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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華

(政協江西省第四屆、第五屆委員會副主席)

鎖定
劉建華同志生於1916年7月,江西尋烏縣人,1930年冬參加革命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1年至1934年在中央蘇區工作,曾任團支書,團區委宣傳科長,團縣委宣傳部長,粵贛、贛南團省委白區工作部長。1934年紅軍長征後,在項英、陳毅、楊尚奎等同志領導下參加了粵贛邊三年游擊戰爭,曾任粵贛邊團特委書記,雄餘崇挺進隊工作團主任,特委特派員等職。 [1]  全面抗戰爆發後,奉命留下來,擔任贛南特委委員、特委青年部長、信豐縣委書記等職。 [2]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粵贛湘邊人民解放總隊副總隊長兼第六支隊政委、五嶺地委副書記、贛南工委書記兼贛南支隊政委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贛西南區黨委組織部部長、贛州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書記、贛南區黨委副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景德鎮市革委會主任,江西省委黨校黨委書記等職,1980年1月當選政協江西省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席。1997年1月離休後,擔任江西省新四軍研究會會長。2000年9月,中央批准享受正省長級待遇。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因病醫治無效,於2014年5月10日7時在南昌逝世,享年98歲。 [1] 
中文名
劉建華
出生日期
1916年7月
逝世日期
2014年5月10日
原    名
劉新昭

