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寬

劉宗寬，號誌弘，1905年7月出生在陝西省蒲城縣東劉家莊一箇中農家庭。1924年於陝西大荔縣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畢業後投奔到楊虎城麾下。楊將軍見他上進心強，同意他報考黃埔學習，他成了黃埔第三期學員。1926年1月，劉宗寬黃埔軍校畢業。他回到原部隊任中校副官長、上校參謀長、上校團長等職。1932年9月，他升任第三十八軍司令部副官長、第十七師五十一旅少將副旅長。由於他精明能幹、有正義感受到楊虎城將軍器重。1934年8月楊虎城又保送他到南京陸軍大學學習。 ^[3] 

1937年9月，陸大特別班第二期學員畢業。劉宗寬畢業考試成績第一，被大家稱作武狀元，並推舉為畢業生代表，上台接受蔣介石頒發文憑。他回到西安，楊虎城將軍因“西安事蹟”已被迫出國。經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安排，擔任三十八軍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陝西省軍管區司令部少將參謀長。1940年5月，胡宗南命令劉宗寬出任陸軍暫編第十五師師長，帶領隊伍奔赴抗日前線。當隊伍開到黃河邊執行防務時，劉師長髮現有些軍官在搞走私販毒。為整肅軍紀，劉宗寬嚴加懲辦，扣押了一個為首的團長。因這個團長是胡宗南安插的人，1941年10月胡利用一些人的反誣，“以走私”的罪名將劉宗寬囚於翠華山。因查無事實，難以定罪，胡又編造什麼劉是“楊虎城的外甥”，向蔣介石密告，將劉押解重慶土橋看守所關押。

劉宗寬“走私”案報到軍事委員會執法總監部，經過核查，實屬莫須有。由於不敢得罪胡宗南，只好草草判處幾年徒刑結案。結案簽呈送到蔣介石那裏，蔣便當即批示“槍決”。多虧韓兆鄂、韓練成多方奔走，最後找到馮玉祥將軍，在馮將軍面見蔣介石力保説情下，才改判13年徒刑。

1943年12月，劉宗寬在知名人士郭寄嶠、鹿鍾麟鼎力擔保下，出獄就醫。1945年3月，經陸軍大學章培出面，以調服勞役的名義安排到陸軍大學任兵學教官和將官班乙級副主任。出獄不久，經韓兆鄂、郭則沉介紹，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農工民主黨前身）。

加入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劉宗寬有了更多瞭解共產黨的機會。1945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巖50號宴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領導人章伯均、韓兆鄂、郭則沉等，劉宗寬也應邀參加。在宴會交談中，周恩來精闢地分析了形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政策，啓發大家走團結和民主的道路，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周恩來十分親切地希望同第三黨的朋友加強聯繫，緊密合作，有事多商量。周恩來的這次談話和他那崇高而親切的形象，給劉宗寬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談判期間，劉宗寬又在章伯均的安排下,會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軍人黨員楊子恆、李如蒼等宴請了葉劍英將軍。在此之前劉宗寬和中共王炳南等也有過多次接觸和往來，在這些交往中，劉宗寬逐漸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為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着想的黨；只有跟着共產黨走，去創建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才有光明的未來。 ^[3] 

1945年10月，陸軍大學教育長徐培根推薦劉宗寬到重慶行營任參謀處長。得到此消息，劉宗寬十分苦惱。他既不願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又不願因赴延安使保人受牽連。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駐渝負責人郭則沉。不久，郭通知劉，要他接受任命，以便伺機掩護民主人士活動和為革命做些事情。他告訴劉宗寬説，這是中共駐渝負責人吳玉章的意思，劉宗寬聽説後欣然同意。1946年6月，他出任重慶行營（後改行轅、綏靖公署）參謀處長（1949年1月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中將副參謀長、代理參謀長）。從此，他走上了與中共通力合作，為創建一個美好的新中國而奮鬥的光輝道路。

1947年秋，郭則沉離開重慶後，劉宗寬與農工黨組織的聯繫中斷。他找到農工黨老同志莊明遠，向他吐露自己想去解放區的打算。莊對他説，此事事關大局，不可妄動。他建議劉宗寬留下，到最後發揮作用。劉宗寬贊同地接受了莊的建議。他一方面請莊明遠去上海找郭則沉聯繫，一面把夫人崔東亞從西安接來。

1949年5月，劉宗寬多年未見面的同鄉好友房顯志，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司令部情報處的派遣帶交通員黃克孝，來重慶與劉宗寬聯繫。劉宗寬彷彿見到了久別的親人。

