，安徽大學堂逐步走向正軌。學堂開設的課程有英文、國文、東文（日文）、倫理、輿地、中外政治、中外歷史以及經學大義、羣經源流等，“一切規制，略仿滬上諸學堂”（《安徽省城大學堂》，《蘇報》1903年5月26日）。但受1903年5月中國留日學生髮起拒俄運動的影響，安徽大學堂風波迭起。眾多學生參與陳獨秀、潘贊化等在安慶藏書樓組織的演説會，引起安徽官府關注。後有學生向校方提出停課專習體操、廢自修日記、上書中丞等三項要求，總教習姚永概嚴詞拒絕，引起近十名學生退學抗議。1904年二月下旬，安徽官府為加強文化鉗制，撤去學堂提調，添設副辦二員，一官一紳，情勢由此驟變。五月二十四日，劉樹屏因受地方勢力“多所要挾”而提出辭職，乘舟回上海（沈寂：《〈慎宜軒日記〉前言》，載於《慎宜軒日記》，黃山書社，2010年出版）。姚永概率學堂同仁為之送行，並賦詩二首，“人才新舊將誰恃？國病膏肓敢望痊”（《送劉葆良觀察之上海兼問夏穗卿》其一），抒發了國勢垂危、雄圖難展的感慨。姚永概在當天的日記中言：“葆翁（即劉樹屏）赴上海，謝學堂總辦矣，偕堂中諸人送之上江裕船，日落乃歸。”（沈寂：《〈慎宜軒日記〉前言》）

劉樹屏雖然多年做官在外，仍牽掛着家鄉的教育事業，關心家鄉的貧寒子弟。為了振興家鄉教育，培育有用之才，1904年，劉樹屏與盛宣懷合資創辦了常州正則高等小學堂。劉樹屏具體負責學校籌備事宜，對正則學堂的師資聘任、辦學規模、課程設置、章程制定等作了全方位的規劃與指導。他起草、頒佈了《常州正則高等小學堂章程》，申明學校“以培養國民之善性、擴充國民之智識、強壯國民之氣體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謀生之計慮為成效”，“特設不收脩金學額二十名，以惠貧寒子弟無力讀書者”。聘請常州人沈頤為總教習，主持學堂開辦及教學事宜。其餘教員公開招考，錄用後送至南洋公學、澄衷學堂習師範教法一月，方準上堂授課。學堂分東西兩堂，東堂在周線巷盛氏老宅內，西堂租用西下塘民房，常年經費2400元，盛宣懷、劉樹屏各出資一半。學堂內分初等、高等兩齋，每齋招收學生40名，初等學制三年，高等四年（《常州盛氏劉氏公立正則小學堂招考詳細章程》，1905年1月1日《警鐘日報》）。開學前，劉樹屏高興地致函盛宣懷，稱“連日得常州正則學堂沈總教來函，知學生已收滿，八十人數呈敷四齋，此皆宮保（盛宣懷官名）大名見重鄉邦之故，曷勝欽慰！”（《劉樹屏致盛宣懷函》，上海圖書館盛宣懷檔案，檔號：026810）正則學堂的順利開辦，讓鄉親喜笑顏開，感恩於懷。1905年12月5日，盛宣懷致函劉樹屏，稱讚“梓鄉學務得公熱心教育，毅然提挈綱領，闔郡之幸”（《劉樹屏致盛宣懷函》，上海圖書館盛宣懷檔案，檔號：057738）。

