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仁

劉仁，祖籍山東牟平，1909年（清宣統元年）出生於本溪橋頭。祖父劉藺英為維持生計，帶着家人逃荒到本溪湖橋頭街。以開荒種地為生，後開設德元堂兼賣中草藥。父親劉振邦，字漢臣，當過橋頭街郵局郵差和郵政局長。劉藺英去世後，劉振邦秉承父業，利用德元堂老字號，擴大經營範圍，生意逐漸興隆起來，成為橋頭街的殷商富户，並被推舉為橋頭街0會長。劉振邦熱心公益事業，為人急公好義，後因秘密從事抗日活動，被日本特務殘酷殺害。

劉仁7歲開始讀私塾，接受啓蒙教育，後入橋頭商立國民小學，11歲考取本溪縣立第一高級小學，到本溪湖讀書。

劉仁從小受家庭薰陶，對中國歷史文化最感興趣，喜歡獨立思考問題。他到橋頭北山上玩耍時，發現有水泥炮台，得知是日本人與俄國人打仗修造的，他感到疑惑不解。當學校組織到本溪湖朝陽寺山上踏春，看到塗着日本標記，由日本人押運的火車，滿載着木材、煤炭、糧食從山下經過時，他感到這是中國人的恥辱。在高小畢業的師生聯歡會上，他自編、自導、自演了一出歷史話劇《崇禎之死》，對這位-之君表示惋嘆，也表達了少年劉仁對時局的憂憤之情。

後來，劉仁考入營口水產學校，開始離家求學。該校是一所培養水產捕撈和水產養殖的專門學校，劉仁不僅專業課學得好，對實踐課更感興趣，而且練就了一身過硬的游泳本領，曾冒着生命危險搶救了兩名溺水的同學，受到學校師生的一致好評。

1928年（民國17年），劉仁考入東北大學預科，兩年後轉入本科，進法學院政治系第四班。他與吳一帆、陳彥之等同學志趣相投，過從甚密，都是學校的進步學生和活躍分子。

劉仁身材魁梧，英俊瀟灑，並十分健談，興趣也十分廣泛，游泳、滑冰、球類以及琴棋書畫，樣樣都好。他每天清晨都要到宿舍前的大操場跑上幾千米，從不間斷。他常對同學説，有個壯實的身體，將來不論幹啥都能派上用場。他喜歡古典詩詞，尤其喜歡岳飛、陸游的愛國詩詞。每當吟到“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和“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時，與他那強烈的愛國之情發生撞擊，對神州動盪、人民疾苦，憤然有力挽狂瀾，澄清天下之志。

劉仁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熱血青年，本來進入本科專攻政治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要尋求救國救民的良策，但現實使他大失所望。軍閥連年混戰，民不聊生。東北易幟後，納入蔣介石政權的統治之下，張學良當上了全國陸海軍空軍副司令，依然是換湯不換藥，這使得富有愛國正義感的大學生們對張學良也十分不滿。由於劉仁等人在學生中有威信，學校當局極力拉攏他們，但劉仁等人並不買賬。有一次，身兼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學良搞選舉，指定兩名所謂代表，讓東北大學學生投這兩個人的票，遭到劉仁等進步學生的反對。劉仁等人組織起來，針鋒相對，硬是不選官方指定的人，並且將計就計，另選了兩名代表，搞得校長十分狼狽。當時，學校空氣沉悶，不允許講授進步課程。因此劉仁對學校規定的課程不感興趣，卻千方百計尋找進步書籍。一次，他從同學那裏借到肖伯納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便如飢似渴地讀起來。書中有關階級剝削的論述，使劉仁認清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併為他後來參加愛國救亡活動打下了基礎。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垂涎三尺，正在策劃侵略行動，東北的形勢日漸緊張。東北當局對救亡活動採取高壓政策，校園已無民主自由可言。與此同時，以華北的救亡呼聲進一步高漲，北平、天津成為進步學生嚮往的地方。劉仁再也不想繼續留校啃那些無用的書本，便於1931年（民國20年）暑假前夕，毅然放棄學業，告別東北大學校園，隻身前往北平。

劉仁到北平不久，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了中國東北。東北進步知識分子高崇民、閻寶航、陳先舟、車向忱等-到北平，組織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協會，劉仁立即加入到這個組織中來。他給好友吳一帆寫信，讓他隨西遷的東北大學到北平復學。吳一帆到北平後，發現劉仁根本沒有復學，而是在為抗日救亡緊張地忙碌着。劉仁還以吳一帆的宿舍為掩護，深入到羣眾中進行宣傳鼓動，演講，印刷刊物，張貼標語。他曾對吳一帆説：“一個熱血青年如果只想着吃飽睡足，就容易意志消沉，現在國難當頭，要想想國家民族，要為國家民族出點力，甚至流血犧牲，這才稱得起炎黃子孫啊!”

