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戈青

劉戈青（1910/11年-1985年6月21日） ^[2]  ，出生於福建廈門，祖籍台灣省雲林縣。早年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獲學士學位。1935年夏，劉戈青在戴笠的招募下加入國民黨軍統局，劉戈青被分發到上海工作。 ^[3]  劉戈青的背景比較特殊，因為在抗日戰爭開始之前，軍統局內幾乎沒有大學畢業生。14軍統官員大多受過傳統教育，他們來自一些省份，那裏與發生在大城市的五四運動相當隔閡。戴笠曾就讀於浙江第一師範，1919年前，一師的課程還是傳統的文史科目。從上層到中層，軍統的官員從小讀的都是經史之學。傳統的通俗文化讚美戰國時刺客，歌頌三國時的英雄，他們便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劉戈青的背景與軍統中的大多數同僚不同，他既不是黃埔系的，也沒有什麼老鄉關係，從各方面看都不是軍統核心圈內的人。劉戈青對軍統的忠誠不是派系的產物，而是基於他真正地傾心於戴笠所推崇的俠義之道。 ^[4] 

1939年2月18日，劉戈青和兩個同伴暗殺了“維新”傀儡政府的外交部長陳籙。那天正好是中國的除夕日。陳被殺時正在法租界的寓所內祭祖。刺客開槍，陳籙倒在地毯上，被一陣彈雨射死。為了警告想當漢奸的人，劉戈青留下“簽名”，用毛筆在白紙上寫道：“共除奸偽，永保華夏。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在陳籙的家屬叫來的租界警察抵達之前，劉戈青一行已逃離現場。次日，在上海傾向抗日的報紙頭版紛紛用大標題刊登了刺殺事件，稱其為重慶政府對漢奸的第二次打擊。一家報紙模仿武俠小説中章節標題寫道：“漢奸陳籙夜登鬼錄，飛快將軍從天而降。”劉戈青是奉軍統上海站站長王天木的命令行動的，王隨後就將情況向重慶的戴笠做了彙報。為了挫敗日本與中國達成部分和平的企圖，軍統展開了系統的活動，威脅要刺殺那些想當漢奸的人。在劉戈青行刺的半年前，軍統曾在租界殺死過另一個漢奸高官，這些都是軍統這一政策的體現。 ^[4] 

為了報復軍統的攻擊，日本人就在上海濫殺無辜。軍統每次行動過後，日軍立刻處決一大批無辜的中國人。處決散播了恐怖氣氛，但並不能有效地還擊軍統的挑戰。陳籙被刺事件使日本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個相應的特務機構，來保證大漢奸的安全，消滅上海的軍統特工，壓制上海租界內中國報紙的反日宣傳。結果便是漢奸特務組織的產生，該機構以所在地極司非而路“76號”而聞名，創始人是李士羣。1939年夏末，李士羣向軍統上海站發起決定性的攻擊。首要目標便是軍統上海站站長王天木。王天木和戴笠之間的猜疑導致了王的叛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由此引起的雪球效應幾乎使軍統在敵後的情報體系毀滅殆盡。 ^[4] 

1938年3月，戴笠一察覺到李士羣開始與自己作對，便孜孜不倦地提醒特工不可背信棄義。同時，他對部下的舉動嚴加監察，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惟恐部下臨陣動搖，叛變倒戈。在這個時期，劉戈青被李士羣抓進了極司非而路76號。劉戈青請朱山猿帶個條子給戴笠，發誓在任何情況下決不會為個人安危而改變對戴笠的忠誠。1940年1月10日，戴笠下令將劉的字條當作教材來教育各種訓練班的學員。劉堅決拒絕投降，朱山猿身入險境看望朋友，戴笠把這種行為稱之為“我們集體的俠義之舉，我們將為之自豪。”戴笠評論道：這是對軍統和同志的一片赤膽忠心，這種大義凜然的精神連李士羣這等叛逆也為之感動。戴笠尤其讚賞劉戈青在這關鍵時刻所體現的忠誠，因為當時正值王天木叛變不久。 ^[4] 

1940年初，劉戈青回到重慶與戴笠會面。後來被派到緬甸、印度、泰國、新加坡等地工作。 ^[5]  1985年6月21日，劉戈青因心臟病突發病逝於台北市中心診所。劉戈青曾任台灣省警務處副處長、刑事警察總隊創立人、總隊長。 ^[2] 

劉戈青是軍統最成功的刺客之一，他在1939年冬刺殺漢奸陳籙後英名遠揚。刺殺陳籙雖非小事，但劉戈青事件的意義更在於他對戴笠的忠貞不渝。劉戈青事件發生之時，軍統上海站正被其對手和敵人搞得瀕臨崩潰，軍統特工對組織的忠誠正受到嚴峻的考驗，劉在上海的頂頭上司王天木已經叛離組織投奔敵方。與王相反，劉戈青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了他忠於組織決不動搖。在後來官方所寫的軍統歷史中，劉戈青是間諜和反間諜的黑暗世界裏真正的英雄，他是戴笠所稱道的仁義之士。劉對戴笠的忠誠就像古代所推崇的遊俠之士對結拜兄弟和上司的忠誠。他的作風光大了領袖的風采。在30年代末上海城市戰的腥風血雨中，特工們繼承俠士遺風，通過歷史的傳奇，扮演了領袖、信徒、對手、英雄、叛徒這形形式式的角色。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