這時，南京、武漢、西安相繼解放，四川也解放在即。西南長官公署報請國民黨國防部後，重新調整軍事部署。已擔任中將副參謀長代理參謀長職務的劉宗寬具體擔任制訂方案。為了給人民解放軍創造解放四川的有利條件，他竭盡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制定了一個防禦方案。表面上看，這個方案無隙可擊，它不但佈防合理，而且還擴大了長官公署的建制。實際上，劉有意在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地區增設一個空架子的“川黔邊綏靖指揮部”，指定該地區專員兼任指揮官，部隊是各縣保安隊和民團，沒有增派一兵一卒。同時，該地區是湘鄂黔交界的三角地帶，名義上也容易理解為歸宋希濂的“川黔湘鄂邊區綏靖公署”管轄。這個空白為人民解放軍入川留下通路。這個方案被通過後，劉宗寬隨即把佈防的詳細情況、包括部隊設防圖、戰鬥序列人員配備等，寫成情報，連同他對進軍路線的建議，一併交給房顯志傳遞給二野首長。此後，劉宗寬又經房顯志派交通員前後四次送達國民黨在西南和重慶的重要軍事部署情況。

6、7月間，人民解放軍在陝南發動進攻，攻佔安康、平利、石泉，進逼西鄉，威懾漢中。胡宗南見勢不好，急電張羣救援。當時，劉宗寬與房顯志正商議欲將羅廣文兵團從川東調走。於是，劉宗寬極力主張派羅廣文前往增援。得到張羣、錢大鈞同意後，劉一面説服羅廣文，一面又親飛漢中説服胡宗南。後因進逼西鄉的解放軍主動撤離，羅廣文部才暫未調成。

8月下旬，蔣介石由穗飛渝，召開緊急軍事會議，研究四川形勢及對策。會議之前，劉宗寬周密地考慮和組織起草了一個“情況判斷”的文件和圖表，其目的在於把防禦重點由川東北移到川西北。這個“判斷”是把胡宗南擺在主要防禦方向上。為避免引起蔣、胡對自己的懷疑，劉宗寬又主動找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商量，説明解放軍必從川北進軍的理由。在得到沈策點頭讚許後，劉便趁機請他出面作判斷報告，沈欣然同意。會上，蔣介石、胡宗南果然都贊成這個判斷。會後，羅廣文率領第108軍、110軍開往青川、平武一帶，在川陝甘邊境緊急佈防。羅廣文部剛到川北，還未喘過氣來，川東告急，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巳由秀山地區進入四川。劉宗寬又藉此以長官公署名義命令羅廣文部星夜返回川東。疲憊不堪的羅部趕到南川以東白馬山一帶，還未完成佈防，便遭解放軍迎頭痛擊，被殲大半，殘部逃往川西。羅廣文的精鋭部隊被拖垮打垮了。

11月中旬的一天，劉宗寬在與補給司令偶然的交談中，得知蔣介石已親自下令，要補給司令馬上調集800輛汽車，接胡宗南的第一軍據守重慶。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情報，必須儘快報告二野首長。這時交通員巳經派出去了，為了儘快把情報送出去，劉宗寬又冒着巨大的風險給房顯志找來的地下黨員黃克孝辦理護照，讓他裝扮成西南長官公署的軍官，穿過重重防線，順利送達了這份重要情報。解放軍獲得情報後，加快了進軍速度。胡宗南的第一軍剛運到一部分，就被擊潰了。

劉宗寬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為保護重慶做工作。重慶解放前夕，蔣介石調交警總局長，大特務頭子馬志超來重慶主持破壞重慶及部署遊擊工作。馬志超到重慶後，住在緊挨劉宗寬公館的陝西省政府駐渝辦事處，因而常來劉宗寬家。在房顯志建議下，劉宗寬以介紹軍事情況為名，對馬志超進行精神震懾，使馬志超提前逃走，減小了國民黨對重慶的破壞。

11月28日，重慶解放在即，劉宗寬藉故脱離了逃往成都的長官公署官兵及警衞團，隨後到重慶大學楊清教授家隱蔽，迎來了重慶解放。重慶解放後，劉宗寬即受到了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和李達參謀長等首長的接見，並稱贊他為解放大西南提供了重要軍事情報，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重要貢獻。1949年12月，劉宗寬被聘任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暨西南軍區司令部高級參議。 ^[3] 

1950年6月，劉宗寬任二野高級參議半年後，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同年8月任川東行署委員，9月被選為重慶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其間他對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肅匪反霸、整編國民黨起義部隊等，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不久，又調南京軍事學院，先後任該院學術研究室、戰役戰術教授會、合同戰術教授會副主任。在校期間，他勤奮工作,對建立健全學院制度，改進教學方法等提出了好的建議，被學院採納實施；他編寫教材細緻，教學態度嚴謹。他受到了劉伯承院長的親函嘉勉。

1956年轉業地方工作後，他歷任農工民主黨四川省和重慶市委副主委、顧問，農工中央聯絡委員會副主任、諮監委員會常委；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屆四川省政協委員，第二至五屆重慶市政協常委，第六、七、八屆重慶市政協副主席；成都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四川省黃埔軍校同學會顧問，重慶市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等職。

