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同方

第二批600抗日英烈名錄 ^[1] 

劉同方（1911—1943） 漳河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

為永遠銘記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勳，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戰精神，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民政部24日公佈第二批在抗日戰爭中頑強奮戰、為國捐軀的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羣體名錄,劉同方是其中之一。

劉同方是優秀的中共黨員，無私無畏的革命戰士。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中，他先後擔任中共大名七師學校黨支部書記、直南特委青年團書記、中共清（豐）南（樂）邊西縣委書記、南宮戰委會宣傳部長、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國總會組織部長、垂楊縣縣長、漳河縣縣長等職務。在領導漳河縣軍民反掃蕩鬥爭中，不幸壯烈犧牲，時年 32 歲。

一、參加革命早期

劉同方又名劉昕，化名楊化南，南樂縣五花營村人。劉同方 1911 年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裏。自幼跟隨父親劉敬明（教書先生）在縣西一個村莊上私塾小學，後來考入南樂縣第一高級小學繼續讀書。他性情温和，團結同學，尊敬師長，勤奮好學，成績優秀。在家鄉他曾多次鼓勵姐妹們放腳，教她們識字，走出家門，同封建勢力作鬥爭。1929 年 8 月，劉同方考入直隸省立大名第七師範學校。他品學兼優，積極上進，在七師黨組織的影響下，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2 年冬天，劉同方擔任了七師學校黨支部書記。當時七師新任校長郭鳴鶴，是國民黨藍衣社分子，很反動，進校後便撤換進步教職員工，從各方面限制學生的革命運動，成批的或零星地開除進步學生，招新生時只錄取地主資本家的孩子，因而遭到了進步學生的反對。學校黨組織領導學生迅速掀起了反郭學潮。劉同方親自主持召開學生大會，聲討郭鳴鶴的反動罪行，宣佈罷課。學生離校後，一部分組成請願團，赴津告狀，還組織募捐團和宣傳隊，分赴各縣開展反郭宣傳。還寫了“告家長書”、“告同學書”散發各地。由於反動當局對郭的支持，以劉同方、劉森林、白雲嵐為首的 17 名同學被開除學籍。後來，學校又先後開除黨、團員、進步學生 170 多人，學潮失敗。 1933 年 2 月，劉同方離開學校到直南特委擔任青年團書記，並參加中共大名中心縣委的工作，與縣委負責人袁聲等同志一起領導清豐、南樂、大名、成安一帶黨的工作。

1933 年 8 月，黃河自長垣縣石頭莊決口，長垣、滑縣、濮陽、濮縣沿黃村莊一片汪洋。據《直南特委報告》記載：“平地水深一丈至數丈，秋苗已毀、房屋倒塌，糧食大部分沖走了，遭到了亙古未有之大劫……”。廣大災民無吃無住，生活貧困到了極點，到了 11、12 月之間，更陷入飢寒交迫的悽慘境地。中共河北省委派王富元、直南特委派劉同方到濮陽縣救災，配合中共濮陽中心縣委在姚家、兩門、曾小丘、卞村一帶，發動災民有組織地開展了向地主借糧、分糧、吃大户的鬥爭。同時還號召非災區羣眾支援災區。由於採取這些急救措施，為大部分災民解決了衣、食、住的問題。

二、積極參加抗戰

1935 年，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地區發動了新的侵略，國民黨政府於 6 月 9 日與日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日軍又策動漢奸搞“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整個華北形勢岌岌可危。 8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12 月，北平爆發了震動全國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抗日救亡運動迅速蔓延全國。這時，劉同方不顧個人安危，利用特委僅有的一台油印機，印發傳單，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宣傳。他用雞蛋殼盛漿糊出外張貼標語，遇到情況便隨時扔掉。五花營村緊靠公路，夜間，他在村邊屋牆上書寫抗日救亡標語，還曾在小學校外牆寫了“抗日救國”四個大字。

1936 年 2 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在北平成立。劉同方受上級黨的指派回南樂秘密進行革命活動，並聯絡以孫漢章為首的南樂簡師“讀書會”成員加入“民先”，他們走出學校，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發展“民先”組織，喚起民眾不當亡國奴，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政策。

1937 年“七七”事變後，劉同方在南樂協同郭獻瑞通過“抗日救國十人團”組織建立學習小組，印發了黨章和入團志願書，建立了由郭獻瑞、劉同方、陳仰賢三人組成的中共南樂縣臨時工委。並建立了 5 個區委，佈置了工作任務：一、發展黨員，擴大組織，在羣眾中大力宣傳抗日救國，提高人民羣眾的抗日信心；二、動員農民、學生，特別是“抗日救國十人團”的同志，參加共產黨組織的抗日武裝；三、貫徹黨的統戰政策，爭取南樂的紳士、民團參加抗日。

1938 年春，中共直南特委組建清（豐）南（樂）邊東、邊西縣委，劉同方任邊西縣委書記。不久，在梁村（直南特委駐地）又建立了清、南、大抗日救國會，劉同方擔任宣傳部長兼《火星報》主編。他經常奔赴農村，對基層救國會組織進行具體指導和幫助，努力開展抗日活動。

1939 年，劉同方任中共南宮戰委會宣傳部長。 1940 年任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國總會組織部長。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裏，他堅持深入基層，為推動和建立各級民眾抗日組織做了許多工作。夏天，他代表“文總”參加冀南參觀團，赴冀中、晉察冀參觀，利用文化工作宣傳抗日的指導思想更明確了。後來根據地淪為敵佔區，他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仍堅持對各地縣區的巡視。