劉仁主要活動在平津的工人羣眾中，為反對國民黨的政策，他在北平西城區組織領導過黃包車工人的罷工。他對當時的革命文學運動也十分熱心，有一次，魯迅先生在北京大學操場上講演，劉仁也到場聆聽。事後，他還把聽講演時的照片寄給表哥劉範五保存。

後來，劉仁受救國會派遣，來到天津開展工作。天津有幾家英美開辦的煙草公司，公司中有許多中國女工。劉仁經常到女工中宣傳救國思想，調查外資企業對中國女工的剝削情況。為安全起見，他不時變換工作方式，轉移居住地點，宣傳和調查也常在晚上進行，有時需要連夜進行整理彙總，郵寄給北平。

恰在這時，劉仁的表哥劉範五隨所供職的郵局撤到天津，繼續擔任郵政支局長。家住在大王莊義信裏，這使劉仁大喜過望。表哥有公開身份，他的家成了劉仁從事秘密活動的庇護所。劉仁形成的材料不再經過郵筒，而是由表哥直接從郵局郵寄，躲過了可能遭到的拆信檢查，這給劉仁的活動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劉仁高興地對劉範五説：“表哥，你這裏既安全，又方便，還省郵費，真是我們抗日救國的好基地，你就當我的保護人吧!”

由於有了可靠的保護傘，劉仁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大，他深入到天津郊區的古冶、林西、趙莊等煤礦，在礦工中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幾個月後劉仁完成任務，回到北平。

1933年，日本侵略者向熱河進犯，北平也處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中。劉仁在北平的處境越來越艱難，有時連吃飯都成問題，他只好去擺地攤賣字來維持最低生活。

劉仁參加兩年的抗日救亡活動，感到自己的知識不足，難當救國救民的大任。學水產可以謀生，但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標；學政治雖然時髦，卻不能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他渴望掌握更多的知識，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他認為，日本經過明治維新，效法西方列強而迅速強盛起來，而且清末以來，赴日留學蔚然成風。於是他決定赴日留學，他的想法得到了父親的支持，回到本溪籌集經費，以中國官費留學生名義，從遼陽乘火車赴大連，又乘船經朝鮮釜山，東渡日本求學。1934年2月，劉仁憑藉流利的日語優勢，正式進入日本高等師範預科，升入本科後，他選學了語言專業，主攻英語。

劉仁政治敏感，又參加過抗日救亡活動，他與一般中國留學生不同，所以赴日後目的十分明確。學習英語，當然不能完全滿足他的願望，所以，他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課外活動，閲讀文學書籍。特別是對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目漱石的《心道草》等作品更是推崇備至，愛不釋手。他不僅自己喜愛這些書，還向國內的朋友推薦。

劉仁雖然身在異邦，卻心繫着祖國，為了及時瞭解國內形勢的發展，他通過關係從上海購買進步書刊郵寄東京。通過這個渠道，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剛剛出版，劉仁在日本就讀到了。1934年9月，劉仁的弟弟劉維坤來日本留學，當他徵求哥哥意見時，劉仁向他建議説：“中國是個農業大國，急需農業方面的人才，你對農業又感興趣，還是學農業吧!”劉維坤便選擇了東京農業大學農學專業。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自發組成學生團體，經常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其中以中華世界語協會最為活躍。世界語是波蘭人柴門霍夫所創，以服務全人類為宗旨，掌握世界語，就可以超越國界進行交流。劉仁的日語、英語已十分流利，又以極大的熱情和堅強的毅力學習世界語，並參加了東京世界語協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要聚在一起，用聊天的方式交換學習世界語的心得，以鞏固學習成果和提高運用能力。聊天之後，還用世界語唱些流行的進步歌曲，如《國際歌》、《大路歌》、《義勇軍進行曲》等。為廣泛聯繫世界語者，劉仁經常到東京的朝鮮人居住區去，與朝鮮世界語者頻繁接觸，曾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和監視，但未抓住他任何把柄。