目錄

劉建華生平事蹟

劉建華,江西尋烏縣河角鄉人,原名劉新昭,父母都是貧苦農民。他1929年冬投身革命,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3年秋出席了在瑞金召開的全蘇文化教育大會,同年11月調任粵贛省團省委白區工作部長。1934年4月下旬毛澤東從瑞金來到會昌,在省委機關召開的領導幹部大會上,毛澤東同與會同志一一握手。這是劉建華第一次同毛主席握手,也是他第一次聆聽毛澤東講話。1934年8月,中央在於都縣設立贛南省,劉建華調任少共贛南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劉建華奉命留在蘇區堅持鬥爭。長征前夕,劉建華在贛南省委召開的幹部大會上,第二次見到了毛澤東,並握了手。毛澤東説:“不要認為紅軍主力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只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們堅持鬥爭,新的革命高潮一定會到來。讓我們在勝利之後再見吧!”毛澤東的這番話,劉建華一直銘記在心。
1934年12月,中央分局決定成立信康贛雄(後稱贛粵邊)特委和軍分區,李樂天任書記兼司令員,楊尚奎任副書記,劉建華任少共書記,率一個營的部隊700人從於都小溪開往贛粵邊的油山地區。第二年3月底,項英、陳毅輾轉來到油山。不久,蔡會文、陳丕顯率贛南軍區突圍出來的300餘人也到了油山,加上當地的游擊隊共計1400餘人。從此,在項英、陳毅的直接領導下,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就其艱苦性來説,不亞於紅軍長征。紅軍長征以後,國民黨軍佔領了整個中央蘇區。1935年4月下旬,蔣介石派粵軍餘漢謀的第一軍和江西保安團、贛南各縣“鏟共團”等五六萬人,即50倍於我的兵力,對贛粵邊遊擊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清剿。他們構築了三道封鎖線,對蘇區實行殘暴政策。在政治上,整頓保甲制度,實行“十家連坐”;在經濟上,嚴密封鎖游擊區,強迫移民並村,妄圖切斷羣眾與游擊隊的聯繫,把游擊隊困死餓死。
在這種情況下,項英、陳毅於1935年4月在大餘縣長嶺村召開了連以上幹部會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劉建華出席了這次帶轉折性的重要會議。會後,部隊分散到各小塊游擊區開展活動。劉建華則和項英、陳毅、楊尚奎、陳丕顯等特委領導同志及特委機關在一起。針對敵人大規模的軍事清剿,項英、陳毅採取了小規模的、分散的、羣眾性的游擊戰,以突然襲擊和伏擊為主,不斷打擊敵人。
不久,特委組織了一支50餘人的游擊隊和隨隊工作團,劉建華任主任,去邊遠地區開闢新的游擊區。1935年7月,特委派劉建華到信康贛縣委協助工作。信康贛游擊區以信豐西部山區為根據地,包括信豐、南康、贛縣、大餘等縣的邊區,是油山的中心地區之一。這裏有信豐紅軍游擊隊、崇仙紅軍游擊隊、信康贛紅軍遊擊大隊下屬兩個遊擊中隊。粵軍連續數月的軍事清剿沒有能夠消滅紅軍游擊隊,便採取移民並村、把羣眾趕出山去的“封坑”手段。為此,項英、陳毅在潭塘坑召開了贛粵邊特委、信康贛縣委和南雄縣委的聯席會議。劉建華出席了這次重要會議,並積極貫徹執行。他具體負責信豐的上樂片、大餘的新城、南康的龍回西角等重要區域的全面工作。上樂村有五個自然村,200多人,設有特委的交通站和油印處,由劉建華領導,負責傳達項英的指示和油印特委的文件,還要進行聯絡工作和收集情報,採購物資。劉建華在上樂村蹲的時間較長,使上樂村成了一個鞏固的遊擊根據地,出了多位英雄人物。
1936年陰曆年前,敵人又對信康贛地游擊區搞“萬人大抄山”,粵軍分成八路,強迫羣眾上山砍樹,放火燒山,使游擊隊沒有藏身之地。項英立即找劉建華等人開會,商量出幾條對策。當敵人來抄山時,劉建華帶三名工作人員出山,悄悄地來到有百户人家的大餘縣新城的梨頭爐村,組織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秘密貼標語、發傳單,署名紅軍游擊隊某支隊某大隊,故意散佈説昨天晚上過了多少游擊隊,開往章江北岸,威脅敵人老巢,然後讓國民黨的保長去向粵軍報告,以迷惑敵人。被逼迫去抄山的羣眾,在黨團員帶動下,採取各種巧妙的辦法跟敵人作鬥爭。寒冬臘月天裏,敵人在山上一無所獲,加上物資供應不上,“萬人大抄山”只堅持三天就草草收場了。
1936年6月,發生了“兩廣事變”,粵軍餘漢謀的第一軍從贛粵邊撤走。根據項英、陳毅的部署,劉建華等同志抓住時機,把信康贛游擊區擴展到平原地區,還建立了黃色村莊和白皮紅心的兩面政權。蔣介石採取收買手段,在解決“兩廣事變”後,又派其嫡系部隊陸軍第四十六師來贛粵邊,對游擊區發動了兩次新的清剿。由於項英、陳毅早有佈置,這些清剿均以失敗告終。
敵人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使長年生活在深山老林的游擊隊的衣、食、住、行困難重重,幾乎過着野人般的生活。劉建華回憶説:三年來,我們沒有住過房子,睡覺沒有脱過衣服,長期過着風餐露宿的生活,一年四季都是“天當房,地當牀,打個盹兒入夢鄉”。
紅軍游擊隊不但要與殘暴的敵人作鬥爭,要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作鬥爭,有時還要與野獸作鬥爭……劉建華自己也曾遇到過危險。在一次戰鬥中,他和兩名戰士被敵人包圍,相距十多米。敵人叫喊“不要打死,要抓活的!”劉建華開槍打倒一個敵人後,鑽進一片小樹林,再轉移到約好聯絡的山頭。但部隊被打散了,山林裏面只聽到野獸的嚎叫。他急中生智爬上一棵大樹,直到天明。
人民羣眾的無私支援是游擊隊戰勝敵人、立於不敗之地的根基。劉建華深有體會地説:“經過三年的鬥爭歷程,使我們深刻認識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在任何時候,只有依靠人民,相信羣眾,得到人民羣眾的支持,我們的事業才能得到勝利。”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留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開赴前線抗日。劉建華第二次奉命留下來,擔任贛南特委委員、特委青年部長、信豐縣委書記等職,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贛南特委堅持黨的統一戰線,成績斐然。如劉建華通過與國民黨南雄縣長莫雄溝通,釋放了近700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後又通過莫雄説服餘漢謀,釋放了24名判了重刑的紅軍幹部和地下黨幹部。1941年皖南事變後,贛南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劉建華暫別贛南,輾轉廣東南雄、韶關一帶。1944年,調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政治部組織科,主管幹部工作。1945年2月,任油山武工隊政委,隨東江縱隊向粵北挺進,創建新的根據地。
抗日戰爭勝利後,東江縱隊奉命北撤山東煙台。黨組織又一次決定劉建華留下來,先後擔任五嶺地委副書記兼粵贛湘邊總隊副總隊長,贛南支隊工委書記兼支隊司令員、政委,這是劉建華同志第三次留在贛粵邊堅持鬥爭。為了配合解放軍解放贛南,贛南支隊在江西大餘、崇義、信豐、南康及廣東的南雄等地,積極開展遊擊活動。1949年8月14日,人民解放軍四十八軍解放了贛州城,接着攻佔了南康。8月16日上午,解放了大餘新城鎮。下午,劉建華就帶着贛南支隊崇餘康主力,到大餘縣新城與四十八軍一四二師四二六團勝利會師。8月17日,劉建華以五嶺地委副書記、贛南支隊司令員兼政委的身份從大餘抵達贛州,受到四十八軍及贛州地委的熱烈歡迎。8月19日,四十八軍一四二師和劉建華領導的贛南支隊,在大餘縣城體育場舉行了盛大的會師大會和入城式。不日,時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的楊尚奎來到贛州,籌建贛西南區黨委,把劉建華調到贛西南區黨委工作。
江西解放後,劉建華同志又聽從組織安排,離開部隊轉到地方工作。他所帶領的贛南支隊1100餘人,交給贛州軍分區。他先後擔任贛西南區委組織部長,贛州地委書記,贛南區黨委第一書記、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政協江西省第四、第五屆副主席,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