1942 年，黨組織派劉同方到垂楊縣任縣長。但在上任途中，他在鎮南不慎被日軍逮捕。在獄中他與敵人進行了機智勇敢的鬥爭。被捕時由於日記本（又一説是一紙條 ^[2]  ）被搜去，他很感不安。一天日軍提審他，對他進行誘惑，氣氛並不緊張。他突然看見小日記本放在桌子上，旁邊還有些報紙，於是他就趁機裝着上前看報，小心地把報紙蓋在日記本上，然後又若無其事地把小本摸到袖筒裏，隨後裝進衣兜。一會兒，他以解手為由，躲過敵人在廁所外的監視，他把小本子裏的重要內容撕下吞進肚子裏，把剩下的部分丟到茅坑裏。當敵人審問他時，一無所獲。劉同方有着崇高的革命氣節，在敵人面前他毫不屈服。有一次，一個日本軍官問他説：“你看我們的日本皇軍對你們八路軍俘虜好不好？”劉同方憤然地説：“我是救國主義者，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日本軍官氣得哇哇直叫。劉同方在獄中不僅堅持對敵鬥爭，還堅持學習。在獄中他寫的三首詩，表現了他視死如歸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其一

困頓囹圄內，飢寒交相催。

面瘦多垢膩，須長滿塵灰。

除此一片心，其餘盡崩潰。

堪羨窗前雀，來往自由飛。

其二

白天書中尋樂趣，黑夜夢裏得自由。

——鐵窗生活

其三

爾為我之敵，我亦爾之敵。

爾為侵我來，我為驅爾起。

侵我為非理，驅爾為正義。

今既為爾俘，有死而已矣。

劉同方在獄中和敵人鬥爭了半年多，後來在黨組織的營救下，逃出了虎口。

三、在漳河縣

1943 年夏，上級黨組織委派剛出獄的劉同方到漳河縣（現魏縣南部）任縣長。劉同方接到上級指示，顧不得休息就上任工作了。漳河縣環境惡劣，四面受敵，周圍日偽軍總數在 6000 人以上，全縣被分割為三塊。劉同方一直在格子網裏堅持工作，組織領導羣眾進行鬥爭。他身體本來就很弱，再加上半年的獄中生活折磨，就更加瘦弱了。在艱苦的游擊戰爭生活中，他從來沒有過特殊要求，總是夜以繼日地為黨為人民工作。

1943 年是災荒年，上級號召節衣縮食，嚴格開支，劉同方積極響應，帶頭執行。他對縣財政制度掌握極嚴，對縣機關內的開支賬目都親自檢查，帶頭做執行制度的模範。他體貼羣眾痛苦，經常教育同志們要時刻想着羣眾。每到吃飯拿起乾糧總會説：“哎，還不知道老百姓怎樣哩。”他的一言一行使同志們很受教育。

劉同方在任漳河縣縣長期間，特別注重對案件的處理工作。他經常和同志們説：“過去的官多是積案如山，清官最大的特點是案件不存。舊社會清官尚且如此，何況我們是民主政府呢。”他還經常教育大家説：“現在打官司的多是貧苦羣眾，這些人過去是告不起狀的，也是不敢告狀的，有冤無處伸。現在有了民主政府，羣眾相信我們，　敢來告狀， 我們應該認真受理。”他嚴以律己，以身作則，體貼羣眾過去告狀難的痛苦，經常親自處理案件，羣眾多年來未解決的問題都來找他解決。他平易近人，態度和藹，每到一村，羣眾都樂意和他談話，工作再忙，總是耐心詢問，和氣解答。有一次，一箇中年寡婦與兄長因財產糾紛來找縣政府，當時縣政府正在開會，他就利用飯後休息時間問案，從過去的雙方關係提到事情的各個方面，那個婦女嘮嘮叨叨地扯東道西，有的人聽得煩膩了，而劉同方卻耐心地聽着、記着，仍問得很仔細。劉同方為了把整個案件斷得合情合理，第二天他親自跑到那個村調查，根據羣眾的反映，合理地解決了這一家庭糾紛。他對同志們説：“清官難斷家務事，不能草率決斷，否則很容易出錯。”

劉同方善於做農村工作。他一到漳河縣就和同志們説：“我有個計劃，打算印些表格，住到哪村就調查一番，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情況，還可以隨時發現問題就地進行工作。”根據劉同方的提議，縣政府照辦了，效果很好。當時政府機關移動，一般是根據工作需要，哪村有問題就搬到哪村去住。他每到一村，必抽空與村幹部或老百姓談話，瞭解村裏的情況和羣眾對政府與軍隊的反映，掌握實情。他領導全縣幹部、羣眾戰勝了敵人的多次“掃蕩”，廣大幹部和羣眾都非常欽佩他的工作作風和才幹。

1943 年 12 月，偽“東亞同盟自治軍”出動 1 萬多人對漳河縣一個區進行大“掃蕩”。這次“掃蕩”的消息，縣政府頭一天就知道了，大家都隨軍隊由封鎖溝南轉移到溝北。第二天，劉同方看到羣眾還沒有轉移，心裏十分焦急。為了羣眾的安危，為了組織羣眾對敵鬥爭，27日這一天，他和同志們一起在野外與敵人周旋了一天，傍晚與敵人遭遇，因敵眾我寡，突圍時，劉同方身中數彈，壯烈犧牲。

劉同方的一生，是為黨的事業頑強奮鬥的一生，他的名字永遠銘刻在他生活、戰鬥過的地方的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