這期間，劉仁與日本進步女作家、世界語者長谷川照子相識。1936年3月底的一天，在築地小劇場，劉仁與長谷川照子一道觀看了有世界語表演的話劇《拂曉》，兩人談得很投緣。長谷川照子，日本國山梨縣人，1912年出生。照子從小喜愛文學，且性格倔犟，1929年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為的是脱離家庭，獨立生活。在學校，照子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和活動，熱情地投身於世界語運動，並在這裏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使她擺脱了孤獨，逐漸活躍起來。他學習世界語進步很快，不久就能用世界語從事翻譯和寫作了。她閲讀了大的進步書籍，注意從高爾基、小林多喜二等無產階級作家的現實主義作品中汲取營養，這對她後來的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開始把追求個性解放與現實鬥爭結合起來，對日本當局發動的戰爭極為厭惡。由於她頻繁參加進步活動，因此被 署列入黑名單一度被逮捕，並被校方開除學籍。

同年底，照子赴東京，繼續從事世界語組織的進步活動，又參加了日本《世界語文學》的創刊工作。

紮實的文學修養，較高的世界語水平，火熱的戰鬥生活，使照子寫作才華得以充分施展，相繼發表了許多文章，用世界語創作的小説，如《春之狂》、《一對男女世界語者的獨自》、《六個月》等。她還把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節譯成世界語，並開始撰寫評介文章，如應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會刊《世界》之約，發表了《日本婦女之現狀》，還連續發表了《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現狀》、《日本無產階級文學處於何種狀態》兩篇文學評論。這幾篇評論文章，極有見地。

劉仁與長谷川照子從相識到成為夫妻和戰友，並非偶然。兩人都曾參加過進步活動，劉仁因參加抗日救亡而被東北大學開除，照子因參加世界語組織的進步活動和反戰活動而被奈良高師開除：兩人都酷愛文學和世界語這一超越民族和國界的語言。隨着交往的日益頻繁，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共同的經歷和語言，將這對異國青年男女緊密結合一起。1936年深秋，照子頂住來自家庭的壓力，毅然宣佈和劉仁結婚。

劉仁雖身在日本，卻十分關注國內形勢的發展。1936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正在醖釀全面侵華，中日之間的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國內抗日運動空前高漲。在這種形勢下，劉仁認為已無必要繼續留在日本，決定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當劉仁把這個想法告訴妻子時，照子不僅全力支持丈夫的愛國之舉，並表示追隨丈夫一起到中國，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於是兩人商定，劉仁先期回國，三個月後夫妻在上海相會。1937年1月，劉仁暫別妻子，躲過日本特務的監視，乘上一艘國際郵輪，回到了祖國上海。三個月後，照子變賣了多處積累的衣物和書籍，只帶上一架便攜式手提打字機，在劉仁的弟弟劉維坤的幫助下，灑淚告別親人，乘船秘密到達中國上海，與劉仁相會。

照子一踏上中國土地，就決心和丈夫共同戰鬥，同甘共苦，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事業奉獻一切，並正式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綠川英子。

可是，劉仁夫婦在上海，既沒有親屬可投，也沒有現成的工作去做，因此不得不過一段流浪者的生活，但這絲毫沒有消磨他們的革命意志和熱情。劉仁忽然想到世界語協會，於是他找到上海世界語協會的領導人、主編《世界》雜誌的葉簌士。劉仁早在平津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時，就曾與葉簌士有過通信交往。在葉的幫助下，劉仁在一家小出版社找到一份差事，收入微薄，綠川英子則與中國世界語者合作編印世界語會刊《中國怒吼》。劉仁結識了世界語者、詩人徐雉，熱情的徐雉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當即將自己的兩間屋子騰出一間讓劉仁夫婦居住，使劉仁夫婦總算有了安居之所。在上海期間，劉仁夫婦還參加了上海各界羣眾的集會遊行，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救國會“七君子”及聲援抗日的活動。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佔領上海。綠川英子親眼目睹了日軍在上海的暴行，她寫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 ，又給地上的平民灑上了汽油，他們-了道路，用機槍掃射那些逃命的市民。”由於上海己成孤島，劉仁夫婦已無法繼續在上海居住下去，在葉簌士的幫助下，他們從上海轉移到廣州。

