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奮熙

劉奮熙生前與渠本翹、喬尚謙等志同道合，經常共議國事，為推進三晉的經濟、政治和教育的發展，做出過積極的貢獻，他們同為三晉近代難得的人物。而劉奮熙人生路程的耀眼之處無疑是其作為縣令、為政六年“愛國衞民”的清官生涯。

劉奮熙在任期間為官清廉剛介、勤政愛民。早在劉奮熙青年時，便不以八股時文為宗，力求學以致用，以圖匡正世風、學風，受到當時的文壇名士――歷任修撰、山西學政、江蘇鎮江、蘇州等府知府王仁堪的稱道、賞識，在其二十九歲時拔為舉人，到他三十四歲庚寅科考時，終於登上了科考的頂端成為了進士，開始步入仕途，由此被擢為貴州省知縣。他在貴州省羅城縣、天柱縣任縣令時期“兩袖清風，毫無官場習氣，而志量識見更為遠大，恆以聖賢之學自勵，且引天下事為己任”。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國內局勢大變，知識界很受震動，劉奮熙亦然。作為一名百姓的父母官，他也在思考實際的有利民生的措施和辦法。他實踐的辦法便是“裁陋規以祛弊政”，注重“衞民生”。尤其是在他被委任的地域，“漢苗雜處”，少數民族的問題一直題而不決，且統治者一向以少數民族為弱勢民族，因而加以歧視和無情壓制。而劉奮熙在任職期間卻反其道而行，堅持民族平等，主張一視同仁，認為“官能將苗當子看，苗即視官如父母”，儘管他的這種思想無疑封建意識較為濃重，但畢竟是將苗族百姓視為親人了，他這種不輕視、蔑視少數民族的思想與行動在當時尤為可貴。在“衞民生”的職官生涯中，他首先以“選清吏為大要”。他認為為政之要，就是官吏要清廉，這是衞民生的根本問題。為此，他很重視選拔人才，並認真考察了古代的官制，對於選舉、科舉等選擇官吏的制度，作了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撰寫了《孝廉方正源流考》、《六朝人才對》等文，來對古代政治制度進行總結清理，並對舊的官吏制度進行了批判。針對高級官吏的腐敗無能，致使國家蒙受屈辱的現狀，他提出整飭官吏，選清吏，“禁種罌粟”，“為民除害”，以振興國威，抵禦強敵。他的這些“衞民生”的提議，尤其是對古代官吏制度的考察和禁種罌粟的倡導，很有見地，表明了他敏鋭的眼光和識見力。然而這些辦法對於清王朝內憂外患迭發的情勢卻無力挽救，因為此時的大清早已日薄西山，改革只是裝腔作勢，劉奮熙看到“時事將不可為”很是傷感，於是乞休歸裏。

尤為可敬的是劉奮熙宦遊數載，“囊橐蕭然”，連返歸故里的路費都不足，地方以千金助行，也被其拒絕，只是靠在貴州經商的山西商人借貸才得以成行。走時，當地百姓奔走呼號，進行挽留，挽留不成，又相率“餞於郊外”，“有數苗人，依戀尤至，請從公至晉，公慰諭之，弗顧，跋涉數千裏衞公至裏乃泣而去”，由此可見，如不是劉奮熙恩待苗人和當地老百姓，視民如子，真心實意的為民做事，在其卸任離去時，怎能出現百姓相與挽留，泣別郊外的動人一幕，哪能得當地百姓如此的敬重與真心的擁戴呢！如不是他能一視同仁，尊重苗民的風俗習慣，實行民族平等，又怎能得幾個苗人兄弟不遠萬里護送其回故鄉的感人場景！

此外，辭職回鄉的劉奮熙為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回鄉之後，劉奮熙衣食無着，只得設帳授徒，一方面從事教學，一方面進行著述。劉奮熙其人性格豪放，思維活躍，明體通達，講求經世致用。在他設帳授徒、藉以自給而進行教學時，從者甚眾。在回鄉的短短的數年之中，劉奮熙“竊嘆近世之士非耽於破碎之考據，即溺於腐濫之時文”，通過著書立説來表達他“明體達用”的觀點，且著述甚豐，據其子劉偉等記述説，他有選定的《陽明集》、《明儒學案雜鈔》、《漢魏唐宋詩鈔》、《古文選腴》諸書，然散佚尤多，現在僅存《愛薇堂遺集》。

總之，劉奮熙是一個平凡而偉大的封建知識分子，他生逢國難當頭之際，“衞民愛國”，一塵不染，兩袖清風，令人可欽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