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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鈞

(原江蘇省政協副主席)

鎖定
劉國鈞(1887年4月2日-1978年3月8日),出生於江蘇省常州府靖江縣生祠堂。 [3]  名金生,字國鈞,號麗川。 [2]  15歲到武進做學徒,後創辦常州大成紡織印染公司,是我國傑出的愛國實業家,一代紡織巨匠。先後當選為全國人大一至五屆人民代表、全國政協五屆委員、江蘇省副省長、江蘇省工商聯主任委員、民建江蘇省委主委、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劉國鈞早年在常州提倡“機器革命”、“土紗救國”。1930年集資創辦常州大成紡織印染公司,8年間使大成企業由1個廠發展到4個廠,紗錠由1萬枚發展到8萬枚,資金由50萬元發展到400萬元,被當時經濟學界譽為罕見的奇蹟。
他三渡日本,考察歐美,引進技術、管理,結合工廠實踐,提出工管工自治化、工教工互助化、工資等級化、華廠革新化、出口優質化的口號,全面提高工廠管理素質。並率先在我國紡織界中試製成功燈芯絨、絲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撰寫了《擴充紗錠計劃芻議》一書,認為抗戰勝利後,可用15年時間將全國紗錠擴展到1500萬枚,與世界紡織業爭王座。 1950年毅然自港返常,在江蘇省私營棉紡業中首先實行公私合營。
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劉國鈞出謀獻策,提出辦廠要“生產增良,清潔衞生,廢物利用,價廉物美”四要點。十年動亂時,親筆書寫“人老心不老,永遠跟黨跑”對聯,以示堅定信念。 [1] 
中文名
劉國鈞
國    籍
中國
籍    貫
江蘇靖江
出生日期
1887年4月2日
逝世日期
1978年3月8日
女    兒
劉璧如
麗川

目錄

劉國鈞人物簡歷

劉國鈞(1887年4月2日-1978年3月8日),原名金生,江蘇靖江人,著名愛國實業家,曾任江蘇省副省長。劉國鈞幼年時因家中貧困無法繼續學業,遊走各地當學徒。
1909年時終籌得六百銀元后,在常州奔牛鎮與同鄉華雲良一同開設和豐京貨店,後改由他獨資經營。當時正值辛亥革命之後,鎮上其他店鋪因害怕戰亂而關閉店鋪,只他一家繼續營業,獲利頗豐。
1915年時,他決定棄商從工,並改名國鈞。次年,他在常州創辦大綸機器織布廠,後又在家鄉開設廣豐布廠、公裕土紗布廠。1918年,創立廣益織布廠,四年後又創辦廣益二廠,成為當時常州最大的織布廠。
1927年,關閉廣益一廠而單獨經營廣益二廠。
1930年,與人一同盤下大綸久記紗廠(原大綸機器織布廠),並改名為大成紡織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並任總經理。
1932 年,原獨資經營的廣益布廠合併入大成公司,改名為大成二廠。
劉國鈞 劉國鈞 [5]
1936年時,又與漢口的震寰紗廠合作,改為大成三廠(後又改為大成四廠,並新建大成三廠)。抗日戰爭期間,大成一廠被搶掠、二廠被毀、三廠則被日軍當作馬廄、四廠則結束與大成合作,大成公司受到嚴重破壞。其後,三廠遷往上海及由瑞士剛運抵的設備在上海租界以英商名義開辦安達紡織公司並任總經理。而存放在漢口的設備則運往四川,與盧作孚的三峽染織工廠合作,在北碚創辦大明紡織染公司。抗戰結束後大成各廠均恢復生產,而劉國鈞又在台北開設台安興業公司,並與彭浩徐等創辦中國紡織機械公司。
1948年,在香港九龍開設東南紗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49年底回到大陸,出任大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安達公司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
1951年,在黃炎培介紹下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其後曾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委員、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員等職。
1956年出任江蘇省副省長。
1959年任江蘇省工商聯主任委員,同年又任民建江蘇省主任委員。次年,出任民建中央常務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
“文革”後,於1977年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委員。
1978年3月8日在南京逝世。 [5] 