1938年初，劉仁從《救亡日報》上得知丁克回到廣州，喜出望外。丁克在日本曾掩護過劉仁夫婦，後被警方拘捕達8個月之久。當丁克知道劉仁夫婦的尷尬處境後，便把劉仁夫婦安排到一座象樣的二層樓房裏，這是丁克從朋友那裏借來的。劉仁夫婦和丁克成了這別墅的主人，綠川英子給它取名為“綠色之屋。”

劉仁急於參加抗日工作，找到正在廣州的郭沫若，請求幫助他們到武漢參加火熱的抗日鬥爭。郭沫若剛從日本回國不久，當時還沒有明確職務，因此只能對他表示欽敬和同情。劉仁不甘心就這樣沉寂下去，於是他找到丁克商量，準備就地參加抗日鬥爭，這一想法立即得丁克的贊同。於是劉仁與丁克等人四處遊説，積極鼓動，後在夏衍等人的協助下，説服廣東軍政當局，很快成立了廣東國際協會，恢復了世界語組織，為方便開展工作，爭取到省方領導掛名，這不僅解決了合法地位，減少麻煩，而且有了經費來源。協會隸屬於廣東省政府，下設日語、英語、世界語三個科，劉仁和綠川英子都在世界語科工作，由於這個科集中了部分優秀人才，很快就打開了工作局面。劉仁夫婦與同事們積極創辦世界語特刊，編印抗日宣傳小冊子。

這時卻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綠川英子在上班途中被當局抓住，硬説她在聽到防空警報時用紅色手帕為敵機打信號，一定是日本奸細，不分青紅皂白，把她帶到 局，隨後被當局驅逐出境。綠川英子滿腔熱血蔘加中國人民的的抗日鬥爭，卻背上的莫須有的罪名，受到不應有的對待，這使劉仁和綠川英子感到無法理解。綠川無辜被驅逐，劉仁只好相伴隨行，流落香港。在香港，兩人舉目無親，囊空如洗，不得不在香港的棚屋裏度過了難忘的屈辱和苦悶的生活。

1938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第三廳，由郭沫若主持工作，安排了部分文化界進步人士。在郭沫若和葉簌士的幫助下，國民黨當局才允許綠川英子公開參加中國抗戰。同年6月，劉仁夫婦結束了4個月的-生活，到達國民政府大本營武漢。劉仁進第三廳從事資料工作，綠川英子進國際宣傳處對日宣傳科從事對日廣播。經過一年多的輾轉流離，劉仁和綠川英子才正式實現了抗日救國的願望。

綠川英子作為日本人能公開參加中國抗日戰爭，心情十分激動。7月2日19時，綠川來到播音室，開始正式播音：“日軍同胞們！當你們的槍口對準中國人的胸膛，當你們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個無辜的嬰兒，當你們手舉火把點燃一棟棟草房，當你們撲向可憐的少女……你們可曾想過，這是罪惡，是世界人民不可饒恕的滔天罪孽！”“別錯灑了你們的熱血，你們的敵人不在隔海的這裏。”她那圓潤、清暢的日語猶如一發發重磅 ，大大瓦解了日軍的士氣，也激怒了日本當局。待他們查清她就是當年反戰的長谷川照子時，日本報紙刊登她的照片，用大字標題罵她是“嬌聲賣國賊”、“赤色敗類。”

