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垂

劉伯垂（1887－1936），鄂州市華容區段店鎮人。

劉伯垂出生於書香世家，其父劉弼丞為日本政法大學畢業生。劉伯垂清末留學日本，就讀於明治大學法科。留日期間，結識了孫中山、陳獨秀等人，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並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

辛亥革命後劉伯垂回國，歷任民國大元帥府秘書官、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參事。袁世凱稱帝后即憤然辭職，南下廣州，出任廣東軍政府高等審判廳廳長，並主編《惟民週刊》，宣傳革命主張。因廣東軍閥政府未徹底擺脱軍閥控制，劉伯垂深感不滿，1920年夏秋之交，辭官北返，在上海由陳獨介紹加入共產黨，並被派回武漢籌建湖北的共產黨組織。

劉伯垂回武漢後，分別找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包惠僧、鄭凱卿等人交談，取得一致意見，贊成成立武漢支部。1920年10月，劉伯垂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寓所主持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共產黨湖北的第一個支部（亦稱共產主義小組）正式宣告成立。會後，伯垂租用多公祠5號為支部機關。

武漢支部成立後，劉伯垂和其他同志一道，致力於積極發展黨的組織，開展革命活動，先後組建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和武漢馬克思學説研究會，主辦了支部機關刊物《武漢星期評論》。

1921年3月，劉伯垂直接領導了漢口人力車工人反對增加車租的罷工，取得了武漢建黨後的首次鬥爭勝利。1923年，他又和項英、包惠僧、林育南等人一道，共同組織領導了武漢地區的“二·七”大罷工；同年底，他又根據中共三屆一中全會精神，與項英一道成立了“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籌備處”， 劉伯垂擔任籌備處主任，負責組建市黨部。

1924年1月，劉伯垂以國民黨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國民黨一大。3月，國民黨中央委任他為國民黨湖北省政府黨部籌備委員，與董必武等人負責籌建省黨部的工作。不久，林伯渠由粵來漢，劉伯垂與之一起建立了國民黨漢口市執行部，並擔任工農部長。

“二·七”大罷工失敗後，劉伯垂一度被捕，漢口市執行部的工作也告停頓。在各界人士的共同營救下，1925年1月15日方獲釋放。劉伯垂出獄後，仍積極為黨工作，同國民黨右派擅自成立的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籌備處進行了堅決鬥爭，終於挫敗了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爭取領導權的陰謀，於5月21日建立了直屬國民黨中央領導的漢口特別市執行黨部，伯垂和向忠等為黨部主要負責人。

1926年1月，伯垂等人以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身份出席國民黨“二大”，並受我黨指派，提前赴粵參加大會籌備工作，任大會秘書處文版主任，“工人運動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會議期間，伯垂與國民黨左派一道，同“西山會議”派進行了堅決鬥爭；代表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作了《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黨務報告》。在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上，伯垂還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書記長。

1926年7月，北伐戰爭爆發。同月，國民黨湖北省“三大”召開。伯垂與董必武等省市黨部成員一起，竭力發展工人組織，宣傳北伐意義，發動工人罷工，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戰爭。9月，北伐軍取漢陽，克漢口，兵臨武昌城下，伯垂和董必武與攻城別動隊司令梁瑞堂聯繫，利用各種統戰關係，策動了守軍宋大霈部6個營起義，為北伐軍攻克武昌作出了重大貢獻。

北伐軍攻佔武漢後，肩負中共湖北區委委員和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雙重領導責任的劉伯垂，積極領導武漢的工人鬥爭，使武漢地區的革命運動進入了新的高潮。

1927年，由於蔣介石、汪精衞相繼背叛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伯垂與董必武等一批在省、市黨部和政府工作的共產黨人，於7月18日登報申明，辭去國民黨內的一切職務，並遵照黨的批示轉入地下。

“八·七”會議後，伯垂調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年底，伯垂躲過汪精衞在武漢的大搜捕，潛往日本。翌年回國，隱居上海。直到1936年，患肝病逝世，終年50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