劉國鈞人物事蹟

劉國鈞一、

劉國鈞父親是鄉間塾師,他自己幼時接受蒙學教育,但7歲時父親因科舉失意、名落孫山而患精神病,家境破敗,劉國鈞年少時就得為家庭的生計打拼。“問我平生少時苦,一生學費錢八百。”劉國鈞本名金生,但是在成為奔牛鎮首富之後,他有了更多的抱負,厭煩本名“劉金生”,他對父親説:他再也不能為金而生,而是要為國而行,要改名。父親反覆推敲,取白居易詩“為問三丞相,如何秉國鈞”,改其名為劉國鈞。 [4] 
他從15歲起就背井離鄉、闖蕩江南,僅用了13年就成為武進奔牛鎮首富。後又棄商從工,艱苦創業,先後創辦大綸織布廠、廣豐布廠、廣益布廠、廣益染織廠等,收益頗豐。劉國鈞於1930年集資創辦常州大成紡織印染公司,這是蜚聲海內外的大成企業帝國的開端,從此,他真正踏上了創造紡織工業“罕見奇蹟”的征途。 [3] 
劉國鈞總能在工廠的運營中發現痛點,及時革新。比如1923年,劉國鈞聘請上海錦昌鐵工廠陳清鑑,把廣益染織廠手拉織機改成腳踏織機,生產效率增長兩成。1934年春,劉國鈞重金聘請日本割絨工人來華傳授割絨和磨刀技術。兩三年間,他開創了中國民族紡織工業中最早生產絲絨、燈心絨成功的先例。 [4] 
在1930年到1937年的8年時間,大成公司由1個廠發展到4個,1萬枚紗錠發展到8萬多枚,260台織機發展到2557台,印染能力從零發展到日產5000匹,註冊資金從50萬元發展到400萬元,八年翻了8倍。 [3] 

劉國鈞二、

19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初,中國民族棉紡織業在紡、織、印、染領域只經營其中的一個部分,至多是紡、織或印、染聯營。染色與印花作為棉紡工業的一部分,比例很小。日本等壟斷資本抓住中國民族紡織業這一弱點,壓低棉紗、坯布價格,抬高色布價格,來達到擾亂市場,打擊中國棉紡業的目的。一時間,全國各地的紗廠紛紛倒閉,中國民族紡織業處境艱難,風聲鶴唳。然而劉國鈞的大成卻能獨樹一幟,逆勢而上。
劉國鈞竭力主張以外商作為競爭對象,尤其是日本。他認為單純地抵制日貨是治標之策,只有做大做強民族工業,才能真正抵制日貨。然而,現實制約我們的技術遠不如人,裝備遠不如人,管理還是遠不如人,我們拿什麼跟別人競爭呢?唯一的途徑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從1924年到1935年,劉國鈞曾四度赴日本考察,每次回國後均有革新之舉。比如,1924年他第一次赴日,發現“日商之優,在於成本低。其要旨是管理注重實效,工序安排科學,節約費用物料。”於是回國後在廣益全面推行“筒子紗”工藝,大力引進日本豐田新式自動電動織機,促使廣益成為當時常州最先進的現代化布廠。第二次赴日是1931年秋天,創辦大成紡織染公司翌年,正是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前後,他被許多工廠拒絕參觀,吃了不少“閉門羹”。即使如此,劉國鈞仍認識到“染而不織,織而不紡,一遇交通阻礙或市場波動,原料一旦中斷,生產勢必停頓,只有發展紡織、印染全能企業才能與外商競爭。”於是,他果斷將廣益染織廠併入大成紡織染公司,發展全能企業。 [3] 

劉國鈞三、

1953年9月,劉國鈞作為常州民主建國會主委,被中央統戰部邀請到中南海,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討論“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中南海的紅牆讓人倍感神秘與莊嚴,劉國鈞到過北京很多次,卻從沒想到自己會走進中南海。
劉國鈞對於政策與形勢尚把握不準,會議一結束,立馬就去拜訪了他的老友、政務院副總理黃炎培。黃炎培教了他四個字“與時俱進”,一語驚醒夢中人,劉國鈞醍醐灌頂,公私合營定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他心想,我何不順勢而為做個表率呢?
劉國鈞手寫楹聯“人老心不老、永遠跟黨跑” 劉國鈞手寫楹聯“人老心不老、永遠跟黨跑” [2]
返回常州後,劉國鈞馬上開始醖釀申請公私合營,為了成為最早一批實行公私合營的人,他穿梭奔波於上海、常州之間,與大成公司每位董事、監事進行磋商。12月15日,青果巷八桂堂,大成公司在此召開董事監事聯席會議,一致通過了申請公私合營的議案,隨即向常州市人民政府遞交了申請。
可是,落實公私合營的路上還有一隻“攔路虎”。按政策規定,公私合營時公股的比例不能低於15%,那麼政府就需要向大成公司投資250萬元,這筆錢需由中央和華東局加撥,否則大成公司的公私合營計劃就會推遲甚至落空。在此關鍵時刻,劉國鈞挺身而出,表示不需要國家一分錢投資,用自己的私股與南通大生公司的公股調換,如此一來,公股比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1954年6月1日,大成公司正式簽訂公私合營協議,成為江蘇省第一家實行公私合營的企業,劉國鈞心潮澎湃、興奮不已。 [3] 