綠川英子不僅用播音宣傳抗戰，而且撰寫許多文章，謳歌抗戰的將士，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用自己的名義發出一封《日本朋友的慰問信》，首先向“拿自己的血肉來保衞中華民族的英雄們致誠摯的敬禮。”她又分析到：“日本軍隊不過是持較優良武器，可是這種武器趕不上你們的勇敢，更趕不上你們的團結，因為他們沒有正當的理由打仗，你們無情地頑強地打下去吧!我也在後方用一切方法來支持抗戰。”她在採訪一位當過游擊隊長的老大娘後，以“趙老太太會見記”為題，發表在《抗戰文藝》上，她寫道：“這位文盲的農婦，乃是從現實鬥爭中成長出來的最好的宣傳者、鼓動者、組織者……她是這個偉大的時代的偉大的母親。”第一廳舉行了一次紀念“七七”抗戰週年獻金活動，綠川英子也要做出自己的貢獻，她晚上回到家中，翻遍全部家當，卻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下班回家的劉仁得知後，勸她説如果沒有什麼就別獻了，綠川英子聽後很不高興，最後一狠心，摘下戒指和手錶，這是母親和妹妹送給她的珍貴紀念物，她讓劉仁幫助選擇，看捐獻哪一個，劉仁認為還是獻戒指好，因為他們工作生活不能沒有手錶。第二天，綠川英子便將戒指捐獻出去。

日軍佔領華北、華東後，開始向華中進犯。1938年10月，武漢陷落，劉仁夫婦隨第三廳於年底撤退到重慶，住在重慶市區大田灣。劉仁與綠川英子在重慶創辦了新的世界語宣傳刊物《中國報導》(半月刊)，向國內外發行，建立了世界語排字房，以保證刊物能及時排印和按期出版。

1939年5月初，日本飛機轟炸了重慶市區，第三廳搬遷到重慶鄉下賴家橋，劉仁夫婦同10位文化界人士聚居在一起。當時的上海條件十分艱苦，劉仁患有腎炎，面部和兩腳浮腫，但他仍然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

由於國民黨當局蓄意破壞團結抗戰，在第三廳安插了許多特務和頑固派分子，因此大部分工作人員隨同廳長郭沫若憤然辭職，退出第三廳。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當時兼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他找到國民黨當局，提出要把這些文化界人士接到延安去，蔣介石深怕這些人去延安為共產黨服務，於是同意在政治部下設文化工作委員會，由郭沫若、陽翰笙擔任正副主任。劉仁與綠川英子進入該委員會第三組，從事對敵宣傳工作，繼續世界語刊物《中國報導》併為研究日本政治、經濟、軍事的刊物《政情研究》撰稿。工作與生活得到了暫時的安定，劉仁的身體狀況逐漸好轉。

由於賴家橋原來的農舍光線較暗，不利於開展工作。劉仁看到這種情況，便主動和同事商議，由個人出錢，自行設計，在山坡上新蓋了一些茅草屋，十幾户人家聯結起來，居然也變成了一個小村莊，他們就將這個新建的村命名為“金剛村。”不久，劉仁和綠川英子的第一個孩子星星出世了，金剛村從此有了嬰兒的笑聲和啼哭聲，充滿了活躍的氣氛。

綠川英子在這一時期活動較多，創作頗豐。她應邀在“留日學生訓練班”上用日語講授“對日宣傳技術”課程，到日俘管理所作報告，很受歡迎。她用世界語翻譯了揭露日軍暴行的小説《活着的士兵》，由《中國報導》雜誌出版。綠川英子的抗日活動事蹟，贏得了中國人民的讚譽。1941年7月，在文化工作委員會為郭沫若歸國參加抗戰四週年舉行的-上，周恩來稱讚綠川英子：“日本帝國主義者罵人是‘嬌聲-賊，其實你是日本人民的好女兒，真正的愛國者。”綠川英子十分激動，表示願做中日兩國人民的忠實女兒。她以極大的熱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國抗戰，撰寫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和政論文章，進入她創作生涯的高峯期。同年10月，綠川英子作品集《暴風雨中的細語》由世界語刊物《中國報導》出版。劉仁為這部文體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血，他還親自為文體撰寫了題為《平凡的回憶錄》的前言，指出“儘管它是一個平凡婦女的平凡生活的回憶錄，但它卻是這個時代的縮影，是一個年輕的世界語者自內心發出的沸騰的正義的呼聲。這呼聲並不大，但難道你不能把它看作為人類正義的旗幟，是愛與恨的標記嗎?難道你不能從中見到那些侵略者嗜血成性的嘴臉嗎?”字裏行間，傾注了劉仁對自己妻子、更是戰友的作品出版的激動之情。

