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之至

劉之至，字映軒，別號士英，曾用名志治、智志，1901年2月26日出生於湖北省黃梅縣東山五祖鎮劉嶽村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劉玉庭務農為本，劉之至兄弟六人，他居長。青少年時期，他先從本地著名塾師石五爹讀了幾年私塾，後來在縣城八角亭高等小學、乙種工業學校唸書，後又考入湖北省政法學校深造。

劉之至生在窮鄉僻壤的東山，在學生時代，思想比較開放，積極要求進步，廣交朋友，常與進步青年往來。他認定家鄉——東山社會有改造的必要，覺得自己責任重大，遂與鄧雅聲等組織農村進步青年，成立東山青年學會（１９２４年少年黃梅學會成立，東山青年學會成員集體加入，它便成為少年黃梅學會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團體的能力與社會的需要，藉文字宣傳與口頭鼓動的力量，傳播新知識、新文化，從事組織促進團結、革弊、興利、除害，辦平民夜校，舉行講演會，聲援本地的農民向地主作抗租的鬥爭，參與縣城學生大鬧教育基金會和怒打官紳張濟川的活動……

1925年初，劉之至與本縣一批進步青年在張獲百（中共黃梅黨團組織主要成員之一）率領下奔赴廣州，報考黃埔軍官學校第三期，被編入步兵科學習。

劉之至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參加了由中共黃埔特別支部倡議組織，以共產黨員蔣先雲、王一飛、周逸羣、李之龍、李勞工、陳賡等為骨幹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以反對三大政策為宗旨的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就在這時，劉之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初，劉之至軍校畢業，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即葉挺獨立團）步兵營任排長。這年５月２０日，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前鋒部隊進入湖南。８月，劉之至在攻佔通往武漢的要衝汀泗橋、賀勝橋的戰鬥中，屢立戰功，被晉升為連長。北伐軍攻克武漢三鎮之後，劉之至先後任漢川縣公安局長、漢口市保安大隊長、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第三營營長等職。在收回英租界時，他指揮軍民，極盡心力。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政變，寧漢合流，蔣介石、汪精衞叛變革命。劉之至痛心疾首，義憤填膺，毅然決然跟隨葉挺、賀龍部隊前往南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

南昌起義部隊撤出南昌，揮師南下，進軍到廣東潮汕地區時，遭到優勢敵人的圍攻，造成了起義軍主力失敗。劉之至在朱德、陳毅等率領下，經過閩、贛、粵邊境，轉入湘南堅持鬥爭。

1928年1月，劉之至隨朱德、陳毅進入湘南地區以後，在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陳毅的領導下，在湖南省宜章縣共產黨組織的幫助下，舉行了年關起義，即歷史上的湘南起義，智取了宜章縣城，解除了敵團防的武裝。接着，上級將南昌起義部隊餘部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朱德任師長，陳毅為黨代表，並從部隊中派遣部分骨幹協助湘南特委在宜章、郴縣、永興、耒陽、資興等縣農村，發動了農民暴動，建立各縣、區、鄉的工農政權，劉之至被派到郴縣（今郴州）。起義的農軍，相繼發展為工農革命軍第三師、第四師、第七師。劉之至在組織湘南起義過程中，充分顯示出他的軍事才華，被任命為工農革命軍第七師參謀長（師長鄧允庭，黨代表蔡協民）。

1928年4月24日前後，第七師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到井岡山寧岡礱市，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會師，編入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取消了原番號。此時，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下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師共三個師，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團共九個團。１９２８年５月，劉之至調任第十師三十團團長。

1928年6月23日，龍源口大捷，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簡稱“紅軍”）第四軍，劉之至調任二十九團參謀長。

是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日益擴展，革命武裝力量不斷壯大，進入全盛時期。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大批軍事幹部；另一個原因，當時部隊裏有些人有流寇思想。這些人有的是從舊軍隊過來的，有的是參加過暴動的農民，“山麻雀離不開屋檐下”，回家思想嚴重，對於建立革命根據地還缺乏充分的認識，需要從政治方面加強教育，改造從舊軍隊和小生產者帶過來的不良習氣，建立一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軍。有鑑於此，１９２８年８月，紅四軍軍委決定在茨坪開辦一個軍官教導隊（１９２８年５月組成，不久撤銷）訓練連排級以上幹部，劉之至兼任紅四軍軍官教導隊教練官、湘贛邊界黨團訓練班教練。

劉之至在兼任教練期間，言傳身教，事事以身作則，處處起表率作用，嚴格要求，勤操苦練，使參加學習的學員很快地掌握一般軍事知識。教導隊學員在大小五井扼守哨口，他與學員一道，挖壕溝，運樹木，削竹釘，修築哨口的工事，做到教學一致，學用結合。他還經常組織學員討論戰略戰術等問題，向學員響亮地提出了“每個學員爭做‘張飛加諸葛亮式’的戰士”的口號，教育學員學會以“盤旋式的大圈子”政策，想辦法消滅敵人，多打勝仗……