解放初期，劉宗寬在南京軍事學院，他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為參政議政出力。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在擔任重慶市政協、農工黨以及黃埔軍校同學會的領導工作中，認真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積極參與大政方針的協商和民主監督，與中共真誠合作，協助黨和政府落實各項統戰政策。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他認真履行職責，認真調查研究和撰寫提案，對大政方針和民主監督和民主法制建設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見和建議，受到全國政協的表彰。1988年因年事巳高，從領導職務上退下來之後，他仍然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他關心愛國統一戰線的發展，擁護黨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針；與台灣和海外的親朋故舊加強聯繫，希望他們在愛國主義旗幟下攜起手來，共同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和中華民族的振興作出貢獻。

1992年7月29日，劉宗寬因突發腦血栓，長期醫治無效，在重慶逝世，享年87歲。根據劉宗寬生前要求，1993年2月12日，經中共四川省委批准，追認劉宗寬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3] 

長期以來，劉宗寬渴望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當時組織上對他説，你在黨外比在黨內對革命事業貢獻更大。他先後八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

1984年7月1日，劉宗寬鄭重地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我追隨黨幹革命已有40年以上的歷史，曾經不顧生命危險為了黨的事業而接受過任務。解放後35年來，雖然在‘左’的思想影響下，遭受過這樣那樣的折磨，特別是十年浩劫中，遭受嚴重的衝擊，以致家破人亡，然而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沒有失去，相反更加堅定了。為了爭取在這有限的餘年中，更多更好地作出貢獻，併為我的兒女、子孫後代帶好路，使他們踏着我的足跡，為共產主義事業英勇獻身，我誠懇地請求黨接受我作為一箇中國共產黨員，以了卻我生平心願，使我能得到正確的人生歸宿。”

1986年，劉宗寬已進入耄耋之年，他在入黨申請書寫道：“我雖年老耳聾，但我頭腦是非常清醒的，為黨的事業作貢獻的心情比年輕人還要強烈，接受黨的教育的心願更加迫切。孔子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參加中國共產黨之日，才是我真正開始聞道之時。”

1989年9月4日，他再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歷史經驗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今天，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肩負起振興中華的大任。現在，黨遇到了巨大困難，正在大力克服困難，排除障礙，繼續前進的關鍵時刻，我決心在此緊要時刻，參加中國共產黨，為黨分憂，為黨的事業貢獻力量，既實現個人夙願，也為子孫後代帶一條光明大道，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在此前後，劉宗寬主動向中共重慶市委和市政協黨組的一些老同志彙報思想，徵求意見，受到了孫先餘、段大明等老同志的關心與熱情幫助。1992年3月5日，劉宗寬已病重住進醫院，市委統戰部的同志去醫院看望他，他在重病中又一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他説：“我為什麼要提出入黨？我是87歲的人，現在已退下來了，什麼也沒有了，入黨一不是為了做官，二不是為了得到什麼好處，只圖給我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了卻我的終身夙願。”

根據劉宗寬的要求和一貫表現，縱觀其一生，中共黨組織認為，他在民主革命時期思想趨向進步，趨向革命，在全國解放前夕，對革命事業有過特殊貢獻；建國後，他在政治上、工作上表現好，儘管歷經坎坷，但他始終堅信黨，堅信社會主義道路，其共產主義信念是堅定的，具備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正當中共組織為劉宗寬辦理入黨手續時，他卻於1992年7月29日，因突發腦溢血醫治無效，在重慶不幸逝世，終年87歲。中共重慶市委、重慶市政協、農工黨重慶市委、黃埔軍校重慶同學會和各界愛國人士，於8月12日為劉宗寬舉行了簡樸的告別儀式，市政協主席黃冶對劉宗寬的生平業績和品德，給予了高度評價。

根據劉宗寬生前多次要求，1993年2月12日，經中共四川省委批准，追認劉宗寬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4] 

劉伯承評價他：“為解放西南立了第一功！” ^[1-2] 

楊力（重慶市政協學習及文史委員會）：劉宗寬的一生，由士兵到將軍，由國民黨到共產黨，畢生追求光明，為了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民族的進步和興旺而奮鬥。他終於實現了平生夙願，找到了長期追求的人生歸宿，他的在天之靈得以告慰，當含笑於九泉。 ^[4] 

1992年8月12日，中共重慶市委、重慶市政協、農工黨重慶市委、黃埔軍校重慶同學會和各界愛國人士，為劉宗寬舉行了簡樸的告別儀式。

1993年3月23日，中共重慶市委、市政協黨組、市委組織部、市委統戰部聯合召開座談會，共同緬懷劉宗寬追求光明，為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事業無私奮鬥的一生。市委副書記金烈宣讀中共四川省委《關於追認劉宗寬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批覆》，要求廣大共產黨員學習劉宗寬的高尚品德和情操，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帶領羣眾創造性地完成黨的十四大提出的各項任務。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