同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大壽，也是他從事文學創作二十五週年。在周恩來的倡議下，重慶各界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劉仁對郭沫若十分敬仰，也非常瞭解郭沫若的性格和為人，他和9位文化界人士別出心裁，製作了一支如椽巨筆，上面刻着“以清妖孽”四個大字，作為特殊禮物獻給郭沫若。郭沫若見了十分高興，和劉仁等人抬着這支巨筆合影留念。

1945年4月劉仁和綠川英子應邀到東北救亡總會工作。東北救亡總會是中國共產黨的 外圍組織，高崇民、閻寶航為其負責人。劉仁夫婦在該會機關刊物《反攻》半月刊部工作，劉仁任主編，綠川英子為。東北救亡總會和《反攻》雜誌除接受一些抗日進步人士的熱心資助外，沒有其他經濟來源，劉仁夫婦和部人員都是當義務。同年5月，綠川英子《在戰鬥的中國》等三部作品由重慶世界語函授學社出版。

1946年4月，國民黨軍隊佔領瀋陽，這期間劉仁夫婦的女兒曉蘭出世了。為了方便工作，劉仁以美國新聞處《和平日報》記者身份出現，綠川英子則以世界語協會《解放婦女》雜誌的身份隨劉仁來沈工作。他們以合法身份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瀋陽從事社會調查活動。劉仁聽説老同學陳彥之擔任國民黨瀋陽市教育局長，便與金沛霖找到陳彥之，説明他們是受高崇民指示回東北開展工作，請陳為金沛霖找份工作以作掩護，陳將金安排到一所中學當老教師。由於工作帶有隱蔽性質，劉仁夫婦在瀋陽多次變換居住地點。

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劉仁夫婦於1946年11月經化裝離開瀋陽，前往解放區，一路上衝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到達哈爾濱。由於東北戰場形勢急劇惡化，國民黨軍隊正向哈爾濱大舉進犯。劉仁夫婦又隨我東北黨政機關轉移到佳木斯。11月下旬，佳木斯各界舉行大會，熱烈歡迎劉仁、綠川英子及其他來佳木斯工作的幹部。綠川英子應邀在大會上發表演講，她憤怒地譴責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揭露蔣管區的黑暗統治，表示要繼續努力，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力量。劉仁親自為綠川演講擔任翻譯，演講博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

劉仁夫婦開始被安排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後方留守處工作。1947年1月7日，東北行政委員會任命劉仁和綠川英子為東北社會調查研究所研究員，其待遇與政委會各委員相同。他們還被東北大學和一些社會團體邀請前去講學報告，並受東北行政委員會陳先舟之託，對東北大學青年知識分子思想狀況作過研究。在為東北大學做的報告中，綠川英子飽含着革命熱情，期望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拿起筆來，謳歌光明，鞭撻黑暗，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受到學員們的熱烈歡迎。這期間，劉仁還撰寫了《在蔣介石統治下的瀋陽》一文，刊載於《東北文化》雜誌1947年1月號上，該文記述了他與綠川英子滯留瀋陽期間的所見所聞，對國民黨接收瀋陽後的腐敗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回到大後方，結束了輾轉流離之苦，投身到火熱的鬥爭生活，更激起了綠川的創作熱情。劉仁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熱情鼓勵她把《在戰鬥的中國》第二部和第三部寫完。綠川有丈夫的全力支持，特別高興，更加堅定了創作的信心。她克服了生活清苦和高度近視等困難，開始伏案疾書，撰寫她的回憶錄續篇。

正當劉仁夫婦滿懷政治熱情投身到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時候，綠川英子因到醫院做人工流產手術感染，不幸於1947年1月10日逝世，年僅35歲。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劉仁悲痛不已，他在愛妻靈前，淚如泉湧。劉仁由於長期工作積勞成疾，綠川的逝世又使他陷入極度的悲痛之中，導致舊病復發，經搶救無效，於同年4月22日在佳木期逝世，年僅38歲。

東北行政委員會為劉仁和綠川英子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追認倆人為革命烈士。1980年，中日合拍了反映綠川英子和劉仁生平業績的電視劇《望鄉之星》，相繼在中日兩國同時播映。1983年，經中共中央-批准，佳木斯人民政府為劉仁和綠川英子重新修建了合冢墓陵園，並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