劉國鈞四、

“平生學費不盈貫,事業從來仗眾扶。”劉國鈞晚年寫的自傳總結詩中把自己事業的成功歸結為大家的功勞,既體現了他為人謙遜的高尚品質,也反映出他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
劉國鈞最早的一位助手華篤安,資歷不高,沒有大學文憑,14歲在武進電氣廠當學徒,21歲任發電廠主任,因與領導意見不合憤而辭職。劉國鈞聽聞此人,立即要以總稽查的名義下聘。有人建議要考察,劉國鈞卻對他青眼有加,評價他:“這人只有6年書底,竟能21歲做電廠主任,可見這人的天分;敢於據理與總經理抗爭,可見這人的剛直與忠心;辭職後這麼多人挽留,可見這人的德性與人緣。”
劉國鈞接管大綸久記紗廠後,當時2000多人的工廠沒有一位工程師,只有日本紗廠的一位老師傅。公司老廠設備陳舊,棉紗質量不過關,劉國鈞滿臉愁容、求賢若渴。他讀到陸紹雲著《紗廠標準工作方法》,拍案叫絕,立即派人尋找、重金聘請此書作者,答應給其年薪5000元,而當時劉國鈞本人月薪才240元。
査濟民於1933年到大成二廠任技師、染部主任,在廠屢有建樹,因自身德才而見愛。他在大成二廠工作期間,深得劉國鈞器重,還被送到日本京都染織廠實習深造,在染織方面卓有成就。他後來還成為劉國鈞先生的東牀快婿,與劉國鈞愛女劉璧如結為秦晉之好。
劉國鈞看人重在實質,不光看文憑、資歷和身份,更看重本人的德識才學,所以才能在身邊團結一批善經營、懂技術、會管理的人才,幫助他實現事業的突飛猛進。 [3] 

劉國鈞五、

劉國鈞接管大綸九記紗廠之初,廠內經營腐敗、管理不善,實行“工頭制”。工頭大多為地頭蛇,他們封鎖技術,操縱工人聘用程序,對改善工廠管理制度、採納新技術、發展生產都極為不利。劉國鈞堅決革除積弊,創新管理制度,提出“必須廢除工頭把持之惡例,集中進退工人之權利於人事部直接管轄之下。”
劉國鈞在生產經營中致力於製造質優價廉的名牌產品。為降低成本,他親自下車間力抓“三個老虎”,即白老虎(棉花)、花老虎(花色)、黑老虎(煤炭)。為提高質量,他偽裝成漿紗工進入英商怡和紡織廠,偷偷觀摩學習漿紗技術,被外籍工頭髮覺,差點遭到毒打。此外,劉國鈞致力於打造品牌,《大成公司檔案史料文獻》一書記錄的大成紡織染公司使用過的商標多達32種之多,“蝶球”“六鶴紗”“大成藍”“雙兔”“英雄”等品牌在當時市場上頗受歡迎。
劉國鈞在管理企業職工方面也頗有建樹,提出了“工管工,工教工,工人自治”等嶄新理念。他經常對工人説:“我們廠就是個社會,進了廠就要安心工作,要食於斯、居於斯、老於斯、葬於斯。”他在廠內興辦食堂、宿舍、保健站、幼兒園、子弟小學,也為青年工人舉辦集體婚禮,甚至還建造了一座功德堂,職工去世後可葬於大成出資興建的大成公墓。雖然當時並不完全從工人角度出發,但這些舉措的確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水平。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