1909年1月，經盛宣懷保薦，劉樹屏任津浦鐵路南段幫辦，隨後升為總辦（陳華新主編的《百年樹人——上海交通大學歷任校長傳略》提及劉樹屏任此職的時間為離開南洋公學不久，即1903年，多數研究資料均同此説。筆者認為此説有誤，有史料記載，津浦鐵路南段總局始設於1909年，不可能在1903年就設此官職。另據1909年1月10日《申報》報道：“津浦鐵路南段工程業經督辦呂尚書會同江督舉行開工禮，又以事關緊要，非多派熟悉路工之員難資襄助，特於日前添委候補道劉樹屏為該路南段幫辦。”再者，1909年12月29日《申報》登載的《葆良啓事》落款為“津浦南局總辦劉樹屏”，筆者故依此説。——筆者注），在此任上，著有《述鐵路建築時之弊》，經其四處斡旋，促成了蚌埠淮河鐵路大橋的興建。辛亥革命後，劉樹屏隱退不仕，一度避居滬上，以遺老自居，過着詩酒唱和、誦經讀書的閒逸生活。他多次參加遜清遺老鄭孝胥等人在上海發起的讀經會，讀經會始於1912年7月，歷時一年，約每週一次，所讀經書有 《孟子》《禮記》等。劉樹屏是讀經會的重要成員，有時還攜孫子同往。劉樹屏還常與同道之人寄情山水，閒遊四方，據1914年10月23日《申報》報道：劉樹屏與農商總長張謇暨湯壽潛、黃暘笙諸君於西湖靈隱寺盛開宴會，“座中不談國事，俱以賦詩為樂，至宴畢，一葉扁舟遊覽公園放鶴亭，並謁徐秋諸烈墓”。劉樹屏晚年居於京城，參與了《清史稿》的編撰，任清史館協修、《邦交志》分纂，著有《陳述“邦交志”意見書》（收入《清史述聞》13卷）、《外交綱要節本》（1915年8月北京京華印書局鉛印本）等。劉樹屏酷好詩鐘，擅於楹對。早在1901年，他就和江陰人金武祥在常州共建鯨華社，專作詩鐘，“詩鐘之為物，似詩似聯，於文字中別為一體”（徐珂編撰：《清稗類鈔》第八冊，中華書局，1986年3月版），主要供文人“觴政詩酒之會”。他創作的楹聯，為人稱道，流傳甚廣，多見於滬杭等地景區、學校、館舍，著名的如：

漸不為人識，時還讀我書。

——題愚園新廳書房

愚園建於1890年，位於上海靜安寺東北約半里，據史料記載，愚園由四明鉅商張氏所建，為滬上三大名園之一，後屢次易主，最後由劉樹屏弟劉樹森以11萬元購下，為其母董太夫人頤養之所。此為集聯，上聯出自蘇軾的《答李端叔書》“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下聯出自晉陶淵明《讀山海經》“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劉樹屏以此聯題愚園新廳書房，流露其超然物外、專於讀書的心境。

昔以孤幼旅寓申江，自傷老大無成，有類夜行須炳燭；

今為童蒙特開講舍，所望髻年志學，一般努力惜分陰。

——題上海澄衷蒙學堂

這是劉樹屏根據澄衷學堂創辦人葉澄衷生前旨意代擬的一副對聯。上聯介紹校主身世。葉公自幼孤苦，漂泊申江（“春申江”簡稱，“黃浦江”別稱），髻年失學，老大無成，深感失學之傷痛，求知之重要。下聯申明辦學主旨。勉勵少年學子珍惜光陰，矢志不渝，發奮好學，努力成才。全聯以第一人稱現身説法，情動於衷，循循善誘，發人深省。此聯懸掛於學堂大禮堂兩側，彰顯了葉公辦學的卓越智慧與良苦用心，寄託了葉公對澄衷學子的殷殷期盼。

劉樹屏1917年病卒於北京，他的同鄉好友、著名清史學家孟森為他撰寫了一幅摯誠慟人的輓聯：

大隱市朝臣，日共清談，自謂讖言幾相見；

故人生死別，春深病榻，豈知後約已無憑。 ^[1] 

出身小商人家庭，祖父劉養浩為秀才，教書鄉里，著有《淡菴遺訓》《蓼花村題壁》，父親劉鳳書為商人，經營埠際貿易。

劉樹屏有弟兄六人，皆為常州傑出之士。大弟劉歡，光緒年間恩科舉人，以謄錄議敍知縣，形貌魁偉，學問傑出；四弟劉樹森，為近代滬上知名商賈，曾與盛宣懷合資興辦三星香煙公司，經營多家棉紡廠和造紙廠；五弟劉厚生，民國初年任北洋政府農商部次長，後隨張謇辦大生紗廠，深得張謇愛重；從兄劉可毅，光緒年間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編修，博學強記，工於詩文。 ^[1] 

劉樹屏一生和教育結下不解之緣，他被稱為“常州倡導新學第一人”。和蔡元培等許多有識之士一樣，他沒有留戀翰林院的優裕待遇與錦繡前程，而是將憂慮的目光投向了內憂深重、外患頻仍的國家，毅然南下興辦教育，試圖用教育科技的力量來挽救這個垂危的民族 ^[1]  。（《文匯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