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衡

1929年6月，因組織學生上演話劇《子見南子》，引起轟動全國的“子見南子”案，劉子衡及學生會負責人王宗佩被開除學籍，大批進步學生被迫離校。劉子衡先後流落到濟南等地。1930年，考入國立青島大學補習學習。1931年夏，轉入青島大學正科學習。1933年人山東大學，全力攻讀。1934年，學校派劉子衡隨南京中央研究院董作賓率領的考古工作隊到曲阜、兗州、鄒、滕、嶧等縣參加考古工作，對滕縣安上遺址的銅器、陶器、曹王墓墓葬結構，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與董作賓展開辯論，蔡元培等人寫信表示鼓勵，當時《大公報》進行了報道。劉子衡的辯才初步引起了社會的關注。經蔡元培介紹，劉子衡先後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鄭志雄、張光俠、湯美亭和共產黨的老朋友温起凡。

劉子衡博聞強記，才思敏捷，精通易經，善於講演。抗日戰爭期間，劉子衡為宣傳抗日，廣交社會著名學者。與蔡元培、聞一多、老舍等人經常來往，利用給林森、馮玉祥、胡宗南、顧希平、董釗、李濟深、顧祝同、王耀武、于右任、何應欽、吳忠信、白崇禧、李延年、蕭湘、朱紹良、李玉堂等國民黨軍政要員講《易經》的機會和關係，宣傳團結抗日的主張，揭露反動勢力的投降陰謀，產生了一定的震動和影響。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以徐州、濟南為活動中心，奔走和平，反對內戰。並利用其特殊身份，掩護和營救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和被捕人員。1945年9月，林伯渠函告劉子衡，勸其利用講學活動投入反內戰鬥爭。在重慶國共和談期間，俞鵬飛、顧祝同派黃埔號專機接劉子衡去重慶商談國事。他在國共會談期間，利用其特殊身份從中斡旋，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夏，李濟深來信約劉子衡到南京商談關於開展反美蔣鬥爭的問題。劉到南京與李會談後，又到梅園訪晤了馮玉祥、張治中。接着，又訪晤了周恩來和董必武。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後，劉到處作反內戰講演，並寫了題為《打不得九論》的文章，在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出版的《山東公報》上發表。文章發表後引起各界強烈反響，在國民黨內部引起很大震動，《山東公報》總編吳忠匡被撤職。與此同時，董必武從上海寄信説：“方今主戰之聲盈廷，殺伐之殘橫野，獨先生高瞻遠矚，發為宏文，真乃一片仁者之聲，有民胞物與之懷，此乃《打不得》之真諦也。”劉子衡很受感動，也從中受到莫大的鼓舞。1947年2月24日夜，武裝特務向劉子衡和孫墨佛的住室（當時住在徐州雲龍山花園招待所）亂槍射擊，守衞李守義在抵禦中死亡，彭雲鶴受重傷。此事使劉子衡更認清了國民黨反對派的實質，義無反顧地為祖國解放事業出力。他為策動李玉堂、吳化文、劉儀、聊雲燦、朱興汶等人起義做了大量工作，為山東的解放做出了一定貢獻。

1949年3月劉子衡到達北平，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去南京敦促李宗仁接受共產黨的“八項和平條件”。4月7日下午，李宗仁設宴招待朱藴山、李民欣、劉子衡等一行，劉子衡建議李宗仁直接向毛澤東主席發電報，表明他願承擔一切責任，並要求豁免戰犯蔣介石，以使北平和談能夠進展順利。宴會之後，李宗仁請劉子衡代為擬稿，李閲後當晚向北平發出。次日，毛澤東覆電，國共和談重新在北平舉行。由於蔣介石在溪口暗中操縱，南京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對李宗仁發電表態之事提出彈劾，頑固派還派出特務對朱藴山、李民欣、劉子衡盯梢，致使和談無法進行。4月15日，《申報》與《大公報》同時報道《劉子衡發表和談聲明》。4月23日凌晨，在解放軍隆隆炮聲中，劉子衡邀李民欣從明故宮機場乘專機返回北平。7月1日，劉子衡參加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懷仁堂舉行的盛大宴會，受到毛澤東主席等領導人的接見。

新中國建立後，劉子衡在濟南定居。先後擔任山東省土改委員會委員，省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司法廳副廳長，省各界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委員，省政協第二、三、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在任職期間，對於祖國的統一大業殷切關懷，為使台灣早日迴歸祖國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元旦，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一週年之際，劉子衡發表了對台錄音講話。

劉子衡向以布衣自居，不慕榮利，人稱“布衣大師”。他的生活經歷奇特，富有濃厚的傳奇色彩。他博學強記，勤於經史，淹貫羣籍，旁及佛道。生前曾任全國文獻委員會顧問，著有《周易正義稿》《同文尚書校注》《孔子編年》《孔氏醫案註釋》以及關於老、莊研究的文稿等。

1981年7月20日在濟南病逝，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