1929年1月初，中共紅四軍前委在寧岡縣柏路村召開聯席會議，傳達和討論黨的六大決議，着重研究了第三次反“會剿”的方針和部署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決定由紅四軍第三十團和袁文才、王佐的第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

1929年1月中旬，留守井岡山部隊改編為紅五軍第一、二縱隊，彭德懷任軍長，滕代遠任黨代表。為了加強對紅五軍的領導，前委從紅四軍裏抽調一批骨幹充實紅五軍，調劉之至到紅五軍任參謀長。調動前，紅四軍軍委領導人毛澤東、朱德找劉之至談話，徵求意見，劉之至只是説：“我從入黨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給了黨。我是黨的人，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裏需要，就往哪裏搬，一切聽從黨的安排。”

劉之至到紅五軍後，協助彭德懷留守井岡山，堅持鬥爭，首先與彭德懷、滕代遠一道，做好戰士們的思想工作，教育大家顧全大局，使部隊很快地安定下來。

1929年1月28日，敵以１９個團的兵力，分三路向井岡山進逼，將井岡山鐵桶式包圍。我軍只千餘人，與敵激戰七天之久。在激戰中，劉之至協助彭德懷指揮部隊集中力量作盤旋式遊擊，與羣眾同甘苦，同生死，渡過難關。他向軍長彭德懷建議：敵人兵較少，我們就打；敵人兵較多，我們就避免。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寡難敵眾，最好採取自動引退的戰略戰術。軍委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採納了劉之至的建議，於是決定紅五軍取道贛南，與紅四軍會合；原紅四軍王佐部，則埋伏在井岡山附近。

王佐部和羣眾轉戰深山老林，開展游擊戰爭。彭德懷、滕代遠率紅五軍從荊竹山附近突圍，擊退敵人追擊、堵擊，突出重圍，經遂川入上猶、崇義、大餘、信豐、南康、贛縣等地追趕紅四軍，在異常艱苦情況下，沿途還打了不少勝仗。敵人所謂“三省會剿”，實際只是到井岡山遊了一次，他們對我成千上萬的赤色羣眾“莫可如何”，只好撤退，湘贛邊界區域仍然在赤色羣眾的掌握中。

１９２９年３月，紅五軍轉戰贛南，與紅四軍會合于于都。５月，根據前委擴大會議決定，紅五軍率部回到井岡山，與中共湘贛邊區特委領導邊區軍民恢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紅五軍回到井岡山後，在泰和、安福、永新、蓮花一帶打游擊，很快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恢復起來了，縣委等組織也都得到了恢復。這些組織恢復後，湘贛邊特委與紅五軍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奪取安福縣城問題。會上，劉之至與彭德懷持反對意見。劉之至説：“即使奪取安福縣城，也不容易鞏固。如果攻而不克，反而增加了困難。”但絕大多數人同意奪取安福縣城，劉之至只好服從。

7月的天氣，時雨時晴。紅五軍第五縱隊從永新出發，經過蓮花和安福交界的迎賓橋，計劃在迎賓橋宿營。不料，敵人的工兵營和“靖衞團”一部也到了迎賓橋，雙方遭遇就打了起來。為了搶佔迎賓橋後面的山頭，紅五軍第五縱隊的戰士們勇猛頑強，搶先一步，激戰三小時，把敵人打垮了，擊斃敵營長一人，俘虜多人。這次遭遇戰，我軍勝了，但付出的代價太大，第六縱隊司令員賀國中在這次戰鬥中犧牲了。全軍將士化悲痛為力量，掩埋好賀國中烈士遺體後，乘勝追擊敵人。

迎賓橋距離安福縣城有３０多華里，我軍一直把敵兵追到安福縣城。敵兵逃進城以後，緊閉城門不出。當時，部隊乘勝追擊，本想把安福縣城一舉攻下，無奈安福縣城城牆高大而又十分堅固，敵軍死守不退。紅軍把煤油澆在棉絮上想燒開城門，扎雲梯想爬上城去，結果還是攻打不下來。這時，大雨傾盆，護城河頓時灌滿了水，對我軍攻城極為不利，於是軍長彭德懷決定沿來路撤退，全部開往寧岡。

我軍在開往寧岡途中，不料蓮花敵第七十團正向安福開來，在離迎賓橋幾里路的地方遇上了，結果又打了一次遭遇戰。這一仗打得更激烈，敵兵排山倒海，四面撲來，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紅軍指戰員英勇奮擊，重創敵軍後，從南面突圍而出。不幸的是，就在這次遭遇戰中，劉之至陣亡。

劉之至犧牲後，由彭德懷親自主祭，將烈士遺體安葬在楊溪壩。 ^[1]